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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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种中国初期反抗帝国主义的民众武力。义和团初起时是在山东的曹州东昌一带，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四个字。在这样的号召之下，各地民众风起云涌的附和参加，到处焚烧教堂，仇杀外人，毁电线，拆铁路。这种极端排外主义的表现，可以充分地说明民众对于帝国主义的恶感，是怎样的深刻和严重。
在义和团势力最盛的时候，有所谓铲除二毛子的一种附带运动。二毛子，就是指中国教徒而言。平常因为教徒们借着洋大人的势力对同胞作种种的侮辱，这时便不期而然的有一班人联合起来，挨家搜查这种狐假虎威的二毛子。搜查时并没有一定的标准，任便人随意乱指，你家里如有一个十字，就说你是个二毛子；他家里有洋灯洋油洋火，也说是二毛子。一经指认出来，就百般地勒索。穷苦人家多少出几个钱便可了事；富者则千方百计的予以刁难，非至倾家荡产不肯罢休。这为义和团本身，造成最严重最可惋惜的罪恶。
练军接到镇压义和团的命令，是在这一年的正月初八日。我们的队伍最初开到保定府东北白沟河；在这里稍事弹压，百姓们便销声匿迹，完全平息。带队的张协统——山东济宁州人——当天晚上和队伍讲话，出人意外地讲出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不要得罪百姓，义和团是好事。他们打洋鬼子，我们不要干涉。我们到这里来，是上头的命令，没法子，不得不来罢了。——这是秘密的话，大家可不要告诉别人说。”
张协统这样一讲，军队知道了，百姓也就立刻知道。于是他们重新又把义和团练起来，声势反而较前更大了。因为以前还是秘密的组织，现在则官宪方面已经默许了。依照当时的情况看来，如果带兵的官长能够认真的镇压，切实劝导，义和团的平复，倒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不过当时官长都存有阳奉阴违的心，不情愿真正消灭他们，但也无力指导他们走上正道，所以结果军队在东边镇压，百姓跑到西边去练；军队在西边镇压，百姓又跑到东边去练，形成一种故意放纵，掩人耳目的情势。
义和团初起时的蓬蓬勃勃的盛势，清廷委实吃惊不小。他们的运动显然含着排外与反清的两种成分，随着时间的进展，客观形势的演变，排外的念头也很可能的重复转移而为对内的斗争。因此清廷便有一度的犹疑：剿灭它呢，抑或应当因势利导，使它成为纯粹的排外运动？最后的决定是采取了后者的策略，立时由政府创练义和团。从此这一幼稚的民众运动，便被清廷所利用。
三月中旬，保定府接到创练义和团的谕旨，各地遂公开成立团练，彰明较著的从事练习。保定府城南五十里，东流大寨口内有个天主堂，这时候遂成了众矢之的。义和团为要做些实际的工作给民众看，便率大队兵丁去打这座东流天主堂。为此问题，练军的官长分裂成为两派：一部分官长主张打，一部分官长主张不打。主张打的一方面认为既然奉令练习义和团，自当先杀些外国人，以正视听而平民气；主张不打的人，则顾虑到怕因此酿成祸变。后来主张打的人占了决定的势力，当晚即调动队伍随同义和团一同出发。
第五章光绪二十六年（2）
练军已经久未经过战事，一切行动和计划都幼稚得可笑。出发的时候是在晚上，每人给一个纸糊的灯笼照路，几百的灯笼联在一起，排成二三里长的行列，从远处望来，火光烛天，好像正月里赛龙灯似的。那时我就怀疑：晚上行军，怎么可以打灯笼呢？自己疑云满腹，莫测玄奥。在路上走着，倒觉得好玩，一点儿也不感到寂寞。离东流约有二里左右，正在行进的当儿，天主堂那里砰砰地响了两枪，冲着行列打过来。义和团在前头，听见枪响，回头就跑，队伍也随着溃了下来。鬼也没有看见一个，就一退二十里。那时也不懂什么叫做兵站，吃的东西都是临时由百姓供给。听说队伍退了下来，百姓送来的烙饼，就命为“得胜饼”；送来的绿豆汤，命名为“得胜汤”；送来的茶，也叫“得胜茶”；什么都是“得胜”，那心理真是可笑。待了三四天，又决定继续进攻。这次进攻，由两个人抬一副门板，走在前面，借以掩护后头的队伍。不料刚刚要冲上去，天主堂那里劈里啪啦又是一排枪声，把这边打伤了好几十，死了的也有好几位。队伍败下来了，你抱怨我，我抱怨你，大家对于义和团的信仰，不由得起了动摇。正在这时候，队伍即接到上谕：严拿义和团匪兵，于是轰动一时的气势蓬勃的义和团，遂急转直下走向败亡的结局中。
