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词典-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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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座下不能使人们获得幸福，那么你就得通过与魔鬼合作来使人们获得幸福。伯迪亚耶夫写到，伊凡的性格是“虚假的过度敏感”，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也是如此。
在致冯维辛（Fonvizin）夫人的信中他写到，如果命令他在真理和基督之间做一个选择，他会选择基督。那些选择真理的人大概更值得尊敬，即使真理表面看来否定基督（正如西蒙娜薇依所说）。至少他们没有依赖他们的幻想，并且不以他们自己的形象来创设偶像。
有一个原因使我倾向于做出一个温和的判断：列夫舍斯托夫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为他的悲观哲学找到了灵感。对我来讲舍斯托夫极其重要。正是由于对他的阅读，约瑟夫布罗茨基和我才得以在智识上相互理解。
第24节。
DREMA；Vladas（弗拉达斯德莱马）。画家比作家对维尔诺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德莱马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美术系的学生。这个系事实上保留了从前大学始于19世纪早期的传统。德莱马是1937年创建“维尔诺集团”的人之一。集团成员是一些波兰、立陶宛以及犹太画家。注意，起初在维尔诺接受艺术训练，后来知名国际的艺术家包括：海姆苏蒂纳（ChaimSoutine），雕塑家安托科利斯基（Antokolski）和利普席茨（Lipschitz），还有知名度略逊一筹的费迪南德鲁什奇茨（FerdynandRuszczyc）、卢多米尔什伦兹尼斯基（LudomirSlendzinski）和维陶塔斯凯如克什提斯（VytautasKairukstis），很多其他高产的、通常也很杰出的艺术家临摹翻刻的绘画和版画作品也令我动心。●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德莱玛的身影比他的面孔给我留下的记忆更深刻。他一度亲近共产主义，就像他的朋友、以笔名凯克斯塔斯发表作品的立陶宛诗人阿达莫维丘斯（Adamovicius）。这解释了德莱马与《灾祸派》杂志的关系。我相信他在上面发表过一小篇文字。
1992年，我在阔别五十二年之后重返维尔诺，曾经行走在那些街道上的人，我一个也没碰上。他们要么被杀害，要么被流放，要么已移民他乡。但我发现德莱马还活着，便决定去拜访他。我得到他一个地址，在文学巷。竟然就是我曾经走过的大门，门后是我居住过的地方，现在门洞大敞：有厚重金属装饰的老门已经不见了！（被偷了？）上楼，朝右转？要知道，就在那里，在1936年，我曾向一位老太太租过一个房间。老太太栖身在她自己的套间里，屋子被搁物架和小雕像占满。后来我才知道，德莱马曾在这幢公寓楼住过许多年。最终，我得到了他的新地址。
他躺在床上，腰部以下已经瘫痪，由妻子和女儿精心照料。看起来他的疾病并不是他被忽略的唯一原因。他作为维尔诺艺术史家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他写过一本关于画家卡努特卢谢茨基的书（关于19世纪20年代罗马的波兰艺术家村），还著有大量的随笔和文章。最重要的是，他是一部纪念碑式作品的作者，这部作品使我深受感动，我希望其创造者永远被铭记。维尔诺的迷人之处很难理性地解释清楚，她所具有的某种魔力会使人爱上她，如同爱上一个生灵。两个多世纪以来，许多画家和艺术家一直以维尔诺的建筑和景色作为他们绘画的主题。德莱马为一展城市的昔日风采将那些油画、水彩和素描收集成册，取名《消失的维尔诺》（DingesVilnius），于1991年出版，首印四万册。这无异于一部四百页厚的维尔诺建筑图像史，并附有各种旧地图。这部书美轮美奂，色彩缤纷，完全不同于那些印在光面纸上的无数有关城市的专著。波兰人、立陶宛人、犹太人、俄罗斯人—后者之中包括这座城市的真正热爱者，比如19世纪下半叶的楚特涅夫，他们都描画勾勒了维尔诺。
第25节。
DRU…YNO；AnnaandDora（安娜德鲁日伊诺和多拉德鲁日伊诺）。德鲁日伊诺姐妹。矮小的安娜小姐几乎是个侏儒，却生着硕大的脑壳和一张奇丑无比的脸，鼻子上巨大的疣子成了她最显著的特征。她看待自己的教师职业既骄傲又严肃；在她的青年时代，传授受到沙皇政权歧视的语言、传播有关波兰浪漫派诗人的知识是一种爱国行为。许多立陶宛和萨莫吉提亚的庄园主延聘这样的教师。在她成为我父亲的教师以后，我们家对安娜小姐尊敬备至。1918年立陶宛独立，有一段时间安娜担当起了位于彭涅维热（Poniewiez）的波兰大学预科学校校监的工作。不过后来，到我做学生的时候，她和她妹妹住在维尔诺，靠她微薄的积蓄（勉强）度日。*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她出身于小地方的殷实之家，没能找到一位丈夫，便当上了一名教师，因为那时单身女人除了当教师几乎找不到别的生计。安娜的独身苦了她自己，也强化了她的性格。她的独断发展成专横的暴脾气，一点火就着。然而她的怒火只能撒给她的妹妹多拉。多拉生来本是要结婚的，却也变成了一个老姑娘。在世上，她除了安娜再无别人。她在每件小事上都唯安娜是从。她从不坚持自己的观点。她愚笨，几乎可以说是智力迟钝，围着姐姐瞎忙乎，采购，做饭，打扫卫生。
她们在河堤街租了间房子。我曾到那儿拜访她们，去干什么我记不住了。这是我们家的义务，就像走亲戚。每次登门我都怀着内心的冲突：姐妹俩属于遥远的过去，年迈，贫穷，无助；而我的20世纪、我的青春和我受到的教育，使我对她们有一种优越感。这使我对她们产生怜悯，并从她们身上体会到这世界的悲哀，因为人类命运竟能凄凉如此。一直以来我总能看见这两位老妇人，她们没有能力抗拒历史时间，或者，简单地说，没有能力抗拒时间本身。除了我，无人再记得她们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