甲午战争-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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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备归装！”这封电报没有明言立即撤兵，但谁读了都会想到是要撤兵。　　　

　　李鸿章给牙山的叶志超提督发出这封电报的同时，东京的驻日公使汪凤藻的一封电报发到了天津。　　　

　　“伊藤博文首相表明，在平定民乱以后两国共同撤兵，但言外之意含混不清，似有驻留军队、协商善后措施之意。”　　　

　　又是一个“言外”，把李鸿章的乐观情绪给动摇了。好像不完全撤兵，而且，是被视为最稳健的伊藤隐约透露出来的！莫非也是为了防备政敌攻击，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李鸿章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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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山雨欲来（11）　　　　　　　　　

　　然而，现实情况并不是按照他的主观臆断来发展的。　　　

　　6月14日的阁僚会议上，李鸿章寄以希望的伊藤博文提议：“朝鲜内乱应由日、清两国军队共同合作，迅速剿平。乱民平定后，应由日、清两国向朝鲜派出委员，进行内政改革。”　　　

　　他高唱镇压内乱，却只字未提撤兵之事。　　　

　　汪凤藻算不上一个很有能力的外交官，但他却能感觉并把握伊藤首相的“言外”之意。　　　

　　陆奥外相经过一整天的深思熟虑，断定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向“机动多变”的时期。他估计，对于日本的提案，清政府十之八九不会同意。于是，在第二天的阁僚会议上，他表示原则上同意伊藤提案，但提出两项补充：　　　

　　“一、同清政府进行谈判，不管其是否同意，不看其结果如何，我国派往朝鲜的军队决不能撤回。　　　

　　二、如果清政府不赞同我国的提案，帝国政府应以自身力量担当促使朝鲜政府进行改革之任。”　　　

　　经首相上奏，获得批准。　　　

　　这件事陆奥曾大吹大擂，认为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为什么估计清政府不会赞成共同改革呢？因为陆奥确信，清政府对朝鲜肯定要坚持宗主权，只能由它来改革朝鲜，指挥朝鲜。　　　

　　清政府有这种想法是很明显的。因为认可了同日本共同去改革，不啻否认了对朝鲜的宗主权。《蹇蹇录》中写的是“十之八九”，实际上，陆奥肯定是认为清廷百分之百的不会同意。　　　

　　日本的报界也不断地煽动强硬论调，甚至挖苦说：“大概不是为了搞一次阅兵式，才派兵去朝鲜的吧！”　　　

　　陆奥外相把这次内阁会议的决定照会给中国公使汪凤藻，是在6月17日。汪公使立刻电告天津：“日志（日本的意志）留兵，在于协议善后。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应厚集兵力，隐伐其谋。”　　　

　　汪公使建议：事已至此，应集结兵力，以备日本。然而，李鸿章不认为这是上策。　　　

　　次日，袁世凯也给李鸿章发来长文电报，提出：倘若日本无撤兵之意，中国也应增兵。“日本知道今年我国有慈圣（西太后）之庆典，以为我国必然忍让。如果看出我方准备大举，或可易于结束。请先调水师速来，严加防备，然后陆续派来陆军，以为后备。与此同时，请各国驻我国公使从中斡旋，或可不致立即决裂。”　　　

　　袁世凯当然很清楚李鸿章不愿开战，所以说服他一边增兵，派遣海军，一边在各国外交官中活动，多做些工作，这样才可能避免战争。　　　

　　这期间，日军不断在仁川登陆。大鸟公使的呈文在6月15日送到内阁会议上，内容是“让四千名士兵侵入汉城的理由难以找到，日本政府的这种措施只能有损于外交关系，若政府为实现出兵之素志，具有应付一切后果之决心，则不必顾及”。　　　

　　陆奥复电说：“我军驻留汉城乃最高目的，不惜采取任何借口。”　　　

　　日本在朝鲜的负责人软弱，而本国政府的首脑极强硬。中国正相反，在朝鲜的袁世凯不断催促派兵，而天津的李鸿章是尽量回避。　　　

　　就斗争意志来说，双方的中枢部门从一开始就有很大差别。　　　

　　袁世凯督促驻在牙山的叶志超提督做出进入汉城的姿态。他认为：“日本人跳梁之意图，在于防我。我若一振，则日本必自衰。”　　　

