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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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出现严重分歧（1）
1。 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
1964年2月25日，中苏两国为解决边界争端开始举行谈判。据中方后来披露，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团明确指出：《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有关当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皇俄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从加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愿望出发，中国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线的全部走向，解决边界上存在的一切问题。任何一方违反条约占据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全部无条件地退还给对方。但是，“不排除双方在条约的基础上，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上的个别地方作必要的调整。”然而，“苏联方面拒绝接受上述中国方面的合理建议。他们拒不承认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坚决不同意以这些条约为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基础。”①
当年参加谈判的李凤林回忆说，中方在谈判中提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政府同俄国沙皇政府所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中方仍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愿意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那些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取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至于任何一方违反那些条约而侵占的另一方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对方，但“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中方的立场既宽宏大量又公平合理，我们在发言中还表示对历史形成的情况苏联人民没有责任。然而，苏方不但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而且不同意以那些条约作为唯一基础来解决边界问题，竟然要中国把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超越那些不平等条约而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也划归苏联。”而且，“苏方一直回避称这次谈判为边界谈判，而称之为苏中核定某些地段边界线的磋商”。这实际上反映了苏方的立场，即：“中苏边界根本没有问题，个别地段由于界标年久失修，核对一下就万事大吉。很明显，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根本无意解决问题，他们的战略意图是，用边界问题保持对中国的压力，同时支持中国的邻国，特别是越南和印度给中国制造困难，形成对中国的包围。”②
但是，赫鲁晓夫后来的回忆却是另外一种说法。他说：根据旧的条约，边界线贴着中国一侧的河岸，因此，从法律上说，“那些岛屿应该归属苏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照顾住在边境地区的中国居民的利益，允许牧民在严格说来不属于中国的领土上放牧和砍柴。总之，我们对中国方面的需要采取了友好和体谅的态度。”赫鲁晓夫还说：谈判开始时，双方口头上陈述自己的要求。“中国人说他们有权获得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亚的相当大一片土地。我们根本不可能满足这种要求”。在会谈的第二阶段，双方都拿出了表明各自要求的地图。“中国人把他们的地图交给我们之后，我们发现他们不再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亚提出要求了，但是他们声称界河上的那些岛屿是属于他们的。那些岛屿靠中国比靠苏联近。他们建议重新划定边界线，让边界线从河中心通过，而不是贴着中国一侧的河岸。虽然这个建议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大部分岛屿，但它同国际惯例是相符合的，因此我们同意了”。这样以来，我们就解决了互相间的争执。然而，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即“中国人要求拥有沿阿穆尔河的航行权”。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谈判陷入了僵局”。后来，“我们表示愿意平等交换，就是说，这里加上一块地方，那里减去一块地方，加加减减——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建议。至于争议地区，就干脆把它们一分为二”。但是，在我们看来最明智的和有助于修好的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却并不值得称道”。最后阶段的谈判时，我们发现“中国人不肯接受我们的立场”。他们虽然放弃了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大半个中亚的要求，却“要我们承认现存的边界线是以当年沙皇强加在软弱的中国政府头上的不合法和不平等的条约为基础的。他们希望新签订的条约中包含这样一个条款，说明新的边界使100年前强加给中国的不公正待遇永久化了”。但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怎么可能签署这样的文件呢？假如我们签署了，我们就等于默认不公正待遇必须加以纠正——换句话说，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我们对有关领土的权力。于是，我们的代表团回到了苏联”。①
谈判出现严重分歧（2）
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但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在条约中并未规定。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
所以，中方坚持认为，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其理由是：1689年9月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边界东段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均为中国领土。而“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当时还是中国的内河”。1858年5月，沙俄乘英、法联军侵略中国，进攻天津，威胁北京之际，用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割去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两国共管。1860年11月，沙俄再次借助英、法侵华战争的军事压力，在英、法侵略军攻占北京的情况下，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全部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
问题在于，即使根据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珍宝岛也无可争议地是中国的领土”。《中俄北京条约》规定：“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凡通航界河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以此划分岛屿归属。所以，“珍宝岛及其附近的卡脖子岛和七里沁岛均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历来属中国管辖，一直有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一直有中国居民在这些岛上进行生产。在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苏联方面自己也曾经不得不承认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②