原来这时八国联军已经攻陷天津，聂士成力战阵亡。败报传到京师，西太后等仓皇出走，在北京留守的，只剩了庆亲王弈劻等数人。拿办义和团的上谕，似乎就是这时传下来的。我们的队伍接到这道谕令，就到处攻打义和团。始而下令提倡，继而又复下令捕拿，朝令夕改，军民不免怨言四出。关于满汉的界限，这时也有许多目兵已有一点模糊笼统的概念，也有些目兵连这一点概念也没有。官长都是拿钱吃饭主义者，叫打就打，不打也行，自己反正是没有主张的。
不久，北京亦为联军所陷，京津一带的溃兵大批的直向保定府退下来。这些军队，平素没有主义，没有训练，到了这时，有限的一点纪律，亦全部废弛。沿途任意抢掠，百姓所遭的劫难，真是不堪设想。其中有一幕骇人听闻的惨剧，很值得一写。那是武卫右军的兵在溃退的途中遇见一位坐轿车的华贵少妇，手上戴有两副赤金镯子，因此触动了一部分士兵的非分之念。他们尾随着她，到了晚上约在六点左右，有十几个士兵蜂拥而上，喝令轿车站住，强迫那女子把镯子交出。那女子坚执不肯，士兵大怒，抽出刀来，照着女子的肩膀砍下去，连同手臂一齐砍了下来，镯子遂被士兵抢走。
所谓赤金镯子，那时队伍里弟兄们听过的人多，见过的人可少。两副镯子为少数人得去，其余的人不免眼红，这时看见得镯子的人走在前头，后面的人便开一排枪，把前面得镯子的人尽数打死，镯子不消说就归后面的人所有。消息一传到最前头的一连人的耳朵里，他们也眼红起来，立地将队伍散伏在两旁的高粱地里，等候得到镯子的人来到，又是一排枪，将那班人全数打死，镯子遂又由他们夺走，分途四散。合计起来，为了两副赤金手镯，害死一个女子，又害死整整一连官兵。
溃兵从京津一带退走的时候，练军即在保定附近设放几十道卡子，专门收缴溃兵的枪械。镯子的惨案发生了，又临时奉令盘查带赤金手镯子的溃兵，查出来，就立地枪决。当时查出的嫌疑犯约有四十多个，统统都就地枪决。这一事件，连同各地枪杀的嫌疑犯，至少怕也在千余人以上。军队平素没有训练，没有纪律，是多么危险的事！这是我们应该知所警惕的。
保定府焚烧教堂的情形，说起来也非常可笑。每次动手，百姓们聚集教堂附近，先大声呼啸一场，呼啸完了，然后再纵火焚烧。队伍接到百姓纵火的报告，即出动镇压，可是走近教堂一里左右，即停止不前，等到教堂烧完了，再疾趋而进，敷衍塞责。保定府东关和南关的教堂，统统是如此烧掉的。因为这个缘故，联军于攻陷京津后，即派兵进占保定府。联军未到以前，官府下令，二十里以内不准住百姓，以便外国兵驻扎。命令一下，百姓扶老携幼，纷纷出逃，有资财的人有地方可逃，倒还没有什么大关系。穷人呢，就哭天号地，走投无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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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光绪二十六年（3）
联军开到前三日，保定练军已陆续退出，后方留守的是副哨官张绍绪和我。他同我到藩台衙门去，请示留守处刀枪铁矛以及给养等如何处置。到了那里，张副哨官向中军官述说来意，那人微笑了一下，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这时候护院大人自己还顾不了自己，哪里能管这些闲事！请您赶紧回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若是在机警一点的人，一听这话，自然应该立刻回来，赶紧自己设法处置了，预备出走。哪晓得这位张副哨官却坚执地不走，非要请示护院大人不可。中军官不耐烦，就一直支吾他。他们说话，我在外头听得很清楚，心里实在闷不住了，就一步进到屋里说：“中军大人，张老爷，我们可不可把东西都捆起来放到井里，上面再用东西掩蔽？咱们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中军官一听我的话，连声说：
