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陈永贵-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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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片黄土堆前，抡起一把开山的镐，像豹子一样有劲而灵活，一下两下，一大块黄土‘哗’地落下，再一下两下，又一大块落下，那浑身的劲儿爆发得那么猛、那么准确、那么巧妙，看他干活儿，也是一种享受。他是大队全体人员的头儿，但他不是监督别人劳动的头儿，他只专注地干他的活儿，在他的周围没有偷懒的人，大家从心眼里服他。对于我们这些客人，大寨有个招待所，每天供应我们三顿饭，中午和晚上是粗面， 碗中飘着葱花香油，偶尔还会有一两片肉。陈永贵把我们带到食堂，看到我们端起碗筷，说一声：‘你们吃吧！’他掉头就走。我们刚想挽留，新华社的记者说：‘不用，他从来不陪客人吃饭。’陈永贵回他的窑洞，去端他的大海碗，喝他家的玉米糊糊去了。”
（5）应接不暇的参观者
20世纪60年代的大寨，红遍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奔向大寨。一些画画的、谱曲的、写剧本的、调查农业专题的、劳动锻炼的、研究土壤的、调查种子的，还有人事组织部门派的人也纷纷到大寨来取经。
“文革”中，尽管中央一再发出通知，不让那么多人去大寨参观，甚至规定参观大寨必须经农业部批准，但是各地的人们不管那些，仍然潮水般地拥向虎头山。随之而来的是给忙于生产的大寨人带来了诸多接待方面的不便。
农业学大寨（4）
在食宿方面。大寨接待站从早到晚都在接待客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能闻见饭菜味，听到炒菜声。由于来的人太多，接待人员只好往桌上放一盆饭，让来吃饭的人自己动手。即便是喝水，也是个大问题。大寨缺水，只有一口井。参观者来得太多了，水不够喝，最后只好从邻村抽水给大寨。后来还不得不用卡车从远处拉水来解决参观者的喝水问题。为了接待中央领导人和外宾，大寨人在村口推平了一座小山，建起了“大寨国际旅行社”。由于来的人太多，多数到大寨参观的人不能住在大寨旅行社，只能住在昔阳县城里。当时昔阳县的招待所和旅馆一共有5000多张床位，但还是满足不了需要。有的参观者只能住在邻近的阳泉市和平定县，每天坐汽车到大寨参观，晚上回去住。最高峰时，有些人只能住在远处的石家庄。
在出行方面，到大寨的汽车来来往往，特别繁忙。很多人来不及等汽车，只好步行到大寨。即便这样，停放的车辆还是很多，从村里一直排到村外。
有人说：“小村大寨，因陈永贵而蜚声世界。不知陈永贵，不可谓知中国大寨；不到大寨，又焉能知陈永贵？”怀着对这位劳动模范的尊敬，许多人都希望见他一面。可爷爷最怕劳动的时候有人打搅他，到了地里，他低头不语，只赶着撒种修地。来访的人们只好在他收工以后访问他。于是常常出现前后左右围了一大群人拦在路上向他发问的情景。可已劳动了半日，疲惫不堪的他目不斜视，低着头，经常是径直往家走去。他对到大寨视察工作的上级干部解释道：“晚上谈工作通宵不睡地谈，我也高兴，可是在播种时白天耽误我半个小时，我也心疼。如果让我们的干部整天陪着外来的人介绍经验，必然影响他们的劳动生产。”
有段时间，为了躲避拦在路上的参观者，曾经整整3个月时间，他有家难回，在地里劳动，在地里吃饭。有人认为他已经有了这么高的荣誉，不用再到地里劳动了。他却回答：“劳动模范，不劳动了还叫什么劳动模范！”
来参观的人兴致勃勃地想见见大寨的干部，可到大寨后，发现家家户户都锁着门，因为他们都下地干活去了。
为了满足参观者见到大寨人的愿望，爷爷安排了一种独特的见面方式。每隔四五天，选一个中午，来大寨参观的人站在从虎头山到大寨村的路两边等待见面。大寨接待站的人用麦克风宣布：“现在，大寨干部和大家见面。”然后大寨的几个干部从路中间微笑着快速走过。有的人挤过去，一把一把往大寨干部衣兜里装他们那里制造的毛主席像章。大寨干部也回赠几枚印有大寨图案的毛主席像章、大寨纪念章或是“红宝书”，同时又不忘说些为了确保下地劳动，不能有太多时间接待大家，希望大家理解之类的话。两旁的人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红宝书”，高喊着口号：
“毛主席万岁！”
“向大寨人学习！向大寨人致敬！”
“向陈永贵学习！向陈永贵致敬！”
“大寨精神万岁！”
参观者的热情让人们感受到了一种神奇的力量。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以及成千上万的参观人群，都心甘情愿地在虎头山上参加义务劳动。哪怕是垒一块石头，铲一锨土，栽一棵树，都是荣誉性的留念。