而莫斯科的看法是，当前远东地区苏中存在的这条边界“是许多世代以前就形成的，是沿着自然的界线通过的，这条界线把苏联和中国的领土分割开来。”这条边界是由《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法律上规定的。1861年，中俄“双方在地图上签字并盖上了两国国印，地图上标明了乌苏里边疆地区的分界线。在达曼斯基岛地区，这条线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苏联和中国都有上述文件的原本。在这些条约里，以及在各个议定书、地图和记文里业已固定下来的有关领土问题的条款至今完全有效。苏联政府的立场是双方严格地、始终不渝地履行这些条款”。①
对此，中方认为，1860年以前，“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还是中国的内河”。自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俄北京条约》才规定中俄两国以乌苏里江为界”。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因此，“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并一直在中国管辖之下”。中方还强调，珍宝岛原来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江岸的一部分，后来因江水冲刷成为岛屿，“至今枯水期珍宝岛还和中国江岸相联，岛西边的江汊从来没有成为航道。”
然而，苏联政府搬出了《中俄北京条约》附图，说这张地图标明的分界线，在珍宝岛地区“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企图“以此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但是，这张附图是“1861年勘界前沙皇俄国单方面绘制的”，当时中俄双方只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而“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只是在这张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附图上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问题在于，“这张附图上的红线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更不是为了划分岛屿的归属”。因此，“它根本不能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事实上，《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双方一直是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岛屿归属，并进行管辖的。”沙皇俄国边界官员给中国方面的信件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例如，1908年5月8日，沙皇俄国阿穆尔州边界官库兹明在给中国官员的信中明确指出：“如果两国以河流分界，则以循河流中心之线做为边界线。在通航河流上，该线即为航道。”同年9月6日，库兹明在给中国官员的信中再次指出：“河流中的岛屿系以航道划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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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出现严重分歧（3）
有鉴于此，苏方代表在谈判中不得不承认，《中俄北京条约》附图的“红线不能表示江中边界的确切走向，也不可能划分岛屿归属”。并且不得不同意江中的边界和岛屿归属，应该“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②
谈判一直持续到8月，因无法达成协议，只好告一段落。但是，关于珍宝岛等岛屿归属问题的争论为后来中苏冲突埋下了种子。
在1964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战备问题是从我们同赫鲁晓夫多年的斗争中引出来的。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来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7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大约在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的领土变成了俄国的领土，从那时起，海参崴、伯力、堪察加和其他地区，“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新疆、黑龙江划过去……我们还没有算这笔账”。③
毛泽东果真要把被沙皇割占去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都要回来吗？未必如此。9月10日，毛泽东在同法国客人谈话时解释说，他强调旧事重提，其实只不过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目的还是想要以目前边界现状为基础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①
没有飞机坦克，我们照样打胜仗（1）
2。 毛泽东说，我们不要飞机、坦克，照样打胜仗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中央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改善中苏关系，但未能取得成功。1966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中断。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向中苏边界增兵，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个师，增加到54个师，达100多万人。1966年1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同时，苏方还在中苏边界多次举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1960年以前，苏联在远东地区布置的导弹大约有70枚，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导弹数量不断加强。1966年3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1968年1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开进蒙古，这些导弹能够打到兰州和包头。1969年5月，进驻蒙古的苏军兵力达到20万人。不仅如此，苏联还在远东地区配备了50多架远程轰炸机、400多架中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可以携带氢弹进行战略核攻击。
1968年，勃列日涅夫曾召集苏共中央全会，研究中苏战争的可能性。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克里姆林宫不仅调动坦克、飞机，还调动了导弹，企图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或者对中国“为数不多的核实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苏联原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说，1966年至1967年，仅苏联驻华使馆就不止一次地主张在这个地区“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一方宣称这些江心岛是自己的领土，坚持上岛，一方必欲将对方赶走，并想方设法“给予回击”，冲突的发生自然愈演愈烈。
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苏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在东段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即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其间的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这个地区。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