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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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义气，一往真情的流露，实在叫人不能不受感动。这一年以来，何鼎臣对于我们的帮忙之大，是难以尽书的。当初我收留他的时候，许多人都以为我好事。说收留这样一个土匪，即使不受其害，又有何用。现在说这样话的人，却又转而对他夸羡不已了。可见能待人以德，人自会以德相报；你真心待人，人自亦以真心待你。若先存一猜疑防备之心，则天下就没有一个好人了。我对何鼎臣推诚相与，视如老朋友，丝毫没有因他曾为土匪，而存歧视猜疑之心，因之全旅官兵也都对他很好。他和我们相处一年，一点受委屈受痛苦的地方没有，所以他格外乐于效力，临别更依依难舍了。后来听说他在四川带兵，升到师长的位置，详细的情形就不大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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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从四川到廊坊（2）
除了上面说的子弹问题而外，官佐眷属的行动问题，也是很困难的。官佐是职业军人，士兵可以退伍更换，官佐却是长期的，永久的。若想军队治理的好，此等处必须用心。此次移防，若是将他们的眷属置之不问，那是不能的；若是带着同走，路太远，交通太难。我的办法是将全体眷属编组成队，能走的走，不能步行的雇轿子抬，都派专员沿途照管。最困难的情形是在途中生产、生病。我也派人斟酌情形，分别照料，总使大家都不感困难。我以为军事领袖，对于军队的训、练、带、用四项事，都要同样的注意、考究，万不可疏忽一项。训军练军固然不容易，用兵也不容易，而带军尤其难。许多人以为带兵是易事，不加重视，须知这所说的“带”，并不是用绳子“带”，而是要能带住他们的心。我举一具体的例子说，比如当团长或营长的对于他的部属，不说带较高级的官长难，即是带司书亦不易。比如营中一位司书，有妻子儿女跟着，家里没有一间屋，没一亩田，他那每月十余元的饷，够房钱，不够饭钱。这样情形，若是营长不替他设法，怎么能教他安心做事？比如每月送一包米，使其一家人不致挨饿。送些布，使其妻子儿女有衣穿。有病人，代请医生诊治。若一点不管，他实在没有办法。若管，则另外又有一种部属，却是单身一人，无妻儿家室之累，此时在旁看着，就不免不痛快，觉得长官偏心。这就是需要斟酌的困难地方。若是为长官者存心视部属如路人，听其去留，那自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可是若要部属愿与同死生，尽职守，则非在此等处用心不可。一切文武官佐以至士兵，境遇不同，身世互异，都须仔细调查观察，分别注意，尽力帮助他们，为他们解除困难。许多人肯在嫖赌上花金钱，耗精力，此等处则半眼也不看。在平时见不出好歹来，一旦有事，人家的一心一德，如铁如钢，使三军如一人；自己的却一包豆渣，一挤即碎。好的，长官变成光杆；坏的，连性命也送在自己部属的手里。带兵之难，有如此者。我国军队近年于训练和应用上都可以说有进步，惟独“带”的道理，还是被人漠视。须知不管训练的多好，战略战术多有讲究，若是“带”不起来，一动即土崩瓦解，那一切都是白费的。
还有两件事，我也一并在此一说。此次长途行军，第一深感到军用文官的难以安置。什么是军用文官呢？就是军法官、军法长、军需官、军医官、军医长、书记官、书记长。他们满身都是文士派，第一不能走路，第二不会骑马，第三遇变不能自卫。这一困难的长途行军，怎么照顾他们呢？连旅长自己也抬子弹，哪儿找轿子给他们坐？路上万一遇着土匪，又怎么办？后来回到廊坊，我即大练军佐队。全体军用文官，每天都要下操，受军训。张允荣、丁树本，就这样训练出来的。同时招兵的时候，择识字者任以司书等职。即为文官，亦令其带兵，任军职。营长阵亡，连长受伤，都令其代理指挥。这样办了###年，军中即多出数千懂军学能苦干的知识官吏，真能下马执笔，上马杀敌，情形就大大的不同了。其次就是使马夫、枪匠、掌匠、皮匠、医兵、号兵、喂养夫的问题。他们都是军中重要分子，人数比率相当的大。那时一营之中，伙夫三十八人，号目号兵九人，医兵四人，枪匠四人，驾车兵四人，马夫两人，喂养夫四人。凑到一起，一营六十多，一团二百多，一旅、一师又有多少？但他们都不会放枪。一旦有事，他们不能自卫，反要分出力量去保护他们，岂不大大的吃亏。所以我此次一到廊坊，亦一体与他们以严格的训练，教其放枪打靶。伙夫烧着饭，背枪；马夫赶着马，亦背枪，人人都有冲锋杀敌的技能。若作战，即增加如此多之枪，如此多之射击手，则力量如何？
