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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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惊无险
王进忠从副师长的位置上告别了为之奋斗一生的飞行事业，无可奈何地搬进了干休所。 他一辈子以飞机为伴，以白云为友，以蓝天作施展才干的舞台，曾经有过怎样的流金溢彩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生经历呀。 想当年，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是他王进忠驾驶伊尔…18飞机，冲出〃战火纷飞〃的武汉重镇，把毛泽东主席送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到南京、杭州、济南……历时60余天的专机飞行。虽然后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只是驾机从空中遥望载着毛泽东主席的专列在各地奔驰，然而，这也是多少同伴可望而不可及的呀。 飞行一辈子的王进忠，当然不仅仅只为毛泽东主席开过专机，他还执行过〃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大元帅、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的专机任务。不然，他在向我们讲述过去的那一幕幕时，也许因为经历带有传奇色彩的缘故，所以与平时稳健、沉静、朴实的形象判若两人。 有惊无险 刘亚楼如坐针毡。当飞机冲破云层，降落在跑道上时，他还心有余悸，从塔台飞跑向飞机，冲着刚下飞机的机长直喊：你怎么不颠他几下，吓唬吓唬他，看他下次还敢不敢坐飞机。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飞行这一行本来就是冒险的事业，受着大自然的制约，意外的事情总是难免发生。如发动机停车，机上其他部件突然损坏、结冰、颠簸、遭遇雷电风暴等等突发情况，实不足为奇。 1956年初夏，毛泽东主席从广州经长沙、武汉回北京途中，不幸被雷雨云拦截，飞机改道绕行，延长空中续航时间30余分钟。这一突然变故可把中央、尤其是空军首长急坏了。亲临机场塔台坐镇指挥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如坐针毡。当飞机冲破云层，降落在跑道上时，他还心有余悸，从塔台飞跑向飞机，冲着刚下飞机的机长直喊：你怎么不颠他（指毛主席）几下，吓唬吓唬他，看他下次还敢不敢坐飞机。 刘司令员话出有因。 乘飞机同飞行一样是需要冒险精神的，因为谁也不能排除事故的可能性。刘亚楼深知这种可能对于毛泽东主席也不例外。万一有个闪失，一架飞机的价值是有限的，可这个责任是空军司令承担得起的么！ 这次有惊无险的航行，由于它的特殊性，引发了刘亚楼的〃怪论〃，便很快传遍了飞行师上上下下的所有人员。到如今，仍有人绘声绘色地讲给下一代。事情的经过有些细枝末节的出入变化可以不予计较，但有人把这次飞行错记为毛泽东主席最后一次乘飞机，并有人以此写成文章发表在报刊杂志，就很有更正的必要了。这回，非但不是毛泽东主席最后一次乘飞机，相反，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坐飞机。以后他又多次坐飞机，航行时间达一百多个小时。
紧急命令（1）
待我们飞到王家墩机场上空时，下面的人急得恨不能把飞机拽下去。他们不间断地大声呼叫：〃你们应该服从指挥，按原计划降落！〃 毛泽东主席最后一次坐飞机是1967年7月21日，也就是震惊武汉、轰动全国的被故意制造的〃7·20〃事件的第二天。 这天凌晨，毛泽东主席秘密从汉口起飞，降落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也许正是这次特殊飞行背后的众多因素，促使毛主席紧接着进行了闻名全国的大视察，足迹踏遍大江南北。 遥想当年，各地红卫兵已是〃四面出击〃。军队还是相对稳定地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撼泰山易，撼解放军难〃的著名论断，是在以后有人企图搞乱军队时才发表的。 1967年7月20日下午4时左右，我们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必须在30分钟内起飞！降落点……汉口王家墩机场。 