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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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的事故。正副驾驶员紧张得全身都汗湿了。 国外飞行员的技术的确很好。但技术好就容易背上骄傲的包袱，而有了包袱就难免出问题。就在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在观看印尼空军的飞行表演时，一架飞机当场摔在了跑道上。 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正赶上印度尼西亚庆祝航空节。庆祝活动搞得很隆重，在机场举行了航空展览会和飞行表演，苏加诺总统亲自为展览会剪彩。刘少奇、王光美、陈毅、张茜以及全体中国代表团成员还有我们机组成员，都应邀参加了航空展览会并观看飞行表演。 苏加诺总统、印度尼西亚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及夫人陪着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苏加诺总统身着空军制服，却滑稽地戴一顶船形民族小帽，他们的头顶上有遮阳凉棚。几个人开始还是平静地坐着，看着飞机发动、滑行、起飞。 几架飞机跟进起飞，还没有脱离跑道头，就用很大的角度爬高上升，至500米左右，两个漂亮、洒脱的横滚翻。凉棚下几个人都从座位上站起来，眼睛跟踪着飘舞的银燕上下游动。苏加诺总统得意地右手扶着凉棚立柱，左手拢放在胸前，掩饰不住地露齿开心而笑。刘少奇、王光美、印度尼西亚空军司令及夫人都翘首仰视，不由自主地为精彩的表演和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鼓掌。
雅加达惊魂（3）
其中一架不知是高度爬得不够还是没有控制好翻滚动作量，就在做第三个翻滚动作时，下面观看的人群鸦雀无声，大气都不敢出，眼看着飞机距地面不过十来米的高度，我当时在心里直叫：“完了，完了。”做了半个翻滚动作，飞行员也发现高度低，猛一拉杆，飞机失速掉在跑道上，立即一片火海。苏加诺总统的脸一阵白、一阵红、一阵青，刘少奇主席见此情景，真诚而又礼节性地宽慰苏加诺总统：这样的事情在哪个国家都是难免的，我们中国也是有的。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主席作为“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而这句纯属外交辞令的话，被林彪、江青及空军的代理人所利用，成为刘少奇主席诬蔑空军的一大罪状。 当时，王光美穿了一件素色有小花的旗袍，很漂亮，但也很新奇。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项链，优雅清新，配上她那颀长而匀称的身材，落落大方的举止，很有国家主席夫人的气派和风度。 一件象征着民族风格的旗袍，一串并非华贵的项链，使王光美饱受了人间沧桑……其实，王光美同志的生活很朴素。访问期间，她的那身旗袍、那串项链只是戏剧舞台上的道具，摆出来给外国人看的。那回连续访问了越南、柬埔寨、缅甸，每访问一个国家，都回昆明休整一下，只要一踏上我们的国土，王光美就换上件青布褂子，一双黑布鞋，一位典型的中国妇女形象。 这次访问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给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当然，作为国家主席及主席夫人出访，也受到了战斗机为其护航的最高礼遇的接待。 护航飞行员的技术无可挑剔。俗话说艺高人胆大，这些飞行员可以说胆大妄为。地面指挥员通知机组：护航飞机已经与你们编好队形。大家都伸长了脖子往外观看，远远近近，左左右右都不见飞机的踪影。待我报告地面没有看见护航机时，他们像变魔术一般全都从我们的机翼底下飞了出来，距离近得连飞行员的鼻子眼睛都一清二楚。虽是风平浪静的好天气，我们飞机上的左右驾驶员像突然遇到风暴一样，四只手同时抓紧了驾驶杆，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不能让飞机有毫厘的偏差。尽管大家紧张得浑身冒汗，尽管明知护航用不着这样“贴”着我们的飞机飞，只是那些飞行员故意在捣蛋。人家不怕相撞，而我们却怕相撞，又不能叫他们与我们之间拉开距离，为什么呢？中国人的面子是不能丢的，要不怎么会产生“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名言呢？只好硬着头皮竭尽全力保持好飞行状态。所幸的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平稳降落在雅加达马腰兰机场。 