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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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周恩来赴苏的当天，即10月8日，毛泽东还是下令组建了志愿军。他在给彭德怀、高岗等人的电报中称：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出发，协同人民军向侵略者作战”。同时，毛泽东还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同一天，毛泽东电告倪志亮，将出兵朝鲜一事转告金日成。当天，彭德怀去了东北。9日，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主持召开东北边防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出兵朝鲜的决策。
直到这时，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谈的结果仍不能令人满意。10月11日，斯大林还在坚持苏联空军将推迟出动。当周恩来和斯大林的联名电报送到毛泽东手中时，已是10月12日下午了。接到电报后，毛泽东紧急电令彭德怀、高岗，指示10月9日命令暂不执行，第十三兵团各部仍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并要求高岗、彭德怀立即来京商谈。同时，毛泽东又给饶漱石、陈毅发去了内容大致相同的电报，要求宋时轮的九兵团原地整训，而且在“干部及民主人士中亦不要进行新的解释”。①
10月13日中午，彭德怀、高岗奉命来到北京。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出兵朝鲜一事再次进行讨论。毛泽东说服彭德怀和其他人，苏联空军虽然暂时不能进入朝鲜，但他们已经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会议最后决定，在没有苏联空军掩护的情况下，在美军向朝鲜北部地区大举进攻的情况下，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都必须立即出兵援助朝鲜。
几乎就在同时，即莫斯科时间13日下午，斯大林也作出一项正式决定。他通知什特科夫，让他转告金日成，中国人已经决定不出兵，金日成最好把他的剩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境内。第二天，什特科夫报告莫斯科说，他已经向金日成转达了斯大林的建议，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惊讶”，并痛苦地表示：“他们将照此执行。”
师哲回忆说，在黑海同斯大林会谈结束回到莫斯科后，他到康一民的住处想看一看国内有什么新指示。他发现康一民正在抄一封电报，电文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
当师哲得知电报内容后吃了一惊，他急忙将此事告诉了周恩来。可是，“周总理不相信，认为我看错了。”
师哲又返回康一民的房间，将电报首页拿给了周恩来。看过电报后，周恩来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因为几个钟头之前，他所谈的话与这个电文中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他刚刚讲过中国不能出兵援朝，并以极有说服力的话向斯大林证明了这点，而且也作出决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但现在，国内又来电说大家主张出兵抗美援朝。”①师哲的回忆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只是时间上有些模糊，内容也不够详细。
对此，毛泽东回忆说，我们当时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最后才决定，国内去了电话，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②
看来，师哲看到的电报应该是13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有关出兵朝鲜的最后决定，也就是当天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
康一民之所以说周恩来此行的目的是告诉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的决定，可能只是记住了这封电报的内容。
斯大林为中国出兵流泪（2）
此后，周恩来开始同苏方重新会谈，其中涉及苏联提供军事装备和空中掩护问题。这就是康一民所说的周恩来同斯大林商谈志愿军改换苏军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作战问题。
13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把出兵朝鲜的决定告诉了罗申。他说：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还有空中掩护问题并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随后，他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告诉了罗申，声称“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先派出9个师组成第一梯队，尽管装备差一些，但可以打李承晚的伪军。然后，再准备第二梯队。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了苏联空军掩护的问题，而且“希望它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也不应迟于两个月”，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随即，罗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斯大林。
当晚22时，毛泽东又起草了一封给周恩来的电报，通报了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以及需要同斯大林进一步商谈的问题：1。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门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2。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3。菲利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的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4。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还告诉周恩来，他对第三、第四两点没有把握，因此，“请你留在莫斯科几天，和苏联同志重新商定上述问题”。①
14日凌晨，斯大林看到了罗申的电报，他立即通过什特科夫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金日成，要金日成暂缓执行他13日发出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电报”，因为他刚收到毛泽东的来电，得知“中共中央再度讨论了形势，决定不管中国军队多么缺乏武器装备，还是要给朝鲜同志军事援助”。②