不少地方的负责人到大寨取经送宝，带着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表演歌舞。《红灯记》、《白毛女》、《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等8个样板戏几乎天天在这里上演。每次表演，大寨干部都得坐在大礼堂前排观看，这是态度问题，不能不参加。有时碰上连续几个晚上都是同一个节目，头天空军到大寨演了《沙家浜》，第二天工程兵来了，演的也是《沙家浜》，最后海军演的还是《沙家浜》。干部们劳动了一天，累得上下眼皮直打架，可还得坚持坐到演出结束，等着上台和演员握手致谢。
大寨对干部的要求不同于一般社员。社员们下工后就可以休息了，干部晚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大寨结了婚的女干部吃了晚饭后可以在家干点家务，男干部晚上9点多还得凑在一块研究当天的事和第二天的生产安排，一般都得熬到夜里12点之后才能休息。大寨干部忙这忙那，睡觉时间大为减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农业学大寨（5）
（6）各地到大寨取经送宝
大寨闻名遐迩，光临大寨的人愈来愈多。大寨像井冈山和延安一样，成为红色圣地。人们去别的圣地，都是有季节性的，而去大寨，却是终年不衰。即便是在凛冽的寒风中，有的人怀着朝圣取经的愿望，步行几百公里，吃着自带的干粮来到大寨；有的怀着革命的热情来交流；有的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参观。大寨的田间村落、山上山下常常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一天少则两千多人，多则一万多人。
虎头山上空架起了高空运输索道，地里出现了拖拉机。高空中穿梭的运输机和地里耕作的拖拉机隆隆作响，奏出一曲曲和谐的音符。年轻的拖拉机手高唱着豪迈的歌：“我站在虎头山上哎，迎着朝阳放声歌唱……”大寨的集体经济越来越壮大，大寨人的心也越来越红。看着大寨这些既会操纵机器，又会种田；既会动脑筋搞技术，又能辛勤耕耘的新一代农民，看到用自己的双手建设起来的新大寨，感叹之余，老年人仍不忘教育年轻人：“如今，有了拖拉机，有了高空运输，可不能丢掉咱自力更生的扁担精神。丢掉这些，人就变了。”
虽然生产已机械化，生活也大大改善了，但大寨人仍然担着土石往山上走，挥着镢头在地里刨，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衣服是自己做的，小工具是自己造的。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看了感慨地说：我们来大寨取经，思想上获得了很大的收获。爷爷却说：“你们是送宝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经验，我们长了见识。通过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对我们有好处。”
全国各地来大寨参观学习的人非常虔诚。山西雁北地区有个谢家坪大队，11个干部冒着严寒步行四五百里来到大寨参观学习，一路上像八路军行军一样，不住民房，不扰百姓，吃着自带的干粮坚持到了大寨。听说参观大寨“只能看地，不能看锅”，一些人就悄悄地来到大寨人的厨房里，揭开锅盖，一看都是些玉米面窝窝头，心里很不平静。大寨人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却过着简朴的生活。这些参观的人非常感动，拿走大寨人正在吃的半个窝窝头带回谢家坪，告诉家乡的人：“大寨人就是吃着这种饭与自然斗争创造出一个新大寨的。”
浙江的一名生产队长，想通过学大寨改变家乡的面貌，自己花钱千里迢迢来到大寨取经。大寨人深受感动，特许这位生产队长住在大寨接待站。后来，浙江省来了几百人，领队说他们是第一批来大寨的浙江人，爷爷说：“不对，第一批已经来过了，是一个人。”
新疆的同志在昔阳办了为期10天左右的学习班，自己带了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翻译，还带来了油印机，将介绍大寨经验的材料翻译成上述少数民族文字后，当场印发给大家学习。南疆的人们路上走了十几天才来到大寨，原来准备顺便到北京看看，可参观了大寨后，对比自己没有做出多少成绩，就马上回去了。