在正常情况下，仅准备飞行航线、飞行资料、机组协同、了解天气等项工作，时间就不得少于两个小时。而这次从下达命令到起飞，只给了我们30分钟，大家都感觉到了情况的严重和紧急。 经过简单的准备，我和副驾驶李万福带一个机组，李克修和副驾驶张学连带一个机组，拎着飞行图囊和简单的常备日用品，匆匆赶到机场。 停机坪上，5辆解放牌军用卡车静静地停靠在飞机前。车斗后面用国防绿帆布封闭得严严实实。我们打开机门，按分工对飞机进行各项检查。此时，车后的帆布被掀开一角，从上面走下一个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两个、三个……他们由一名分不清什么职务的指挥员率领，秩序井然地迅速蹬梯上了飞机。 伊尔…18飞机的满载人数是110名。我们按照命令的要求，在半小时内，满负荷起飞，运送中央警卫团的武装战士，直飞紧急中的汉口。 与我们隔城相望的东郊首都机场，18日刚刚从汉口返回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在战士们鱼贯登上机舱的时候，他的座机已经离地而去。周恩来总理不得不火速重赴汉口，去解燃眉之急。 3架伊尔…18成纵队前后跟着飞行。总理的座机为前锋，我为中路，李克修断后。 飞临河南信阳上空，我们接到北京的命令，令我们改降离汉口60多公里外的山坡机场。与此同时，我们与汉口的王家墩机场也沟通了联系，随即将改飞山坡机场的命令转告了王家墩机场。 毫无理由地突然改变计划，王家墩机场不能接受，他们仍旧命令我们降落在王家墩机场。我们如实告诉王家墩：〃这是军委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 他们直接与北京挂通电话，要求明示改变计划的理由。北京方面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结果，北京坚持叫我们去山坡机场，王家墩则坚持执行原计划。 汉口的形势，犹如箭在弦上。 两派组织，〃百万雄师〃和〃工总〃，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派别，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出面调停，为解决两派分歧，做了很大努力，但收效甚微。陈再道在北京向文革领导小组汇报武汉情况时，有意无意地指责江青到处煽风点火，才导致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结局，因此成为江青眼中必须拔掉的钉子。 当周恩来前往解围的座机飞临信阳时，江青、林彪一伙又谎报军情，编造了陈再道在汉口发动兵变，王家墩机场已被陈再道叛军占领的谎言。 当时，我们对这些内幕一无所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叫我们飞到哪里我们就飞到哪里，不折不扣。可两个命令同时要求我们去执行，到底执行哪一个？王家墩机场的态度如此坚决，又不无道理，而北京则是最高权力机关。最后，机组成员凑在一起集体研究，决定采取折中的办法：先飞到汉口王家墩机场上空，然后再改道去山坡机场降落。 待我们飞到王家墩机场上空时，下面的人急得恨不能把飞机拽下去。他们不间断地大声呼叫：〃你们应该服从指挥，按原计划降落！〃直到我们飞出汉口老远，王家墩机场还在不解地一遍遍质问：〃你们为什么不执行计划？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我只好闷闷地同他们道声〃再见〃，关上了通话机。 在山坡机场降落后，我们见到了在停机坪等候我们的周恩来总理。他紧绷的嘴角，替代了我所熟悉的微笑。见到我后，总理冲我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他举手向机组其他同志招了招，示意大家围在他身边。我们在他左右前后靠拢，没有通常的问候、询问、握手，气氛很紧张，使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再回身望望飞机上那些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士兵，我们意识到汉口发生了重大事件。 〃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待命，随时准备起飞。〃 周恩来总理的话简短明确，说完转身就要离去。〃怎么，周总理等我们那么长功夫，就为了说这么两句话？〃我正暗自奇怪，总理又回过头来补充道：〃晚饭已经通知送到飞机上来。〃话音未落，他那急匆匆的脚步已经快速挪动。卫士打开车门，停在飞机一侧等候的小汽车便载了周恩来总理急驰而去，迅速消失在暮色中。 本来，这么简单的两句话，总理交待民航的同志转告我们就行了，可是以细致见长的周恩来总理却非要自己亲口对我们讲。当然，总理有他的考虑：亲口讲一则与机组见了面，二则说明事态严重，让我们不可大意，三则他本人也可放心去做别的事，万一有武力冲突，他知道警卫部队随时可以赶到。