苏加诺总统率领高级军政官员和各政党、人民团体领袖已在机场等候。当我们的飞机在马腰兰机场候机楼前停机坪上停稳，刘少奇主席走下飞机，苏加诺总统迎上前，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接着又热烈互相拥抱。机场上数以万计的群众挥舞着旗帜，举着“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友谊万古长青”等横幅，高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万岁”等口号载歌载舞，机场建筑物的屋顶上都挤满了人。 在机场举行了欢迎仪式，鸣礼炮21响。 从机场到总统府的街道两旁，五十余万欢迎人群欢声雷动。整个欢迎场面壮观、隆重。 苏加诺总统在欢迎刘少奇主席的宴会上，有这样一段讲话：“……礼节不仅使我感觉很麻烦，而且也使我们中间其他的人感觉很麻烦。礼节对我们作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领导人造成麻烦，因为我们作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领导人，势必要遵循礼节的规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 礼节的束缚不仅对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起着制约的作用，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同样有着很大的约束力。甚至“害”得我们连饭都吃不饱。还在国内，周恩来总理就派礼宾司的同志专门为我们上了一课，主要是讲国际场合应当注意的礼仪规章。要求我们要尊重当地风俗民情，客入随主。在一些细节上也有要求：吃饭不能出声，不能狼吞虎咽，不能将盘子里的食物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等等。 在苏加诺总统为刘少奇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机组受到很高规格的接待，作陪的都是部长夫人。可是这些部长夫人却让我们紧张不安，因为她们每人手里都提着一个带盖的塑料小桶，大使馆的同志过来悄悄告诉我们：那是预备用来宴会结束时装吃剩下的食物。在国内，我们哪里见过这种情形，别说现在的一些人吃公家的心不痛，满桌动也没动的菜就进了泔水桶，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人把酒席的剩菜带走呀！那样做一张脸往哪里放呢？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勤俭的民族，好强的民族，也是恪守陈规旧习的民族，认为捡剩饭的事情，那是叫花子才会去做的。想着我们应该有的君子风度，看看那一个个似乎张着口的小桶，我们面面相觑，简直都不敢动筷子。 悬悬乎乎严重危及到飞行安全的事情无独有偶，因为飞行是众多部门的协同工作，并非机组几个人的独立行动。尤其是在科学技术还不很发达的时代，航行调度、气象预报、地面指挥，特别是地勤工作人员对飞机的维护，哪一个部门，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他们的工作都对飞行安全产生直接的影响。 。 想看书来
雅加达惊魂（4）
到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之前，要在缅甸的仰光降落加油。仰光机场是双跑道，我们试航的时候，其中一条跑道正在翻修。当飞机接近机场准备降落时，收到地面指挥员的通告： “降落01号左跑道。” 降落左跑道？我不敢相信，追问一遍，答复还是： “降落01号左跑道。” 究竟谁错了？出发前，大使馆、航行调度都异口同声，告诉我们01号左跑道在翻修。仰光可是国际机场，他们能弄错吗？这么重大的事情他们能弄错吗？地面指挥员错了？有可能，因为跑道是在指挥员的左边、飞机的右边，大概指挥员是从他所在的位置而发的指令。 几个人如此这般一分析，便相信了国内的资料通报，相信了我们自己“大概、可能”的分析判断。时间也不允许我们作进一步的了解。驾驶员加油门，推杆对准了右跑道俯冲而下。待到了跑道头，看见跑道上有许多的人，都两手抱了头，纷纷向两侧草地奔跑。我们这才醒悟，谁都有可能出错，即使是公认不该错的时刻和在不该错的地点。巧的是使馆、调度同时错了。飞行员紧急拉杆复飞，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行的事故。要是跑道上没有那些四处逃命的人群，飞机落了下去，后果会怎么样呢？ 飞机是快速运动的交通工具，所有需要在飞机上完成的工作，必须在地面充分地准备安排好，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该做什么工作井然有序。必要的时候还得在地面进行演练。