　　“倒不必立即进驻。先散布我军进驻的谣言，等对方行动后再动，岂不是更好？”　　　

　　袁世凯似乎有点等得不耐烦了，但叶提督认为这事非同一般，自己难以决断，便向李鸿章请示。　　　

　　“超以为事先虚张声势，于事无益，反招致日本增兵。目前日本在汉城、仁川两地，严密战备，应如何处置？”　　　

　　对此，李鸿章训示：“移防汉城和仁川，易引起摩擦，不如移防马山浦，彼地距仁川和汉城较近。事先劝说朝鲜王要镇静自若，万一有事，可在马山浦给予保护。将电告丁汝昌提督，率水师开赴马山浦，汝等要通力合作。”　　　

　　李鸿章当然在积极做各国工作。这时，驻日公使汪凤藻报来了日本政府提案的详细内容。共有五条，写得头头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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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山雨欲来（12）　　　　　　　　　

　　第一条　　　

　　一、政府六曹（行政机关）各尽其职，革除擅自专权之旧制，内府不得参与国政。　　　

　　二、由重臣掌管外交。　　　

　　三、政令去烦从简。　　　

　　四、整理合并地方各邑。　　　

　　五、淘汰冗员。　　　

　　六、破格录用人才。　　　

　　七、禁止捐官。　　　

　　八、增加官吏俸禄。　　　

　　九、禁止官吏受贿。　　　

　　十、停止官吏私营。　　　

　　第二条　　　

　　一、计算收支，明定制度。　　　

　　二、公开会计。　　　

　　三、制订币制。　　　

　　四、丈量地亩，明订租税。　　　

　　五、减除冗费，增加正用。　　　

　　六、敷设铁道、电信。　　　

　　七、税司由朝鲜政府亲自掌管，拒绝他国干预。　　　

　　第三条　　　

　　一、制订详明之法律。　　　

　　二、裁判公正。　　　

　　第四条　　　

　　一、兵管宜作养。　　　

　　二、旧兵概予裁撤，量力重新练兵。　　　

　　三、各地设巡警。　　　

　　第五条　　　

　　一、各邑分设小学。　　　

　　二、渐次设中学。　　　

　　三、派遣海外留学生。　　　

　　内容无可挑剔，如能照样实施，对于朝鲜来说，实在是值得庆贺的。问题在于要中、日两国共同参与。有关朝鲜问题，清廷是不能与日本站在对等的立场上的。清政府坚持着宗主、藩属关系，而日本却否定这种关系的存在。所以，这五条的共同提案，内容如何是次要的，只不过把该列入的全列进去了而已。　　　

　　就日本来说，提案是有意义的。内容姑且不论，对提案的反应如何也压根儿没当回事，目的只有一个——“使大军停留在朝鲜的借口”，别无他求。　　　

　　汪公使在接受提案、同意向本国转达时，甚至说：“不管怎样，我认为撤兵是先决条件。”提了一个问题以外的意见。　　　

　　汪公使接到本国指示，正式答复日本，是在6月21日。　　　

　　清政府列举三项不同意的理由：　　　

　　一、朝鲜的内乱业已平定，清军已无必要代替朝鲜政府讨伐乱军，中、日两国所要协力镇压的对象已不复存在。　　　

　　二、改革方案完美无缺，但朝鲜的改革应由朝鲜自己去从事。连宗主国的中国也不干涉其内政，何况日本不是一直认为朝鲜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吗？就更无权干涉其内政了。　　　

　　三、事变平定后各自撤回本国军队，是《天津条约》所规定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陆奥宗光接到这个答复后自言自语：　　　

　　“痴心妄想！”　　　

　　为什么是痴心妄想呢？　　　

　　清廷的正式复文，正如陆奥所预料的，把李鸿章的意见和理论全如实地反映出来，条理整然。这条理整然之处，正是陆奥认为李鸿章痴心妄想之处。　　　

　　日本政府，起码当事人陆奥外相和参谋次长川上两人，是下定了决心的。对于这种决心，以为可以用条理整然的论战来攻破，不是痴心妄想又是什么？　　　

　　陆奥要驳斥清政府，这三条回答，无懈可击，要驳倒它，必须使用更尖刻的论法。　　　

　　第一条朝鲜内乱业已平定的事实，首先要否定。　　　

　　“从表面现象观之，朝鲜国内不无恢复静谧之状……”　　　

