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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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正目，冯治安尚是伙夫。
在三家店，附近一带都是我日常散步的地方。三家店西北六七里，有一个坟园，这地方我最喜爱，至今还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个大坟园，连着高山，一片丛林古木。那种树都是白裸松，高达五六丈，每株都是六七个人合抱不过来。入门后，两旁耸立着石人石马，都是明朝人的衣装。墓碑上也写着“大明”等字样，可见这墓是明朝人的无疑。可是却被满清人霸占着，并把“大明”的“明”字戳去，换成“大清”字样，但石人石马的衣装却没换过来。照中国的法律说，占人坟墓，该当何种重罪？可是在清朝，清朝的权力只保护满清人，于是也就不讲法律，不算犯罪了。这坟园上的松林，后来到了民国十年左右，被王怀庆所盗卖，那些高大的白裸松，全都砍伐净尽。一座清幽美丽的坟园，就无端地毁掉了！
在三家店驻防的期间，忽然发生了蒙古独立问题，后来竟以兵戎相见，大战于百灵庙。这次中国参战的部队，由徐树铮将军指挥，出击作战的是第八十混成团。读者当还记得辛亥年间我曾在第二十镇第八十标充当第三营营长，这正就是从前那个第八十标的后身。他们这次作战，情况激烈，双方死伤甚重，我就写信去探问他们作战的实况，看看从前的训练是否合于实际需要，以作今日训练的参考。信去之后，一营营长王石清先生，二营营长郑金声先生各复我一封信，正目宋庆霖、张殿诚，也有很详细的信给我，将他们初战、酣战、结战的情形一一详告。根据这些信上所说的，觉着过去训练有三个重要的缺点：第一是关于官兵战斗动作方面，比如一个兵受伤，好几个兵抬送，一个官长受伤，几十个兵伺候，结果无形中减低了战斗力，影响全军作战。为免除这种不合理的情形，我特地分项编了个《战斗动作歌》，每天教给士兵念诵歌唱。过去训练的第二个缺点是射击军纪太坏，士兵不谙瞄准，胡乱放枪，空耗子弹，这也是一大弊端。为改正这种缺点，我又编了个《射击军纪歌》，将射击的技术与原则详说一番。第三，官兵不知利用地物，他们这次作战死伤过多的原因，主要的就是不善于利用地物。这结果是目标大，伤亡因而也多。所以我又斟酌地物要点，编了个《利用地物歌》。这三个歌儿都令官兵朝夕歌诵，每人都要记得烂熟，同时常常实地演习，以便作战时可以运用自如。我所以要编这些歌词，说来话也很长。我早年读列国志管仲相桓公伐戎狄之际，军中有“上山歌”、“下山歌”，并申说“乐其身者忘其形”的用意。我读了之后，十分兴奋，想到我们现在训练，也当注重歌唱，以振其精神，乐其心志。因此我常常想给士兵们编些有益的歌词，谱调歌唱。恰巧我那时常到基督教会堂去做礼拜，我记熟了几个赞美诗的调儿，于是就按照那些歌谱，填上我自己的歌词，油印出来给士兵唱诵。因为调儿简单，歌词又天天反复解释，唱得烂熟，所以以上三个歌都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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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左路备补军（3）
在三家店驻了半年，即奉令到平则门旧火药库驻防。到防之后，又是一番大修理，门窗、院墙、操场，统统加以修葺。
到年终奉令参加会考，由总统府全权主持其事，每军取一个第一。仪式隆重，很引起一般人的重视，事前不免一番竞争。至时主考者为刘某，此人是天津武备学堂出身，学识颇佳。考题分战斗教练与基本教练两种。结果我这一营竟考取第一。
不晓得是因为我这次考了第一，还是另有原因，这以后许多人竟对我嫉视起来。这时我叫士兵们一天到晚读书，打枪，不准他们出门一步。有时有事出门，在街上走着又都唱着“烟酒必戒”、“嫖赌必戒”的歌儿。这一来更使别人看不惯，把我当做了抨击的目标，骂我孤雁出群，不近人情。我听了这些话，一面痛心着，一面也笑他们的醉生梦死。叫士兵们用心刻苦，劝戒士兵们勿染恶习，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而一般人却如此大惊小怪，看不入眼。难道说我们身负国家之重任，就只应该躺在那儿白拿薪水，一点事都不做吗？我虽这样被人家笑骂嫉视着，但我努力自新的志气并未因之稍减。反之，这种种刺激，反倒加强了我前进的毅力与决心。这时我又编了一册《精神书》、《国耻歌》等教士兵们唱读，以加强他们的国家意识，俾可与我共同担当救国御侮的工作。
