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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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较量（2）
尽管周总理虚弱得路都走不稳，可他依旧保持着过去的一贯作风。飞机着陆后在卫士的搀扶下，摇摇晃晃地挪到了前舱，当他一眼望见机长位置上坐的汪云是女同志时，非常高兴： “嗬！机长是女同胞呀。你飞得不错，很好！我下回出去还坐你的飞机。行不行？” 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悲伤，汪云说话时有些哽咽和语无伦次： “总理！我们都非常非常愿意为您飞专机。我们太荣幸了！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机会……” “谢谢你。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高邮人。” “那我们还是同乡哪。” “……” 可惜，周总理这次航行成为他的告别之行，从此以后，他没有再使用他所喜爱的“速度快，可以节约时间”的现代化交通工具。 1976年乃至在此之前的一些年，绝不是我们党创造辉煌历史的年代。周恩来总理也许是带了很多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但也许他去世前的沉默正是他内心世界的表白，因为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总会是要付出代价的，只不过所付的方式不同罢了。 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周恩来总理，给全党全国各民族人民留下了最豪迈的遗言。他把它写进了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庄严地向全国人民宣读：“在本世纪内，全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努力去完成周总理为我们所规划的宏伟目标，是我们怀念周恩来总理最好的方式。邓小平同志首开改革开放之风，独创实现“四个现代化”之路，已经取得瞩目的成绩，周恩来总理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 想看书来
险局（1）
在我们为写这本书而采访过的十几名对象中，从空军原副司令员、副参谋长、飞行师长到普通的飞行员、领航员、通讯员、机械员、服务员，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在领袖专机上工作过，而唯独他不是。 他姓杜名易，是我们采访的最后一名对象，曾在陈毅身边工作多年，是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办公室主管外事方面事务的秘书。 1959年4月，在外交部工作的杜易被调进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办公室。报到的第二天一大早，他被办公室的一位同事领着，进了中南海4号院，即陈老总的宅第。那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首长住宅、活动场所、办公地点，甚至日常用品，大都按职务高低，用阿拉伯数字排列其代号。杜易到4号院的时候，陈毅刚起床，听到新的秘书来了，他趿拉着鞋就进了客厅。一看见杜易就亮开他那四川口音的大嗓门： “你今年多大了？” 设想了许多种见面场面，预料了不少可能会提的第一个问题，但杜易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穿着随便、足蹬拖鞋的陈老总会这样站在客厅的门口，提出了这样的第一个问题。陈老总的随意顿时使杜易产生了似乎已在陈老总身边工作多年的幻觉，一种亲切、亲近感油然而生，上下级之间的距离感也不翼而飞。 “35岁。” “我35岁时都已经当军长了，你35岁才来我这里当秘书，你愿意吗？” “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那么多的军长位置呀。到您这里当秘书是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我很愿意。” 杜易性格类似陈老总，同样是个坦诚得可爱的人。他并不乘机阿谀奉承，以讨初次见面的陈毅的欢心。他们俩所共有的特点，奠定了他们共同愉快工作的基础。从这一天开始，杜易留在陈毅身边工作达15年之久，直至无情的癌症夺去陈老总的生命。对于杜易的回答，陈老总显然很满意，高兴地向杜易伸出了手—— “那很好！以后我们好好合作。” 此后，他们的确“合作”得很好。不久，杜易便担任陈毅办公室党小组组长，陈毅常找小组长“汇报汇报思想”。历史的车轮转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叶群以林彪办公室主任的身份行使她不应有的权力，一时间，这个办那个办纷纷效仿，许多首长办公室出现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式办公的现象。因为潮流不可挡，杜易及陈办其他工作人员也力荐张茜出任陈办主任。但张茜对于担任丈夫办公室主任的作法嗤之以鼻，好说歹说就是不肯“出山”。杜易便搬师陈毅作说客，不料夫妻俩人早结成了同盟。杜易的话音未落，陈老总便朝他挥挥手： “不愿当就不当嘛。你小组长都抓起来就行了。以前并没有什么主任，工作不是干得挺好嘛。” 从此以后，杜易“身兼两职”，与陈老总的工作关系更加密切。在十余年的朝夕相处中，杜易亲眼目睹这位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用他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渊博的知识，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由于本书标题的局限，我们不无遗憾地只能将陈毅乘专机外出访问的某些片断记录于此。但窥斑见豹，读者不难从中看到陈毅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对革命事业坚贞不渝、光明磊落、坦荡无私的一生。 险局 美军虽然照常起飞实施轰炸，但所有歼击机、轰炸机竟冒着被高射炮火击落的危险，改为低空飞行。我们在高空飞，美机在低空炸，没敢动我们一根毫毛。 我要告诉你们陈老总的那次极富戏剧性，同时又极危险的长距离航行。 用矛盾论来分析事物，那么万事万物便有其长又有其短。当今社会现有的交通工具之中，唯有飞机的速度最快，可以满足人们快节奏的生活需要。然而，它的安全系数无论是同陆地上跑的火车、汽车相比，还是同水上游的轮船快艇相比，都要小一些，不然，在人们购买的各种交通票证上，唯独飞机票面，印有专项人身保险项目。也正因为如此，中央才坚决禁止了毛泽东主席坐飞机。 事实上，自从用飞机作为中央首长的交通工具之后，中央领导人的专机虽然没有发生过任何飞行事故，甚至连事故苗头也不曾有过。但是，因天气的突然变化，却给专机任务造成过不少次的威胁。 毛泽东主席曾被雷雨逼得远走绕行，在神秘莫测的天空多耽撂了半个多小时，吓坏了空军司令员。周恩来总理也曾被雷鸣闪电围追堵截，瓢泼大雨跟踪追击，强烈气流任意撕扯推搡，迫使乘坐飞机从不服用晕机灵的周恩来，在不到两个小时的航行中，竟服用两次晕机灵，还是冷汗淋漓，面如白纸。还有刘少奇、彭德怀也都遭受过大雨如注的考验，以及来自大自然的种种危险的威胁。 在高级干部的专机任务中，还曾发生过飞机失事的惨痛事件。原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乘坐直升机视察前沿阵地，因黑云蔽山，再加上气流压顶，座机不幸与山头相撞，机毁人亡，以身殉职。随行的大小干部以及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儿子近十人，无一人生还。 我在遇险首长中没有提到陈老总，并非是他运气好没有受到危险气候的威胁。作为国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同志陪同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单独带团访问亚非国家26次之多。在国内陪同外宾参观，到各地视察开会等，坐飞机的次数就更多，所遇到的危险也就相应增多，但他总是泰然处之，行若无事。我这里专门要讲陈老总的一次戏剧性的多次遇险，而又化险为夷的航行。
险局（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地区性的局部战争从未停止过。美国帝国主义为了他们在亚洲的利益和势力范围，先是攻打朝鲜，接着又侵略越南，并且在全球其它的地区到处插手，搞得世界不得安宁。60年代初期，美国在东南亚点燃战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