此次行军，有了骡驮之后，仍是不容易。因为除骡驮载运而外，士兵们背负的分量依旧不轻，石路崎岖，每天走一百或一百二十里，长途跋涉，难有充分休息，但我们全体士兵中却少见有一二个走不动，或是磨破脚皮的。这事很使我感到欣慰。实在的，在我们交通这样落后的国家，若是训练军队，不注重行军力，即是不准备实际作战，尤其重量行军，更非平时努力练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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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从四川到廊坊（3）
我到绵州的时候，接到电报，令我率队由重庆赴宜昌，归吴子堂指挥，我以吴时为上游总司令，仍是对付西南的办法，心中实不愿与他们共事，乃复电称我部已到汉中，不能奉命。同时接到贾焜亭在汉中拍来的电报，说汉中被围，要我星夜赴援，那时焜亭为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陕南镇守使之职，围攻他的是陕西镇嵩军。大约汉中情势危急，他每天十余个电报给我，向我告急，说：“此间日在水深火热之中，盼弟台星夜来援，解我倒悬”云云。最后又来一电，说汉中二十余县，无论如何穷困，亦可养得起你一旅人，情形如此，我想着朋友有急难，何可坐视？当即一切不顾，复电说即刻开拔驰援，请他释念。
自川北到汉中，路途之难，前写入川时已经说过，路越难走，心里越是焦急，恨不得插翅飞到目的地才好，好容易走到剑阁，忽然又接到贾焜亭一个电报，说他已经辞职照准，叫我毋庸前来。接着又派来他的一位本家弟兄来见我，申述他已经辞职的歉意，但我丝毫不假思索，决定继续向汉中行进。到了汉中，已由一位管某继任了贾焜亭的位置。管是山东济宁人，和段祺瑞有很深的历史关系，我先和贾焜亭见了面，而后再去会管某，见面没有说几句，他说：“您既来了，就在这儿驻下去吧！我们可以走的！”我不懂他的话什么意思，很是惊诧，他说：“汉中这地方，地瘠民贫，只可养一旅人，养不住两旅人的。”我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他的意思是怕我来抢他的地盘。我当即坦白地说明我此来决没有这样的企图，我就要回北京去的，我的话刚刚脱口，他立刻笑逐颜开，眼睛眉毛都现出高兴的神色来。我离开汉中以后，听说他在宝鸡被人打伤，部队亦全缴械。后来寓开封终日念佛，沉郁不振而死，落了一个很惨的结局。
贾焜亭是我一位老朋友，管某也是我的熟人。都是办事多年，阅历很深的人。惟其如此，所以为人处世，聪明见机。管某尤其惟利是图，官气太重，恶习太深，一味只是所谓“当差事”的派头。什么是军人的使命，什么是官吏的职责，如何能解脱人民的疾苦，如何把部队练成国家的军队，他全不懂得。我以为世界上所以还能成功许多事业，都是傻子干出来的，绝不是聪明人干出来的。傻子何以能成事业？就因为他只问此事自己该做不该做。若认为该做，即努力以赴，苦干到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其间绝不把个人的利害计算在内，故结果纵不能成功，亦必成仁。如关羽、岳飞、文天祥，他们虽然为大势所限，没有成功，但毕竟成了仁，为后世立下榜样，千古不朽。他们都是傻子，但结果却做出了聪明事。那种聪明人，藏奸取巧，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害，自以为聪明得很了，其实是糊涂透顶。尤其在今日艰危紧急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国家需要大批的傻子，来大大地傻干一下，方有希望。若仍是聪明取巧，那结果只是害了民族国家，害了自己罢了。