当天，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发去两封电报。在第一封电报里，毛泽东通报了朝鲜情况及志愿军参战的初步打算。他指出，我军将以一个军进至平壤东北地区，其余三个军及三个炮兵师位于德川以北，就可能使“美伪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保持平壤元山线以北地区至少是山岳地区不被敌占。”在第二封电报里，毛泽东通报了志愿军出动的时间及部署。他告诉周恩来，我军定于10月19日开动，于10月28日“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开始构筑工事”。毛泽东还说，等6个月后，“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他相信，“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有利益的”。①
斯大林为中国出兵流泪（3）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13日的电报后，于当晚约见了莫洛托夫，请他将电文转告斯大林，并征求斯大林的意见。14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苏联志愿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另外，苏联志愿空军“进入朝鲜战争，当其与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时，在双方指挥关系上如何解决？”②周恩来还附上了中国政府开出的第一批各种炮及其所属器材的订货单。
斯大林得知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的最后决定后异常兴奋，于14日再次致电金日成：“经过摇摆和作出若干临时性的决定之后，中国同志终于下定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心。有利于朝鲜的最终决定终于下定了，我为此感到高兴。因此，您知道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情况介绍应予撤销。与中国军队出动有关的具体问题，您需要同中国同志一起来决定。而中国所需要的技术装备将由苏联提供。祝您成功。”③
然而，苏方许诺的空中掩护，是打了折扣的。由于担心苏联飞行员被美军俘获，暴露出苏联参战的真相，引起美苏直接冲突，苏方不打算配合志愿军在朝鲜地面作战。苏方答应的空中掩护，只是负责掩护志愿军的后方，即使等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后，苏联空军也不能飞到朝鲜境内。也就是说，苏联的空军不能越过鸭绿江。
斯大林的这个决定显然对中国出兵极为不利。得知这一消息后，毛泽东并没有动摇决心。15日，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给倪志亮的电报，让他转告金日成：“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10月16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当天，朴宪永奉命来到沈阳，请求中国尽快出兵。10月16日，彭德怀在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10月17日，毛泽东再度电告彭德怀和高岗，要他们于18日返回北京，至于出兵时间，“待周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10月18日，即在周恩来返回北京的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最终确定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时间。当晚21时，毛泽东电令邓华等13兵团领导同志：“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①
19日晚，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当斯大林得知志愿军出兵的决定后感动得掉下了眼泪，连声说道：“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此后，斯大林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这一认识的转变，使苏联加大了对中国援助的力度。整个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2个空军师的武器装备。
苏联送给中国的一份珍贵礼物
1。苏联送给中国的一份珍贵礼物
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这是赫鲁晓夫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到机场迎接。
赫鲁晓夫这次来访，带来了一支庞大的展览队伍。10月2日，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西直门外苏联展览馆隆重开幕。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北京，对这次展出都极为重视。周恩来为展览会开幕剪彩。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苏方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中方出席开幕式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李济深、黄炎培、彭真、陈叔通、赛福鼎、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等。
苏联参展的商品有一万一千五百多件，包括机器制造工业、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和电器工业的各种最新型和最大型产品；各种纺织工业、化学工业和其他各种日用品工业、手工业产品；各种谷物、经济作物、畜产品、水果蔬菜及其制品。此外，还展出了各种书刊、教材、油画、雕塑、乐谱、图片。
对中国这样一个当时还不能制造汽车和拖拉机的国家来说，苏联那些五花八门的展品确实让人开了眼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在参观展览时题词，对苏方的展览表示“很满意、很高兴”，它用“真凭实据表现了苏联工农业经济的突飞猛进，苏联技术科学的高度发展，苏联教育事业和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苏联人民生活的幸福”，这些光荣的成就“鼓舞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并且使中国人民得到学习的最好榜样”，也是“苏联对我国热情援助的一种表现”。①
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为展览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称赞这次展览“为我国盛大的节日增加了光彩，为我国正在进行着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再一次指出了壮丽的远景。它是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人民给我们的一份最隆重、最珍贵的贺仪，它是我们未来的象征，中国人民正以万分热烈的心情来欢迎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内容丰富的展览会的开幕。”①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钱俊瑞在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