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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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和美国玩弄的这种花招？斯大林提出两种办法。一种是公开地、毫不掩地拒绝南京政府的和谈建议，从而宣布必须把国内战争进行下去。但是，这意味着“把和平旗帜这一如此重要的武器交到了国民党人手中”。而另一种答复是：（1）承认实现中国和平是合乎愿望的；（2）双方应在没有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为中国是一个独立国家，不需要外国调停人；（3）谈判是在共产党同作为一个政党的国民党之间进行，而不是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因为南京政府是挑起内战的罪魁祸首，因此它已失去了人民的信任；（4）一旦双方就中国的和平问题和领导权问题达成协议，军事行动就应立即停止。斯大林之所以提出这些条件，因为在他看来，国民党是不可能接受的。但是，如果国民党不接受这些条件，人民就会明白，“主张把内战继续打下去的罪魁祸首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和平这面旗帜就落在了共产党的手里”。斯大林强调，这一局面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中国现在有很多人对内战感到厌倦，他们愿意支持那些主张实现和平的人。①
最终，毛泽东还是采纳了斯大林的建议。在接到斯大林来电的当天，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明确表示：人民渴望和平，但不赞成战争罪犯们的所谓和平，不赞成他们的反动条件。在此种民意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八项条件是针对蒋介石在1月1日和谈建议中所提的五项条件而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份《声明》基本上体现了莫斯科的精神。当天，毛泽东电告斯大林，在基本精神上，“我们同你们完全一致”。毛泽东认为，中共中央公布的八项条件，表明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1月15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之间在南京政府提出的和谈建议问题上观点已趋于一致，中国共产党已开始发动了‘和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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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民党拒绝和谈（3）
在此情况下，1月17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会见了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向他转交了苏联政府的复函。在复函中，莫斯科表示，苏联政府一贯遵守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原则。因此，苏联充当调停工作是不合适的。莫斯科的复函还说，恢复中国作为一个民主的和爱好和平的国家的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这种统一只能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通过中国内部的力量，即通过有关双方的直接谈判来达到。
4月1日，国共两党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中共代表团表示，无论和谈成功与否，解放军都必须过江，“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但是，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南京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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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提供3亿美元（1）
1。 斯大林同意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并向中国派遣专家
米高扬离开西柏坡之后，中国革命形势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了准备。3月25日，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被推翻，新中国的成立被提上议事日程。米高扬曾在西柏坡表示，很多问题要由莫斯科来确定，这其中包括对新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问题。另外，新中国成立的大政方针也需要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商量，以便取得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方面工作的了解与支持。
5月3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求派遣苏联专家。毛泽东表示，至于军事任务，即最后消灭敌人，中国共产党单独就可以完成。但是，经济建设任务“需要你们的帮助”。而这个问题又需要双方高层面对面地会谈，在毛泽东不能前往莫斯科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以副主席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成员的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
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原定于6月20日启程，因科瓦廖夫的“汽车连出事故，致迟开三小时”，结果推迟到6月21日。陪同刘少奇访问的主要人员有苏联专家总顾问科瓦廖夫，以及中方工作人员邓力群、戈宝权、翻译师哲。
据师哲回忆，访苏期间，斯大林同刘少奇共举行了六次会谈，但他只记得两次会谈的确切日期，其他几次都没有明确的时间记载。
6月27日，代表团被安排到位于莫斯科市郊的孔策沃别墅。当天，斯大林同中共代表团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有斯大林，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米高扬及科瓦廖夫。中方参加人员除刘少奇外，还有高岗、王稼祥以及翻译师哲。
在一阵寒暄之后，斯大林请中共代表团转达他对毛泽东的问候。刘少奇对斯大林的关心表示感谢，并向斯大林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对苏联给予中国的帮助表示感谢，并请斯大林接待代表团。