“好，好，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这样我们才退出来，一路上张副哨官却大大地抱怨我，说我多嘴，不知高低，好管闲事。我也不便和他争较。刚走到营门口，正要进去的时候，有个人飞奔地从东边跑来，说外国兵来了。大家一听这话，也就顾不得入营，急忙向西逃窜，留守处的东西不消说全都丢了。这次我算深深领教了那些官长，他们都不过是些酒囊饭袋。事先如果稍肯负责，稍有打算，留守处的东西我想怎么也不会丢掉的。
使我最惊讶最痛心的，是我在西城所看见的情形。这时城里的许多大人先生们，居然已经预先制好了八国的国旗。看见小个儿的鬼子进来，就把太阳旗高高地悬挂起来，表示是大日本的顺民。看见高个儿的鬼子进来，于是又换上德国旗，表示是大德国的顺民。悬挂外国旗的，一百家中起码总有六十家以上，而且每家都置备八面，相机轮流悬挂。然而穿短衣服的劳苦同胞，却不做这种勾当。这也许是他们有硬骨头，不肯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他们穷，根本没钱买置八块布的缘故。这种奴颜婢膝的劣根性，真正叫人气死！如此民族，被人家生吞活剥，随便凌辱，原是不足为怪的。我觉得这都是我国数千年来封建文化和奴隶教育的结果。
联军进了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藩台廷雍、骑兵营营长王占魁和城守尉某杀掉了。因为保定府义和团初起时，藩台廷雍在背后主张得最力。那时保定府城守尉——清廷的亲贵——曾暗中积极怂恿廷雍鼓动拳民，扩大排外运动。廷雍受此激励，益发疯狂地奖励义和团的暴动，北关南关两处教堂之被焚，事先都是得到廷雍的同意的。教堂正烧的时候，王占魁又乘机将南关教堂传教的一位莫姑娘抓出来枪杀了。因此联军动了公愤，一进城首先就把他们三人抓住，在莫姑娘被杀的地方，一一杀掉，同时还用地雷把城角轰坍了一大块，留下了一个永难磨灭的民族耻辱的纪念。联军统帅瓦德西，这时也驻节保定府城里。
我跑出城来，就到城东中阳村赵万顺先生家里暂避。赵万顺是我幼年时的一个朋友。他家里有他的老太太、女人、小孩同他的一个兄弟。在这里住着，我得到几个极深的印象，至今犹不磨灭。赵家吃饭，每餐只喝两碗小米稀粥，一天两餐，都是如此。粥里只是少许的米粒，简直不能充饥。我家里虽然穷，可是一天只喝两餐稀粥的生活却还没有见过。后来我问赵老太太：
“你们光喝稀粥吗？”
“天气快冷了，”赵老太太说，“每天没有什么事做，用不着吃得太饱，喝两碗稀粥就算很好，比咱们家强的，也是这样。”
经我这次叩问以后，赵老太太怕慢待了客人，每餐特意留几块红薯给我吃。老百姓原来每天只喝两碗稀粥呀！在这儿，我不由得想起了镇压义和团时所见的一幕情景：我们的队伍开到容城，住在北关一座文庙里。时在初春，天气极冷，白沟河县官为要博得军队的欢心，特为我们预备了一堆同三间房屋不相上下的木炭，放在庙里给我们作烤火之用。火焰熊熊地燃烧着，我蹲在大殿里，心里不住地在想：“这笔钱从哪里来的？不是从百姓身上抽来的血汗吗？”地方官在百姓身上搜括的时候，锱铢必较，搜括到手，却这样挥霍如粪土，这样的靡费无度！这一幕奢侈浪费的情景，与眼前自己所亲见身受的艰苦情形比较，叫人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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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光绪二十六年（4）
联军开到保定，并没有携带粮秣，于是每天一早到四乡各处去劫粮，并且抓人抬东西。百姓一看这情形觉得不妙，每天不到天亮就吃早饭，吃完早饭就逃向村外，找个低凹的地方躲着，一直要到晚上才敢回家。那时我们往往躺在洼地里，脸向着太阳，心里说不出的悲愤，说不出的痛楚。肚子里一面在辘辘作响，奏成一曲饥饿与愤激的交响乐。
一天，我们从地里回来得很早，正吃晚饭的时候，忽然听见一阵打门声，吓得大家立刻丢下碗筷，急急惶惶地向菜窖里躲，后来仔细地倾听，才听见外面不住地喊：
“赵大哥！赵大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