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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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昆序
沙飞的名字我知道的并不早，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的沙飞，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名字。
　　经过了80年代初期的艺术迷狂阶段，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摄影青年很快就陷入困惑。对摄影的本体认识不断地引起我们怀疑当时关于摄影的社会功能的理解。许多人意识到如果只把摄影框定在艺术范畴，并拼命将其附会于绘画图像学阐释的话，摄影似乎真是一门提不起来的伪艺术了。从有限的渠道看到的西方摄影，反而都是强调瞬间感的以人文态度为主要诉求的，现在称为纪实摄影而当时称为“新闻摄影”的照片。于是，我们慢慢知道卡蒂埃？布列松、罗伯特？卡帕、尤金？史密斯、多萝西娅？兰芝等等名字。不过这些洋名字生僻难记，所以张冠李戴难免发生。我有一段时间就总是将卡帕《西班牙共和军士兵之死》的照片安在布列松头上。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被子弹击中的士兵动作照片开始深深地影响我的摄影观念。每次看它时都彷佛被子弹击中。这才是摄影！大约在此时，蒋齐生老先生为新闻摄影的真实性大声呐喊。蒋老先生的理论缺少相关的社会学、传播学和艺术哲学的基础性支持，因而显得苍白，但他强调摄影的瞬间性、纪实性和社会历史性，在当时摄影界集体性地追求泛艺术化的氛围中，还真是卓尔不群和振聋发聩的。也就是在他不厌其烦地的呼喊中，沙飞的名字渐渐被我们年轻一代的摄影人知晓。与沙飞一起渐渐凸显的名字还有石少华、罗光达、孟昭瑞、雷烨、徐肖冰等一大批拍摄民族革命斗争的摄影家。在这一群名字中，沙飞和石少华最具光彩。
　　沙飞早在1936年就明确指出，“摄影是造型艺术的一部门。然而多数人还把它作为一种纪念、娱乐、消闲的玩意儿，这根本忽略了艺术的意义，而使摄影陷入无聊帮闲的唯美主义的深渊里，堕落到逃避现实，醉生梦死的大海中。”　现实世界中，多数人正在给疯狂的侵略主义者所屠杀、践踏、奴役！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人类最大的耻辱。“而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由。因此，从事艺术的工作者，尤其是摄影的人，就不应该再自囚于玻璃棚里，自我陶醉，而必须深入社会各阶层，各个角落，去寻找现实的材料。”沙飞70年前的这些话语，如果放在他所处时代的语境中去考察的话，实在是了不得的真知灼见。
　　沙飞不但有先进的思想，还有卓绝的实践。从1937年的太行山投笔从戎，到1950年被不公正的枪决，他一直是一个胸挎照相机的战士，投身在我们民族的解放战争中。沙飞的战争不是射击和肉搏，而是用照相机和胶卷制造的影像来鼓舞射击和肉搏的战士更勇敢地投入战争。沙飞的照片往往比一粒子弹和一把大刀更有威力，因为他的照片指引的是成连营、成旅团的士兵。这些士兵战士是呼啸推进的不可阻挡的洪流。他们排山倒海般地压向敌人，将前面的碉堡、坦克和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战争机器压成齑粉。沙飞是这场民族现代史诗的吟唱者和见证人。他的照片，既发挥了战争路标的作用，又成了这一史诗完成乐章中的重要的部分。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有无数光彩照人的人物，以鲜明的个性、传奇般的经历与火炬般的思想，照亮了中华民族的现代进程。沙飞，一个以摄影为武器的战士，无疑是我们民族现代史诗中的英雄。
　　2005年4月25日
　　鲍昆
　　

父亲对我是永恒的
1950年3月4日，我的父亲沙飞在石家庄被处以极刑时，他未满38周岁。那年，母亲38岁，我们五个孩子，大哥17岁，大姐15岁，我4岁，弟弟3岁，小妹1岁。