随即，双方开始讨论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问题。根据科瓦廖夫当时的纪录，双方就以下问题进行了会谈：（1）苏联向中国贷款数额及贷款利息；（2）向中国派遣各方面（主要是经济建设方面）的专家；（3）向上海派遣专家及大城市的管理问题；（4）清除上海等港口水雷，恢复港口航行的措施；（5）解放新疆的策略及将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6）中国海军舰队的组建及军港的保卫；（7）建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航线，在中国建设飞机装配修理厂；（8）决定在三四天以后召开苏共主席团会议，听取中共代表团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及经济形势的报告，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看法；（9）国家机构设置、工商企业管理等。
斯大林表示，莫斯科决定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以机器设备、各种原料和其他商品形式提供，每年平均6000万美元，分5年贷完。斯大林声明，中苏两党签订这样的协议尚属第一次。关于这笔贷款的利息，斯大林觉得百分之一的年利息似乎低了点。因为苏联向东欧国家提供贷款的年息为两厘，但考虑到中国还在打仗，所以莫斯科同意按年息一厘向中国提供贷款。考虑到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建立，刘少奇又是秘密访问莫斯科，所以，斯大林建议，贷款协定只能以东北人民政府的名义同苏联签订。
关于贷款问题，刘少奇表示完全同意斯大林所提出的各种条件，并感谢苏联对于中国的帮助。
向中国派遣专家，这是中共领导人非常关心的问题。会谈中，斯大林表示，莫斯科已经决定向中国派遣第一批专家，共15人，他们将根据中国的要求随时出发。但后来实际人数大大突破了这个界线。至于专家的待遇，斯大林坚持要按中国最优秀专家的最高标准向苏联专家提供报酬。“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苏联专家享有较高的工资，斯大林提出，“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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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提供3亿美元（2）
根据上述原则，刘少奇曾指示陈云和薄一波，苏联专家临时薪资“暂定最高标准为二千五百斤小米”，另外适当规定食堂饭食价格并设特别食堂，对苏联专家给予照顾。但是，到1950年初，尤其是中方提出要签订中长铁路协定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苏方提出，在支付专家工资之外，中方还应支付一笔费用，作为对苏联专家以前工作单位的补偿。这样，中国政府需要按每人每月2000到4000卢布交给苏联政府，相当于每月10000到18000斤小米，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长只有2800斤小米。
在专家问题谈完之后，斯大林又把话题转到新疆问题上。他建议，应尽早占领新疆，那里拥有丰富的石油。但是，占领新疆必须经过甘肃，而马步芳的骑兵就盘踞在这一带。14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同马步芳的较量中遭受了重大损失。斯大林认为，中共过去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在他看来，马步芳的骑兵是很容易被打垮的。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40架飞机，帮助解放军消灭这股骑兵。
应中方的请求，斯大林同意帮助在上海水域排雷，但要通过中国东北方面来实施，苏联可以卖给东北人民政府几艘扫雷艇，在大连、旅顺培训中国海员学习排雷技术。
当天，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联名致电毛泽东，报告了会谈情况，并就贷款方式、向中国派遣专家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了请示。
刘少奇表示中共需要联共帮助（1）
2。 刘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联共（布）的指示和帮助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明确宣布：集中国革命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也是没有的。毛泽东批评说，“没有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想法是错误的，“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是幼稚的想法。他表示，中国在国际上只能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
毛泽东的文章对刘少奇的访苏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即7月2日，斯大林同中共代表团举行了一次会谈。有关这次会谈的内容，国内外的出版物都没有详细记载。会谈的当天，刘少奇曾给毛泽东发过两次电报。7月3日、4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中苏双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把借款和定货问题具体化。鉴于国内经济机关开始成立，解放区不断扩大，既缺乏专家，又缺乏材料，“故目前还无法提出全部清单”，毛泽东同意代表团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苏方通报情况，并提出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经过两天的紧张准备，7月4日，中共代表团以刘少奇的名义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提交了一份长达一万余字的书面报告，向斯大林全面介绍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同时向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征求意见。
此外，刘少奇还向联共（布）中央提出了中苏两党关系问题。他特意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中共应当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之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刘少奇还提出，应尽可能地密切中苏两党的联系，互派代表，以便处理两党的有关问题，并增进两党间的理解。他还强调，在外交上，中共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做了一些解释。一些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已经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道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
刘少奇在报告中也提到了一些颇为敏感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