我因为幼年失学，深感学识不足的苦处，遂尽可能的想法多多结识有学识的朋友，以弥补我这种精神上的缺陷。那时第五营营长陆绍文等，学识经验均甚丰富，我有暇即去找他们谈话，请教一些关于治军，治事，以及修学的大道理。不料这时意外地发生了一件怪事：第一营一位前哨哨官死了。他原为西什库学兵出身，同学们见他身后萧条，于是每人出几两银子，共总凑集了数百元，交给他的家属为治丧赡养之资。不料这事却引起一般没进过学堂的官兵的反感。他们邀集了一些不识字的人，成立了一个“不识字会”，以排除学兵出身的同伴们。这事后来给陆将军知道了，把所有官长召集到执法处讲话，陆将军啼笑不得地说道：
“如今到了中华民国了，哪里都有党，哪里都有派，听说大家成立了个什么会呀？”
有人说：“听说是不识字会罢？”
“有这么回事吗？我是武备学堂的学生，照这么说，我也应该被你们排除了。这都是谁干的？”
半天没有人吭气。后来再三追问，一位中营营副王怀智，外号叫王白毛的就站起来说道：“将军不叫闹，咱们就不闹，取消好了。”他这么一说，才知道这“不识字会”就是由他做主脑的，此外第三营营长董士禄等都在内。他们主要的是排斥识字的官长，重用不识字的分子。当时陆将军重重地申斥了一顿，这个闻所未闻的“不识字会”才算取消。自己不识字，不知发奋以谋补救，反倒嫉恨别人，要别人也要和自己一般愚昧才好，这种心理，真是非常令人诧异的。
我这一营有一位文案名叫王喜瑞，是个满人。这人才学很好，人也不坏，惟性情懦弱，遇事疑惧，以此常常被人家欺弄。他日常爱吸水烟，一天到晚躲在屋子里，咕哩咕噜狂吸不休。一次我有事找他，刚掀起房门上的帘子，一股烟气迎面向我扑来，我就赶忙退了出来。他看见慌忙把烟袋放下跑出来招呼我说：“营长，你别走，我有话和你说。”神色显出极度的不安，像有话亟待申诉的样子。我看了他这种情形，一时摸不着头脑，我就说：“你有事请到我屋里来谈吧。”他到了我房间里，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就开口说：“营长我不干了！”连说了五六遍。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他说：“副哨官逼人太甚，我一举一动他都监视着不放松。”原来我营里有个副哨官吴鹏飞，写得好，见识亦广，只是在社会上混了多年，一心眼儿只想升官，老希望着我早早保举他。加以他秉性多疑，对长官，对同事统不信任，所以又时时怕我对他有什么不好的举措，因此嘱咐司书，说若是我提到他的事的话，就请他马上把消息告诉他。有一天我和文案谈话，顺便问到补官的公事发过没有，王喜瑞说已经发过了。恰巧这时司书正在旁边，他把“补官”听成“副官”两个字，就十分注意，又听见说“公事”两个字，就以为我一定已给吴副官上了什么公事。立刻跑去告诉吴鹏飞。吴鹏飞听说，不知这公事是保举他升官，还是报告他的坏行，就急得一直跑去找文案，问上的是他的什么公事。文案当然不懂，愣了半天，回答说：“并没有什么关于你的公事。”吴鹏飞坚不相信，一定逼着文案，硬说上了他的公事，为什么瞒着不给他说。如此纠缠多天没个了时。弄得文案无法可想，遂愤而向我辞职。这是一件事。还有我的一位营副，名叫王广智，为人轻狂好事，也常常和王喜瑞在一起，成天把他欺弄着。王营副常和他说：“你可知道咱们的营长是个革命党，你是个满人，他总有一天要宰了你，你小心着你这条命！”王喜瑞就十分疑惧，日夜的感觉难安。有一天竟跑去问我，眨动着眼睛说：“营长，怎么好？你说我的命应该怎样吧？”我很纳闷，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结果他把王营副说的话，敞开和我说了，并说：“我看他是吓我，营长不见得怎样我。”我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王广智挑拨造谣欺弄他以至于此，我真不了解其用心。后来他俩终因事闹翻了，揪着打起来。——王喜瑞是社会上一个典型人物，所以把他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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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左路备补军（4）
