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评水浒-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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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宣扬的是“善杀人者即英雄”的观点，反对“忍”，鼓吹“反”。因此这是一部“民族励志的书”；呼唤的是“强悍”。这在北宋末年这样一个民族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应该说动机是积极的，但是他没有号召人民起来抗辽、抗金，却在辽兵、金兵大举入侵的年月，消耗国家财力，牵制国家兵力。因此，宋江一伙儿，在当时并没有起过什么好的作用，更不是农民起义。在今天来说，《水浒传》既有他积极的一面，也有他消极的一面。质言之，这种颠倒黑白、歌颂恶人的小说，已经不适合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阅读。不然，会有负面影响，甚至人为地制造一些少年犯。因此，今天出版《水浒传》，必须加上说明、评论和注释，从而最低限度地消灭这种负面影响。
八、《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1）
有一段时间，某些以“革命派”自居的“无产阶级文学评论家”们，运用“阶级斗争”的学说，简单草率地把“水浒英雄”们划到了“农民起义”的范畴中去，一方面在“水浒英雄”们的头上戴上了“革命”的桂冠，一方面又谴责宋江等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错误立场。典型的例子，就是1975年8月23日，署名梁效、实际上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文痞姚文元的授意下写的评《水浒》文章：《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今天看来，这也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误导。
清华、北大两校（梁效）的这篇文章，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成的。毛泽东对《水浒》，其实早就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前后意见并不一样。早期称赞宋江一伙儿是“革命派”，晚年则谴责宋江是“投降派”。毛泽东曾经说：“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那时的梁山虽然没有产生马列主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符合马列主义的。”（见喜民著《魂系中南海》第92页，着重号是吴越所加。）可见他不但认为《水浒》中的人物都是“英雄”的形象，而且高抬到了“符合马列主义”的程度。后来宋之的根据《水浒传》改编的《三打祝家庄》在延安演出，毛泽东看后还说宋江的部署符合辩证法。但是到了“文革”期间，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像晁盖一样被宋江所“架空”，于是他在杭州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投降主义的典型”的论断，从而部分修正了他自己以前的看法。
如果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衡量一下水浒一百单八将的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究竟哪几个是真正的“农民”呢？除了解珍、解宝是安份守己的猎户、阮氏三雄是地地道道但也并不太安份的渔民之外，其余的人物，大都是军官、地主、吏役、商人（包括店主）、恶霸、土匪、游民。就是被认为“革命性”最强的李逵，虽然出身农村，但是打死人之后逃亡在外，当了狱卒，已经不是善良淳朴的农民，而是一个强索硬要的无赖、不分青红皂白只知道“抡起板斧排头价砍去”的杀人魔王兼浑人了。这里面还有像卢俊义这种根本不想造反而是被吴用设计陷害、搞得他家破人亡、走投无路“逼”得他不得不“上山”的“被裹胁者”——实际上是被迫害者。因此，尽管林冲和卢俊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是这两个“逼”，在本质上绝对不同：一个是被“官”所逼；一个是被“匪”所逼。“梁山好汉”中被“匪”所逼的人物颇多：徐宁、萧让、金大坚等等，莫不是因为“山寨的需要”而强迫他们当强盗的。他们的生活原本即便不是很好，至少还过得下去，完全没有必要去造反。当强盗以后，生活不是变好了，而是变糟了。特别是卢俊义，简直让宋江、吴用给害惨了。
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其成员的出身、成分，大都很复杂。要求农民军中个个都是农民，就好像要求“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个个都是工人一样不现实。评价一个人、一个集团是积极的、进步的，还是消极的、反动的，要看他或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所起的作用。历史地看待、分析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菁华。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绝不能离开“当时历史”这个大环境、大前提。一切以今天的观点去要求古人、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去衡量农民起义军的做法，固然是错误的，把一切造反者都冠以“革命派”，同样是错误的，甚至会导致笑话。因此，我才提出“抢劫≠造反≠起义≠革命”这样一个认识公式。
质言之，农民起义由于历史及阶级本身的认识局限性，起义也就是造反的目的，无非是“打倒旧皇朝，建立新皇朝”，因此“彻底的革命性”根本就不存在，成功的可能也极小。偶然的成功，造反者成为新的统治者，最后必然会发生质的变化：像朱元璋那样，从农民利益的代表变成了封建主利益的代表，不再关心农民的疾苦和利益了。甚至像李自成进北京、洪秀全进南京那样，其所作所为，比前朝的皇帝更坏更恶，老百姓的生活，也比前朝更艰难更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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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2）
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去看历代的造反者，只要他敢反抗，不论他反的是贪官还是皇帝，就应该承认他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尽管这种积极性很不彻底，而且还有量和质的不同，但这正是历史的必然。
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贪官总是被老百姓痛恨并咒骂的。尽管清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王朝的统治，但是我们总不能说清官比贪官更坏。就是在今天，老百姓也还是痛恨贪官，拥护清官，喜欢看描写清官的小说和电视剧。因此，从任何一个角度说，反贪官，总比不反好。——“文革”期间，以文痞姚文元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们批判《海瑞罢官》，强词夺理地说：“贪官多了能够促使平民起义，清官多了只能维持封建统治，因此清官比贪官更坏。‘这简直是“混帐逻辑”！这些“无产阶级文史学家”居然会持有这种弱智的错误论点，原因是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社会发展史，不懂得社会的发展不是靠农民起义来“促成”，而是靠生产力的提高来发展的。贪官多了促使农民起义的结果，无非是换一个人做皇帝，所继续的，还是封建统治；而“农民起义”所带给老百姓的痛苦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却是无法弥补的。
