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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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0日，苏共中央再次致信中共中央，说赫鲁晓夫不能到中国来，遂将会谈地点定在莫斯科，并邀请毛泽东去苏联。但在此前，毛泽东就已经向苏联大使明确表示过，他现在不准备去莫斯科访问。
　　也正是在上述来信中，苏共中央提出了中共难以接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为此，6月14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作了答复，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共二十五条。中心思想是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强调了革命的不间断性和彻底性，批评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以及“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观点。中共中央在复信中说，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公开攻击其他兄弟党，挑起了公开的争论，就没有权力禁止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回答他们。“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最荒唐的攻击”。现在，“我们把这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们发表你们的文章那样，也把我们“毫无根据的攻击”你们的那些文章，“统统公开发表，让全体苏联同志、全体苏联人民去思考，去判断是非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谁都没有权利单凭自己的意图，想发动攻击就发动攻击，想禁止对方答辩就下令‘禁止公开争论’。”
　　6月17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并且用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还用各种文字出版小册子。这就把中苏之间的分歧全面公开了，莫斯科对此极为不满，指责中共中央“突然认为可以公开在全世界面前不仅陈述旧的分歧，而且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提出新的指责”。
　　中苏两党你来我往的信件和声明，以及公开发表的争论文章，已经让人有了“山雨欲来”的感觉。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中苏两党会谈拉开了帷幕。
　　参加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团长为邓小平，副团长为彭真，成员包括康生、###、刘宁一、伍修权以及新任驻苏大使潘自力。
　　1963年7月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从7月6日开始，双方进行了一段长达十多天的你来我往的“聋子对话”，一直持续到7月20日。
　　中共中央在6月14日的来信中希望两党就斯大林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问题进行会谈。但是，这封信刺激了莫斯科的神经。苏共中央非常不满地对苏联全体党员和各级组织说：中共中央“信件的作者竟然说出了‘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些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体面的和侮辱性的谰言”，还“暗示‘在帝国主义者面前胆怯’、‘历史的倒退’，甚至说，‘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在我国‘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他们“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说得出这种话？”①
　　于是，在第一天的会谈中，苏斯洛夫准备了一份长达70页的发言稿，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他在发言中攻击中共中央6月14日的来信，大谈苏共中央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的论点如何正确。对于苏斯洛夫的发言，邓小平没有当场表态。在7月8日的会谈中，邓小平在发言中着重讲了中苏分歧的由来和实质。他说，从苏共二十大开始，中苏两党之间就出现了分歧。其间经过1956年的波匈事件、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和戴维营会谈、苏共二十二大，分歧最终发展成为两条路线的分歧。7月10日，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由苏斯洛夫发言，主要是回答两党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苏斯洛夫在发言中再次攻击中国共产党搞分裂，把中共中央发表的七篇论战文章说成是分裂主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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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亲历“聋子对话”（2）
当天，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想不到，苏共中央竟然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起一次新的攻击，迫使我们不能不作出公开的答复。这种情况，只能使我们感到遗憾。”中苏两党是平等的，采取“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态度，是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的。对于中苏分歧，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是：“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我们这样说，我们也这样做，我们是言行一致的。目前，令人担心的倒是，苏共中央不仅把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而且正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和决议，通过连篇累牍的讲话和文章，掀起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人们不禁要问，苏共同志究竟准备把中苏分歧扩大到什么地步呢？”
　　在7月12日举行的第四次会谈中，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他在发言中着重批评了苏共搞分裂主义，而且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邓小平还质问苏斯洛夫，你们为什么在谈到双方分歧的时候，对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一事避而不提？
　　会谈期间，7月14日，苏共中央突然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作为对中共中央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答复。这一天，正是苏、美、英进行停止核试验谈判的头一天。苏共中央选择这个时间公开发表这封信，表明它不打算通过会谈来消除两党之间的分歧。
　　中方对此极为不满，批评苏共中央不该在会谈期间发表这封信，将两党在会谈中的分歧公开化。7月19日，中方用多种语言向世界广播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7月20日，《人民日报》又作了全文发表，并且加了编者按。中共中央明确表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①