　　陆奥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种现象，朝鲜已经平安无事了，但是，他一口咬定这是表面现象。朝鲜是否真的恢复了和平，两国政府在见解上有差别，日本政府并不认为内乱已经平定。　　　

　　“朝鲜之内乱，不除去根本之祸因，绝无安堵可言……如今满足于一时之和平假象，并不能断定将来之形势已无危殆……”　　　

　　“我国与朝鲜海水之隔，一苇可航，疆土极为接近。彼我交易之重要，自不待言，日本帝国在朝鲜国之利害关系，亦甚重大。因之，对于该国今日发生之惨事，袖手旁观，不施以匡救之策，则不但有悖于邻邦之谊，亦有损于我国自卫之道，终不免为他国耻笑。日本政府理应负起谋求朝鲜国安宁静谧之任，不可再有丝毫迟疑……”　　　

　　草稿由秘书拟就，陆奥又慎重修改。在收尾处，他提笔加上数语：　　　

　　“本大臣披肝沥胆，开诚相见，极尽衷诚之意。即或贵国政府另持所见，帝国政府亦不能撤回现驻朝鲜之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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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山雨欲来（13）　　　　　　　　　

　　陆奥本意：这就是日本政府对清政府的“第一次绝交书”。　　　

　　这篇绝交书中包含着过多的诡辩。为了使驻兵合法化，这时候只有玩弄诡辩和激昂慷慨了。　　　

　　汪公使把正式复文送给陆奥外相那天，参谋本部接到神尾少佐从天津发来的急电：清政府往朝鲜增派军队五千人。　　　

　　其实，这是谎报军情。　　　

　　次日，22日，神尾少佐电告：“李鸿章命令卫汝贵、吴育仁诸将，准备出兵，并向北洋海军发布戒严令。”　　　

　　这也不过是流言飞语。　　　

　　神尾少佐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现在已无从判定。　　　

　　不过，说陆奥宗光不知道这是误报，因而以此为判断局势的一种依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深知中日间外交关系底细的陆奥外相，岂能不清楚清政府的避战态度？何况对于神尾少佐的电报也应该对照事实，略加折扣，才能作为参考。当然，也可能是参谋本部的阴谋诡计。　　　

　　陆奥内心里对神尾的情报肯定是不相信的，只是为了开战，必须多多积累形势紧迫的情报。　　　

　　清政府从理论方面把日本逼入困境的前提是，“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而日本则反驳说：“不，那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祸根还远远没有挖出。”两国站在不同的“前提”下，一方主张撤兵，一方主张继续驻扎。　　　

　　神尾少佐的情报给御前会议的空气以强烈的影响，这正是陆奥所希望的。御前会议上决定放弃日中提携的方针，由日本单方面以武力为背景，进行朝鲜改革。　　　

　　6月22日，日本外交部的加藤增雄书记官被派往朝鲜，带去一封绝密训令——“按今日之形势，衅端已开，交战在所难免。因之，只要曲不在我，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制造开战借口。”　　　

　　附带要求是要使我方不负挑起战端之责。总之，即使勉强为之，也要促成开战。　　　

　　日本政府的意图传达给朝鲜的大鸟公使。23日，公使催促大岛少将所指挥的混成旅团开进汉城。24日，在仁川待机的旅团主力向汉城开拔。　　　

　　军号声嘈嘈，太阳旗猎猎，昔日被视为软弱派的大鸟公使也转变为坚定派了。　　　

　　英俄介入　　　

　　甲申政变之后，日本的竹添公使曾感慨万千地说：“吃了袁世凯的亏。”而甲午事件（东学之乱后紧接着的中日战争），吃亏的是袁世凯。也许用“受蒙蔽”来形容他更确切些。　　　

　　日本政府并不是有意要蒙蔽清政府的当事者，只是采取了两面手法：陆奥外相强硬，大鸟公使软弱。　　　

　　这倒不是特意分担角色，故意用两面手法迷惑对方，而是自然形成的，具有很强的蒙蔽力。　　　

　　加藤增雄书记官带着绝密训令到达仁川，是6月27日。　　　

　　加藤22日出发，23日在下关又接到一份追加训令。　　　

　　日本的混成旅团主力进驻汉城，闵泳骏立即来会晤袁世凯。　　　

　　“日本要干涉朝鲜的政治。”闵泳骏把话停住，两眼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