一些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例如发动机停车、迷航、遭遇到雷雨天气等等，都得在地面做好处理预案，并熟记在心。假若飞行过程中发生上述某种情况，就能迅速而有条不紊地进行处理。这是毛泽东主席一贯的战略方针：“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飞行人员在空中发生特情之后才来考虑如何处理的话，一般情况下时间是不允许的。 出国飞行，语言的障碍也会给飞行安全造成威胁。我们虽粗学了点英语，但词汇是很有限的，离随心运用的程度相差甚远。所以，翻译时出现错误是难免的。再加上我们自己主观上的想当然，把“东施”误听为“西施”也就不足为奇。 埃及的开罗是个旅游胜地，机场非常繁忙，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飞行员为了争取时间，总是抢着降落。本来他的飞机离机场还老远，就在无线电里一个劲地叫着要落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地面指挥员有时照顾他先降落。有回试飞，我们本应该先进入着陆航线，可地面指挥我们： “保持高度右转弯。” 让我们在机场上空转圈子，给另一架飞机让路，与我同飞的一位通讯员听成了： “可以降落左转弯。” 他想，我们的前面并没有其他飞机，指挥员当然指挥我们进入着陆航线啦。所以同一句话，翻译出两个完全相反的意思，我们请地面重复了一遍，才肯定为： “保持高度右转弯。” 不然，两架飞机抢一条跑道，那可就热闹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一次，飞机停留仰光。夜间，我匆匆忙忙从床上爬起来到机场去换岗，迷迷糊糊地忘了带护照，快到机场才发现。我们住在城里，离机场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我抱着侥幸心理硬往机场里闯，被门岗拦住不让进，无论跟他怎么解释都毫无作用。我灵机一动，从口袋里摸出美元递过去，这下可比护照还管用，他立马网开一面放行，可有一个交换的条件： “我还有一个小时下岗，在这一个小时内，你们不能给我找事。” 这样的警卫人员，怎么能让人安心去睡觉呢？所以我们每到一地，不像国外飞行员那样，西装一换进城跳舞享乐去了。我们总是24小时轮流在飞机四周值班。虽然大家比较辛苦，但我们的专机飞行从未发生过任何问题。至今回想起来，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作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的专机飞行人员，我们无愧于党和人民。”
“红色空中小姐”（1）
他转头看了看窗外，证实我的话是对的，才慢慢合上书，欠身站起来。 “好啊，轰我走啊？” “不是我轰您呀，是下面首长都等着您啦。” 我叫郭桂卿，在专机上工作近20年，是新中国第一批专机服务员。 说是第一批，其实才两个人，除了我，还有一位叫王淑芳的同志，我们两个首开了“空中小姐”的先例。 那时候飞专机的任务很多，我们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的机会也很多。岁月流逝，我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了一位白发奶奶。但美好的往事却像一杯醇酒，年头越是久远记忆越发清晰。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尔嘿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毛泽东主席在老百姓心目中、在我们的心坎里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人，后来，我成为空中服务员经常接近毛主席才知道，毛泽东主席虽是众所周知、举世无双的伟人，其实也是个普通人。他是质朴勤俭的农民，是孜孜不倦的学生，是钟情的丈夫，是善良慈爱的父亲，还是语言大师、幽默大师…… 第一次上飞机为毛泽东主席服务，除了激动、兴奋，还有害怕。那害怕是因有一种敬畏的心理，一种不敢沐浴“圣光”的心理。 远远望见毛泽东主席的汽车朝飞机开来，心便呼呼地在撞击声中摆动。趴在窗口望着毛泽东主席一步步向飞机走来，待毛泽东主席到了飞机门口，便一个箭步窜到放工具的小舱里再也不敢露面。一路飞下来，我只是一路矛盾着斗争着要不要去打开那扇连着客舱的小门。门却始终是开着的，当然，根本就谈不到执行自己的公务了。好在作陪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并不怪我，他亲自为毛泽东主席端水倒茶。直到毛主席下了飞机，我才从小舱里冲出来，跑到机舱门口，探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