　　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之后，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纸，从15日起连续发表社论，并且用个人署名的文章和读者来信的形式，吹嘘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报纸以及意大利、法国等国共产党的报纸，也纷纷发表文章，表示支持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指责中国共产党。对此，中方明确表示，“这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凡是重要的，我们也将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并在必要时予以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会谈将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7月21日，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回到北京西郊机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和首都群众5000多人到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出国代表团归国为数不多的几次中的一次。
　　尽管会谈未能达成协议，但毛泽东对代表团的表现还是相当满意的。他称赞说，代表团没有同苏方达成任何有失原则的协议，这就是完全的胜利。别看邓小平那么矮，却是一个重量级拳师。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这次你们取得了完全胜利，完成了任务，做了一件好事。①
　　

中苏关系的两件大事
2。　毛泽东建议：披露1958年和1959年中苏关系的两件大事
　　苏共中央在公开信中向苏联全体党员和党组织宣布：“中共领导同我们、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原则性的分歧”。双方分歧的实质是“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以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各持相反的态度。”苏共中央还明确表示，和平共处原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坚定地遵循这一原则”。
　　考虑到苏共中央在公开信中首先提到的问题就是两党之间的分歧，邓小平在莫斯科会谈时第一次发言所谈的也是这个问题，所以，9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谈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文章指出：两党的分歧并不像苏共中央所说的那样，是从1960年4月开始的，“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具体地说，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中共中央为什么要把苏共二十大作为两党分歧的开始？文章对此说得很清楚。因为在这次大会上，苏共中央“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这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　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
　　《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在介绍了两党分歧的由来之后，还论述了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文章说，中国领导人曾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做法，苏共领导人表面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实际上却怀恨在心，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他们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文章首次公开披露了1958年和1959年中苏关系的两大事件。指出：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是从1958年开始的，就是苏联领导人提出要建立中苏联合舰队，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接着，在戴维营会谈前夕，苏方于6月20日撕毁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技术资料的协议。于是，文章说，中苏思想分歧演变成国家关系的恶化，完全是苏方挑起来的。
　　最后，文章概括说：七年来的事实证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苏两党之间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①而大论战也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动和扩大起来的，是由苏共领导强加在中共身上的，所有的责任都应当由苏共领导来负。
　　

中苏大论战（1）
3。　随着论战的全面展开，双方发表的文章不可避免地情绪化
　　还在“七评”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毛泽东就说过，修正主义是思想分歧，长久下去，势必导致组织分裂，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于是，1964年2月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七篇文章便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为题。文章给苏共领导人戴了两顶大帽子，一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二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文章除了强调团结外，还对苏联国内政策提出了批评。文章指出，苏共制定的理论和政策是“为国内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服务”。苏共领导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苏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在苏联泛滥大开方便之门”。“目前的苏共领导”，就是“为修正主义之首”。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批评苏共领导搞“修正主义”，是为了“维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①
　　上述文章发表之后，莫斯科受到极大刺激。苏联人曾告诉金日成，他们最恼火的就是中国人于2月4日发表的那篇文章，骂苏共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于是，苏共中央于2月中旬召开中央全会，声称要对中共实行“坚决反击”，并采取“集体措施”。
　　2月下旬至3月上旬，中共中央考虑到要同罗马尼亚代表团举行会谈，所以，决定暂停论战文章的发表。但是，罗马尼亚代表团离开不久，即3月3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八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文章发表后，苏共中央认为，这篇文章使论战达到了“顶点”。
　　随着中苏论战的全面展开，双方已经难以心平气和地说理了，发表的论战文章不可避免地情绪化了。苏方在文章中称中共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是“臭名远扬”的25条。而且，赫鲁晓夫在多次讲话中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