一九一三年春天，我们又奉令由平则门开回三家店驻守军械局。到这时候，才渐渐看出官长、头目，以及士兵，都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受训练，一切都已上了轨道。他们精神都十分饱满，身体也十分结实。最值得欣慰的是官兵们都能知道爱护百姓的重要，都知道百姓就是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亲戚。我的《爱百姓歌》也早就成天在他们嘴里唱着了。
我因为常常往来三家店，同三家店车站站长刘锡庭渐渐熟识。他的英文很好，做事也很负责任。我每次坐车的时候，同他无话不谈。从他的谈话里，我才知道铁路上的一切规章是仿照西洋法子办理，平常不准告假，告假生病皆扣钱，十二年无过无假恪尽职守的，都赠给养老金一次，并增给年薪一次。我听了他的话，觉着欧美社会事业的办法，实在比中国进步多多了。中国的社会太无系统，太无秩序。比如机关中一般公务人员，有的懒散成习，随便告假；有认真做事，忠于职责的，当事者并不过问。既无扣钱之说，也无奖励的章程。同时任用人员，都看私情，贤不贤，能不能，全不去管。这样，位置没有把握，生活没有保障，大家都是鬼混差事，而贿赂贪污也就成为风气，社会上一片乌烟瘴气。人家的社会为什么那样好，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这样糟？从这小小的办法上，都看出道理来了！
一天，我在火车上由李星阁旅长介绍，认识了一位高某。我叩问他在哪里恭喜，他说在小德张——西太后的太监家里教书。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仁兄说起话来云天雾地，随口胡吹。说谎说惯了，开口就是瞎话连篇，到后往往他自己也对不起碴儿来。我同他认识了两月，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实在话。我在平则门驻防时，有一天他坐着马车去看我。坐下之后，我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是坐马车来的，并说这马车是小德张送他的，他家里还闲着好几辆。他这话显然是故意在向我夸耀。我听了颇有点不能置信，一时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决意要把他的西洋镜拆穿一下。我就装作解手的样子，走出屋来，绕了个大弯，到停马车的地方。我向车夫说：
“你是哪里的车子？”
车夫回答我说：“我们是平则门内大兴马车行的。”
我再用不着问第二句话，随即回到客厅里，就笑着向坐在上首的这位高先生问道：
“你的马车很多吧？”
问的时候，我尽力避免神色上的显露。但他怀着鬼胎子，脸上一阵红，立刻忸怩不安起来。他再也坐不住，局促了一会儿，就起身要走。为解嘲起见，临走的时候，却邀我改天到前门外大栅栏拐角上某某饭馆去吃饭。我说我向来不叨扰人家，谢谢他的盛意，推辞了不去。不料他厌人得厉害，见我说不去，就抓着我的袖口不放，再三地非要我去不可。纠缠了好一会儿，我只得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到了约定的那天，我按照他说给我的那家饭馆准时赴席。不料到了那里，那饭馆正在修理炉灶，停止营业，一打听，知道已经动工多天了。明知自己又受骗了，但还不死心，仍然想着停一会儿他还能来。谁料我怏怏地张望了半天，终于连他的影儿也没见到。我只好苦笑回来，自己认了晦气。一天我又遇见了他，他反倒质问我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呀？”我忍不住笑起来。我想这真是活见鬼！后来从多方探听，才知道这位高先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学匪。原先他在某某学校读书，因为品行不端，给开除了，才又转了学。不久又被开除了。自此以后就到处招摇撞骗，鬼混过活。曾有一个时期，他竟能在某银行骗到一个职位，并且同总统府某秘书长也有了来往。这使我对于这个社会，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像这样的骗子，竟也混得开，无怪乎社会如此黑暗龌龊了。
这时有一位曾在滦州举义的朋友，被袁世凯逮捕。我听到消息，觉得彼此都是一条战线上的同志，万不能袖手不顾，当即尽力设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