这时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他来了电报给我，叫我率部驻廊坊通州一带。我接到命令，即准备开拔。道路有两条：一条就是我来时所取之道，经褒城、留坝、凤县、宝鸡、凤翔、扶风、武功、兴平，而后到观音堂上火车；一条则由兴安、白河、老河口、襄阳、樊城，到汉口上火车。那时陆将军被逐后，长安是陈树藩在驻着，段先生不愿我们从那里经过，恐怕出事，而陈树藩也用了种种法子，不要我们从那里通过。我乃决定取道襄樊，直下汉口。
由汉中到兴安虽有水路可循，但是不通大船，所以只雇了些小船，载运笨重的东西。队伍都步行，以极快的速率赶到兴安，而后上船。在赴兴安途中，适遇大雨，水又大又猛，船行如箭。这是有名的汉水，两岸都是大山（武当山即在此），形势很是险要。河道弯弯曲曲，浅滩极多，船行必须临时雇请领港人指路。这种领港人，名唤“太公”，都是站在山头上待雇。船至险滩，请上一位来，由他掌舵，东一摆，西一摆，就把船摆出险境。到了平稳地方，船即停靠，送太公六百文或八百文，太公即上岸而去。一路上这样的险滩不下二三十处，就要雇请太公二三十次。当太公的都是五十多到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没有青年的。他们就凭经验阅历，而有一套娴熟精到的掌舵功夫，因此能够化险为夷。我看见这个，想到国家大事，亦是如此。周室之兴，就是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姜太公为国掌舵。秦穆公所以能霸诸侯，亦是因为有一位百里奚替他掌舵。百里奚被请至秦，穆公叹息道：“百里奚真好呀！可惜太老了。”百里奚说：“你为什么叹我年老？你若要我替你担抬重物，我自然不行；至若坐而论道，那我比姜太公还年轻的多呢！”秦穆公恍然大悟。可见识大体、明大义、定大计，实在非到火候不可。德国的兴登堡，法国的福煦，英国的鲁易乔治，都是为国掌舵的好手，在第一次欧战中都大显身手。若非阅历丰富，见识广远，怎么能以胜任？不过我只是指的那一种静定的旧时代而言。若在今日的新时代，情形则又不同，许多事反倒是需要有朝气有勇气无迂见无成见的热血青年来担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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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从四川到廊坊（4）
兴安为陕南一府，东面接豫境，东南接鄂，西南接四川，与汉中同为重镇，亦有镇守使之设。兴安到汉口，中间经过老河口。老河口以上，又是许多高大的山岭。沿着汉水，两岸都是出产丰富，人烟稠密的地方。襄樊在军事上的价值尤大。北去出洛阳，出郑州，襄樊为必经之路；南至荆门、沙市，襄樊亦是必经之路。所以历史上屡次战争，襄樊成为战略要地。那时一位张某任襄阳镇守使，完全是旧官僚的气派，用种种方法和各方权贵巴结拉拢，以巩固自己的地盘。所率部队，毫不训练，本不打算作战，故亦不能作战，只是用做搜刮地方，鱼肉百姓的工具而已。我们从那里经过时，他极惊慌，戒备很严，原来他也怕我抢夺他的地盘。真是可笑极了。
到了汉口，杨桂堂即来相见。我原派他率同李云龙、宋哲元、刘郁芬等到河南招募四营新兵，不想他另有什么作用，把这事因循不办，直到此刻也无一点眉目。因此把四川的事也耽误不浅。和他同来的几位营长，都等得急死了，拿他毫无办法。杨是一个卑鄙无能、昏聩腐朽的家伙，无热血，无骨气，无学识，无胆量，惟一的本领就是钻营巴结。他用什么方法钻营巴结？就是长官的老太爷、老太太、姨太太做寿，他大送其礼；少爷、小姐生日或结婚，他又大送其礼。绸缎、首饰，只拣好的办，手眼极阔。这些钱从哪里来？都是从兵们和骡马身上克扣下来的。不叫兵们洗澡、喝茶，柴费他上腰包；不给骡马吃的，草料费他上腰包。还有其他一切公费，全都被他中饱。不然他终天烟酒嫖赌，浩繁的应酬，都从哪里开支？这样的情形，我要撤换他，也撤换不动，因为他有有力者为之撑腰。他恃着这个，更是肆无忌惮了。总之，满清官僚的恶习，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他反美其名曰：“如此方近人情。”此次和我见面，他一开口就说：
“咱们的军队在四川响应护国军，怎么弄得谁都知道了呢？幸亏是老袁死了，要不然，那还得了！”
说着满脸带着惊惶不安的神色。我说：
“我们既干了事，还怕人家知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