紧急命令（2）
为了稳妥起见，周恩来总理从山坡机场到汉口的短短路途中，几易车船。先坐汽车，后转换小船，由长江进入汉江，然后上岸，又换乘汽车，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东湖宾馆花园1号。 夜色渐渐笼罩大地，周围的景物开始模糊不清。大约是周恩来总理安全到达东湖宾馆的时候，我们接到了起飞的命令，令我们返回汉口王家墩机场。十几分钟后，3架飞机在王家墩机场顺序着陆。此时，武汉三镇万家灯火，武汉长江大桥像一条巨龙横卧江面。白天的骚动和紧张都被这静谧的夜色所掩盖。 带着心灵的疲乏，我从飞机上慢慢踱下来，在宽阔的停机坪上茫然地徘徊。我意外地发现，除我们这3架伊尔…18飞机，还停着另一架伊尔…18飞机，仔细辨认机号，才知道是从云南蒙自机场回来的潘景寅。 云南蒙自机场，打下了蒋帮一架U…2美式高空侦察机，这可是轰动全国的大事。空军政委余立金亲自从北京千里迢迢前去参加庆功表彰大会。潘景寅就是送余立金到蒙自的机长，从云南返回后刚好停留在汉口。 很快，潘景演和余立金的秘书到了机场，秘书向我们传达余立金政委的指示：〃原地休息待命。〃 大家身不解甲，和衣而卧，似睡非睡地迷糊了几个小时。 凌晨4点，房门〃吱呀〃一声被人推开，大家都警觉地一跃而起。 〃准备马上起飞！〃 一声令下，仅用了二十来分钟，3架飞机就全部准备就绪。 我独自在机翼下漫步。 这时，一个模糊的人影脚步匆匆向我走来，借着微弱的晨光，我判断出是潘景寅。 潘景寅停在我面前，大口地喘着粗气，胸口也剧烈地一起一伏，好似刚刚从百米赛跑线上下来。我望着他的这副样子好生奇怪。 〃主……主席……毛主席来了！〃 待潘景寅结结巴巴地说完这几个字，我也怔住了。并非是第一次见毛主席所产生的那种难以抑制的激动，而是消息太突然，又是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在这纷乱的多事之时。 次日凌晨2点钟，即1967年7月21日凌晨2点，毛泽东主席从东湖宾馆梅岭1号楼秘密转移到王家墩机场。 王家墩机场工作人员对毛泽东主席的这次行动一无所知。他们可能正在梦里分析白天发生的莫名其妙的一连串事情，但他们万万料不到白天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晚上这次行动的前奏，是为这次行动而做的虚张声势的准备工作。 事情出乎王家墩机场工作人员的预料，当然更出乎我们的预料。我极力镇定自己的情绪，让头脑恢复平静。但有一条我却非常地清楚，那就是毛主席的安全，强烈地意识到保证主席的安全，是我们这次特殊飞行的关键，绝对不能出现任何闪失。来不及请示报告，也来不及与机组同志商量，我马上将机组成员进行了调整。 我的副驾驶李万福，潘景寅的副驾驶罗来喜，他们俩人都只有在大本营单飞过机长课目的经验，按条令规定，不能在外场委以机长的任务。面对这特殊的情况，我只好打破常规，毅然决定由他们二人同飞一架飞机。而让潘景寅做我的副驾驶，同飞毛泽东主席的座机。 在我做这番工作的时候，毛泽东主席由政委余立金陪同，已经登上原由潘景寅驾驶的那架客机等候，情况不容我再耽搁，便急慌慌奔向等待着的主席座机。 朦胧星光中，见主席乘坐的小轿车已经退到安全线以外，等待着飞机起飞。我几乎是跪着登上驾驶舱的，在机长座位上坐定，还不等调匀急促的呼吸，便下达了开车的命令。 随着〃轰〃地一声爆响，发动机旋转起来，很快便达到了额定转速。这下领航员可着了急，他猛地一拍我的后背，高声质问： 〃我们要飞到哪里去呀？〃 此一问，我才如梦初醒。 是啊，我们将飞向何方？稀里糊涂改变计划飞到山坡，又盲目地执行命令返回王家墩，而此时连降落点也不知晓。 领航员错以为我有意隐瞒行动计划，怒发冲冠，实则我与他一样茫然不知所措。紧急中，我们没有经过任何有关部门的批准，没有办理任何必要的手续，甚至没有航线，没有目的地，完全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行动。 然而，无论怎样特殊，飞机也决不能在没有航向没有目的地的情况下贸然起飞。我转头望着副驾驶潘景寅，因为是他报告我毛泽东主席行动的消息，满以为他接到了命令，知道内情，起码知道航线。可潘景寅也只是呆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