　　1945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分离了8年的父母亲在河北阜平坊里村团圆了。1946年5月我出生在河北张家口，我是他们破镜重圆后的第一个孩子，父亲亲自给我起名为王小辉，以表示对改名为王辉的妻子的爱，父亲当时还说，将来全国和平了，几个孩子还是要改回他的姓——司徒。上大学时我自作主张，改为现在的名。生不逢时的我面临着内战即将爆发，我只当了父母亲几天的掌上明珠，还未满月就被送到怀安县柴沟堡一个老乡家。9月父母撤离张垣时把我留下。
　　1950年春天孟昭瑞奉石少华之命将我接到北京、送进华北军区八一学校幼儿园时，父亲已去世一个月了。我的记忆从那时开始，校长老师及小朋友的父母几乎都知道关于父亲的事，他们经常爱怜地抚摸着我的脸说，你爸爸太可惜了……因此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叫沙飞，他原来在部队里专门照相，由于他开枪打死了一个日本医生被枪毙了。
　　不久，母亲被人民银行派往香港接收中国银行，后来她在广州工作，把小妹接去了。
　　每逢周末小朋友的父母都来接孩子回家，我羡慕极了，而我和从阜平上庄老乡家接来的弟弟无家可归，学校就是我们的家。
　　母亲到北京开会时来看我们，在东北空军当兵的大哥和正在读中学的大姐来看我们，石少华和夫人连斐娥来看我们。八十年代初，有一次连阿姨对我说：“你们小时候我们去八一学校看你们，你抱着我问：‘阿姨，你是不是我妈妈？’我说不是。你又问我，‘哪个阿姨是我妈妈呀？’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的我真是太小、太小了。
　　当时的八一学校是极特殊的环境，开国元勋、高级将领及烈士的子女很多，被留用的日本人的子女、曾有功劳但犯了错误、甚至非正常死亡人的子女也不乏其人，后者并未归
　　为另类，还被归入“烈士子女”的行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等人的子女、侄、孙，大多在这里读书。因为是在八一学校，所以父亲的死没有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太大的创伤，在校长老师的关怀、同学的友爱中，我身心健康地成长，无忧无虑地度过了12个春秋，初中毕业时因获金质奖章保送到北大附中。
　　1963年我从北京回到广州母亲的身边。在家里她从不提起父亲，其实从来没有任何人认真地告诉过我关于父亲的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渴望了解自己的父亲。
　　196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前夕，趁母亲出差时，偷偷打开了一只从未见她开过的旧木箱。在一个黄色的牛皮包里有个小铁盒，里面果然有我坚信应该有的东西：父亲年轻时穿西装的照片，父亲母亲哥哥姐姐的合影，父亲在广州、桂林影展的会刊，父亲未写完的自传，1950年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关于判处沙飞极刑的判决书等文件。
　　我受到强烈的震撼。我终于知道了自己父亲的生与死！第一次看到父亲的照片，发现自己长得那么像他！我感觉到血管里流淌着父亲的血，血缘把我和他紧紧地连在一起。我把照片拿去照相馆翻拍，把文件都抄下来。夜深人静之际，我常常把照片、判决书拿出来，看着，吻着，流着泪，这是我少女时代最大的秘密。我还把全家合影送给北京的儿时知心朋友汪兴华，让她与我分享所有的欢乐与痛苦，她的父亲汪克明将军和那时才三岁的她及同胞姐姐建华都曾是父亲的病友，在父亲狂癫的日子里，他们给过他友谊与欢乐。
　　岁月匆匆流逝，几十年过去了。
　　从知天命之年起，我开始一点点寻觅父亲的踪影，一步步走近遥远、陌生的父亲……
　　父亲，对我是永恒的。
　　王　　雁
　　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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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他住在郊区留营村农民的房子，1949年春他随大部分病人迁到医院现址，部分病人住在离医院不远的城角庄。