从全国范围来看，几乎每个省都组织了县以上的干部参观大寨，学习大寨精神。几乎每个省都出现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其中尤以河南省林县的事迹最为感人。林县人民为改变农田缺水的面貌，在险峻的山壁上开凿了一条人工天河——红旗渠，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面貌。当时，比较突出的还有山东黄县的下丁家大队和湖南岳阳县的毛田区等先进典型。到1965年、1966年中国农业连续两年大丰收，这是与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树立了苦干实干精神分不开的。
各界名人的足迹
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大寨人在虎头山上打坝造地，从未间断，真正实践着我国古代“愚公移山”的寓言。国内国外，从高层领导到普通老百姓，纷纷来到虎头山，虎头山成了一座驰名中外的名山。
据资料记载，大寨接待的我国副总理以上的中央领导人有28位，部长以上的领导人有50余位。其中有周恩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陈毅、罗瑞卿、谭震林、邓颖超、纪登奎、方毅、张劲夫、康世恩、谷牧、粟裕、姬鹏飞、王震、孙健、谢富治、康克清、林佳媚、徐向前、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藏族）、赛福鼎（维吾尔族）、廖汉生（土家族）、耿飙、乔冠华、钱正英和石广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也到过大寨。
农业学大寨（6）
科技卫生、文化体育界的名人更多，如：文学家巴金、郭沫若，医学家林巧稚，科学家钱学森，数学家华罗庚等。还有如侯宝林、红线女、郭兰英、孙道临、崔嵬、马季、庄则栋等也慕名而来。在大寨这块平凡的土地上，还留下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伊丽莎白？柯默的笔名）、美籍华人杨振宁、物理学家李政道和美国作家斯诺等外国友人的足迹。
1969年来大寨的共375万人；是人们上虎头山最多的一年，平均每天有一万多人。在我国的名山中，没有一座山有这样显赫的记录。大寨以其独特的人文景观吸引着人们摩肩接踵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个奇迹。历史上也许只有在大寨出现过。
（7）国际友人访问大寨
据统计，农业学大寨期间（1964年…1979年），从中央到地方，从政要到平民，到大寨参观的人总共达到1045万人。其中国际友人共计25423人，包括来自22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政党领袖，134个国家的友好人士，2281个参观团。这之中有：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副主席斯皮罗？科列加，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科乔？蒂奥多西。（1965年5月21日）
哥伦比亚共产党总书记巴斯雷斯。（1966年12月15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副总理武元甲。（1967年4月9日）
保加利亚等35国驻华使节一行72人。（1967年5月25日）
尼泊尔、埃及等34国驻华外交使节一行73人。（1967年4月27日）
朝鲜等34国驻华外交使节一行77人。（1967年5月13日）
越南等43国驻华外交使节一行95人。（1967年5月27日）
黎巴嫩等34国驻华外交使节一行68人。（1967年6月13日）
加拿大等24国驻华商务参赞一行66人。（1967年6月27日）
日本文艺工作者组成的齿轮座剧团。（1967年9月25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拉米兹？阿利雅。 （1967年10月4日）
丹东联盟（马列）主席东尼托斯科萨。（1970年7月27日）
越南劳动党西北自治区委员会书记黄文矫。（1971年7月11日）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理穆赫辛？艾哈迈德？艾尼。（1972年7月20日）
赞比亚共和国副总统迈因扎？乔纳。（1972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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