同样道理，对待欺凌和压迫，只要敢于反抗，就是好样儿的。这里面不存在阶级观点。我们不能说：农民反抗地主剥削是积极行动，工人反抗资本家压榨是积极行动，都属于“革命”范畴；而小地主反抗大地主、小资本家反抗大资本家、小官吏反抗大官吏或封建皇帝的欺压，就不是积极行动，就只能算是“狗咬狗”。这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争斗绝对不能同日而语。只要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部分水浒人物的抗争和反贪官，尽管他们不一定就是农民起义，但就其积极性来说，也应该得到肯定或部分肯定。
正因为以宋江为首的部分水浒人物“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皇帝还抱有希望和幻想，因此才会导致后来的受招安，导致后来的全军覆没。《水浒传》的作者没有无限拔高这些人物，而是按照历史的客观规律如实地描写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应该认为这样的写法是现实的、成功的；是在暗示造反必须彻底，不能半途而废。反之，如果人人都像李逵那样大喊“反进京城去，夺了鸟（音diǎo）位，让晁盖哥哥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做小宋皇帝”，不但不符合这批人的思想境界，退一步说，即便他们真的造反成功，也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多制造一个封建皇朝、多增加一代封建皇帝罢了。——还是那句话：让李逵去当太尉，不见得会比高俅强多少。
只有运用这样的观点来读《水浒传》，才不会把这些水浒人物无限拔高或无限贬低；才能够正确地揭示中国封建社会中各路起义军的发生、发展及其失败过程的真实本质和社会意义。
我们说：《水浒传》出版几百年来，存在着误读、误解、误导，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作者施耐庵就有故意误导的动机：他口口声声把善杀人者作为“英雄”来歌颂，把假仁假义的宋江吹嘘为“义士”；其次才是没有读懂马列主义却以“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自居的文痞们，出于他们不可告人的动机和目的，再一次进行故意的误导。因此，我们要大声疾呼：给《水浒传》拨乱反正，还《水浒传》以本来面目，是时候了。
前面已经说过：从本质上说，农民起义是不存在真正的“胜利”的。何况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次农民起义的领导权根本就没掌握在农民的手里，而是掌握在“游民”甚至地主、官僚的手里。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能不简单地说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史。
学过《社会发展史》的人都知道：社会制度的发展，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变，社会制度就不可能改变。多次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你不想让社会发展固然不行，你想让社会尽快发展也不可能。
八、《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3）
原始部落社会，人们聚族而居，生产力十分低下，没有个人财产，过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生活。由于部落战争的失败，一部分人从战俘沦落为奴隶，社会生产开始发展农业劳动，于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剥削和压迫，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两个敌对的阶级。由于奴隶对自身地位、待遇的不满，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出现怠工、破坏甚至武力反抗，于是人类历史中出现了“阶级斗争”。但是奴隶的反抗因为力量的悬殊及认识的局限（不知道打倒奴隶主之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所以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胜利（即便成功，也是换了一个人来当奴隶主，敌对的阶级并没有消灭或变化）。只有在生产力逐渐提高的前提下，开明的奴隶主在不断发生的奴隶反抗下，逐渐认识到：如果给予农奴更多的自由，不但可以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自己也可以更加富足。于是一部分开明奴隶主迫于形势，同时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率先解放农奴，让他们成为佃农：除了交出一定数量的地租之外，剩余部分，全部归佃农所有。——生产关系的改变，导致生产力有所提高，使奴隶制社会发展到封建制社会。
因此，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绝不是被压迫的奴隶们“武装革命”的结果，而恰恰是开明的奴隶主进行“改良”的结果。——从效果看，革命派失败了，改良派成功了。
这里顺便还要说明一下：斯大林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郭沫若等人秉承斯大林的见解，全盘继承过来。但是具体到中国，到底是哪朝哪代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呢，历史学家却众说纷纭，争论了许久，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除去国内外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观点暂且不提，单是近现代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家，结论就颇不相同：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人为代表的主张“西周进入封建社会”；以李亚农、唐兰为代表的，主张“春秋进入封建社会”；以郭沫若、杨宽、吴大琨等人为代表的，主张“战国进入封建社会”；以白寿彝、金景芳等人为代表的，主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入封建社会”；除此之外，还有以侯外庐为代表的“西汉进入封建社会说”、以周谷城为代表的“东汉进入封建社会说”、以尚钺和何滋全为代表的“魏晋进入封建社会说”。甚至有人根据《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认为夏商周“三代”农业劳动者都是交十一租的、相对自由的农奴，不是被镣铐锁着强迫劳动的奴隶。因此说中国的原始社会瓦解以后，中国人就“跳级”直接进入封建社会了——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中居然没有奴隶社会。
我是个当兵出身的“草根”作家，没有上过“正规大学”，更不是学历史的，没有研究，当然没有发言权，也就没有自己的“学术观点”。但是根据个人对社会实质的粗浅认识，从“封”和“建”这两个字的本义着眼，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似乎应该开始于周朝建立后的“分‘封’天下，‘建’立诸侯国”，而结束于秦始皇的废除封建制，建立以皇权为中心的郡县制。换言之，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有点儿近似于“联邦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