　　时和平医院医生李蕴兰2003年回忆：我在张家口医科大学毕业，到医院时19岁。医院是1942年日本人盖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3军接管；石家庄解放后，我军接管医院及医护人员。日本人津泽胜是内科主任，王玉景是总住院医生，林兆信是主治医生。有的医生是满洲医大毕业的，华西医大刚毕业的崔吉君在传染科，奥地利人傅莱在传染科兼医科大学教员，姚远方的爱人刘志是实习大夫，张荣志在妇产科，李富锁当护士。医院不少日本人，白求恩医科大学也好多日本人，他们都住在和平医院宿舍，禆田宪太郎是医科大学病理专家，他们是反战同盟的，单独一个支部。津泽技术好，工作负责，对我们这些土八路的孩子要求严、教的细心，我们对他很敬佩，他手把手教我们学看显微镜，他要求医生必须亲自给自己病人化验，他很敬业，很善。
　　传染科在城角庄，离医院很近。我是蔺柳忌的经治医生，他是结核病，还严重失眠，10天10夜不睡觉，给他用最厉害的麻醉药，他只打哈欠，仍睡不着。当时药少，后来才有链霉素，结核病死亡率高，有一晚死了7个人，大家都很紧张。高干们大多在农村城角庄住院，带炊事员、马、马夫、警卫员、老婆、孩子。他们不愿搬到高干病房，不方便。
　　我们医生3个月一轮换到高干病房，我们年龄小，一到高干病房就紧张，老红军居功，他们脾气不好，我们常被病人打、骂、罚立正，或被踢一脚，很受气。首长们带枪，我们都害怕，有一人拿枪把姜杰副院长吓得从窗口跑掉。当时是解放战争，战争很残酷，受伤人多，很重的伤员都要到院子自己打饭吃，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情绪特激烈、不稳定，抬来的伤员看见穿白大褂的人就骂，老子在前线打仗，你们在后方吃小米。我当时觉得自己都要不正常了。一次有个团长一把抓住我，揪下我的口罩说，你长这么漂亮，让我娱乐一下。我说，你讲什么，老革命？有的病人战争歇斯底里，冬天晚上光着身子到处跑，有个女指导员跳井，没死，有个精神病人，天天要吃两个麻雀，两个精神病人住内科，如果犯病厉害，就捆在礼堂。医务人员与病人（休养员）矛盾大。华北军区专门来人给休养员做工作。
　　沙飞不是我的病人，他住内科高干病房，在二排东头。内科8个医生轮流值夜班，有一次，我值夜班，沙飞失眠，睡不着，叫我去。我们经常跟津泽一起去各病房查房，沙飞说话随和，有礼貌，给人印象很好。我不觉得他怪，挺尊重他的。大家都知道他是艺术家，他从没有纠缠姑娘。他的病房墙上挂着枪，放在木头壳里，床头柜上放着杯子、药瓶，输药液瓶放几支野花。
　　沙飞经治医生张富云1998年、2001年、2003年回忆：我在北方大学医学院毕业，当时19岁。沙飞因肺结核住院，我们都知道他是画报社主任，高干、有名，很照顾他，伙房专门煮饭。他与贺绿汀、蔺柳杞、汪克明、曹中南等人先住农村留营农民房，贺绿汀也患肺结核，我是他和沙飞的经治医生，贺绿汀自己做棒子面糊糊，他较早出院。首长们是一家一家住，他们互相串门、打扑克，沙飞会打桥牌。钟元昌团长是长征干部，强渡大渡河时是机枪排长，他肝浓肿。有十几个高干，后来陆续出院，剩不多了。有个穿小花褂子的小姑娘来看沙飞，我正好在，他说这是我姑娘。
　　后来搬到现在的医院，沙飞一人住一间大房，他走后住6至8人，他的病房在第二排中间，房子向阳、落地玻璃，阳光充沛。警卫员白天陪他，晚上在招待所住。干部有病都是津泽主任亲自看，出院也要主任批准。为了让首长多休养，他们自己不要求出院，我们不会提出。沙飞幽默逗乐，叫服药就服药。
　　医生管的病人都要自己亲自透视，2至4周一次，津泽给沙飞透视，我都跟去。沙飞的肺已钙化，结核治好了，他心脏没杂音，胃有时不舒服。他病好了，特别高兴，有两次说要出院，我给他办手续，他都说叫津泽来。津泽中国话讲的不太好，我怕主任说话不清，病人难以理解，主任去沙飞那，我都跟着去，在旁边。沙飞说我的病好了，能出院吗？主任说能出院了。接着就没话说了，主任就走了。过了几天，沙飞又说要主任来一下，津泽拿了拍的胸透的片子给沙飞看，他也没说什么，主任又走了。
　　原医院护士李富锁：一般来的首长都是我们护理。沙飞患肺结核，病较重，卧床不起，他住单间，津泽亲自给他看病。那时9个较重的肺结核病号，大部分都死了，就沙飞的病治好了，对他的治疗和护理都是比较精心的。搬到医院后，他的病情好多了，能起床出来转了。（1981年7　月　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刘志1980年回忆：一次我随津泽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