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事沉思录-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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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余大寿等（《明史？食货志》载为郝隆、刘朝用）开采宁国、池州矿洞；征收南直地方铺面银两二十八年一月税监暨禄长江征长江遗税，带管征收解进三十年七月南京太监邢隆查勘解进南直14府田房税契银约20万两，并高淳等县马场关地变卖可得10万两十一月太监鲁保浙直等处带征岁造暂余银解进内库　　　　　　　
◇。◇欢◇迎访◇问◇　　
第9节：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4）　　　　　　　
　　万历时期，不仅在南京、苏州、杭州都有宦官督造，而且增加宦官人数，于常额外，扩大坐派。因此，万历二十八年礼部署部事侍郎郭正域，在驳斥御马监少监鲁保在获得掣卖两淮余盐的特权后，又疏请兼督浙江、直隶的织造大权时，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织造，矿税之别名也。”［31］事实上，严格来说，所有派往江南织造的宦官，都属于矿税使之流，他们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危害江南，与别的矿税使，并无不同。以苏州织造局的宦官为例，永乐时有阮礼，洪熙时有刘景、罗玉，宣德时有陈源、阮个，正统时有韦义，天顺时有来福，成化时有罗政、陆英、麦秀，弘治时有韩义、梁裕，正德时有龚洪、杨、芮景贤、晁进、孙锐、张玉、浦智、廖宣、梁玉、李彬，嘉靖时有吴勋、张志聪、耿隆、郭秀、宗伟，隆庆时有李佑，天启时有李实。［32］如果再加上历年派往南京、杭州的织造宦官，完全可以说是硕鼠成群了。　　　
　　根据《定陵注略》，并参校《明实录》、《明史》、《国榷》等有关记载，再将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江南矿税使进奉内库的部分金银及物资，列表如下：　　　
　　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江南矿税使内库进奉事例表　　　
　　时间地点人员进奉名称数量单位二十六年十二月浙江矿监刘忠银1400两二十七年四月浙江矿监刘忠银1800两七月杭州、嘉兴税监刘成银10200两二十八年三月苏州、杭州织造太监孙隆银30000两杭州、嘉兴税监刘成银20000两六至九月　　　
　　南京　　　
　　守备太监邢隆　　　
　　银　　　
　　样砂1200　　　
　　60两　　　
　　斤十一月　　　
　　南京　　　
　　守备太监邢隆　　　
　　银　　　
　　赃罚银4100　　　
　　700两　　　
　　两二十九年二月　　　
　　浙江　　　
　　矿监刘忠　　　
　　土回青　　　
　　（掘获）铜钱137　　　
　　1200斤　　　
　　千四至六月　　　
　　浙江　　　
　　矿监刘忠　　　
　　煤价银　　　
　　石青433　　　
　　334两　　　
　　斤七至十一月浙江矿监刘忠银20300两七至十一月苏州、杭州织造太监孙隆银31000两三十年　　　
　　一至三月南京　　　
　　太监刘朝　　　
　　各府认解矿　　　
　　银7700两浙江　　　
　　矿监刘忠　　　
　　样金　　　
　　样银　　　
　　矿银　　　
　　土回青12　　　
　　500　　　
　　7560　　　
　　560两　　　
　　两　　　
　　两　　　
　　斤南京　　　
　　守备太监邢隆　　　
　　芦佃银　　　
　　子粒银　　　
　　新增银6373　　　
　　1024　　　
　　2603两　　　
　　两　　　
　　两续表时间地点人员进奉名称数量单位四至六月　　　
　　苏州、杭州　　　
　　织税（造）　　　
　　太监孙隆　　　
　　银30000两各项袍缎　　　
　　土物4400　　　
　　20匹　　　
　　箱八至十一月　　　
　　苏州、杭州　　　
　　税监孙隆　　　
　　盐课银　　　
　　税银13000　　　
　　20000两　　　
　　两三十一年　　　
　　四至六月　　　
　　浙江　　　
　　矿监刘忠　　　
　　税银　　　
　　煤价银7300　　　
　　350两　　　
　　两苏州、杭州税监孙隆盐税银13000两南京太监邢隆棚厂银4800两七至九月浙江　　　
　　矿监刘忠　　　
　　矿金　　　
　　银56。6　　　
　　6600两　　　
　　两杭州、嘉兴税监刘成税银13000两三十二年　　　
　　正月至六月浙江　　　
　　矿监刘忠　　　
　　矿金　　　
　　矿银54　　　
　　7080两　　　
　　两杭州、嘉兴税监刘成羡余银31000两浙江　　　
　　矿监刘忠　　　
　　矿金　　　
　　银83　　　
　　9543两　　　
　　两杭州、嘉兴　　　
　　税监刘成　　　
　　羡余银　　　
　　税银34000　　　
　　21000两　　　
　　两三十四年杭州、嘉兴税监刘成盐课羡余银21000两苏州、杭州　　　
　　税监孙隆　　　
　　税银　　　
　　纻丝12600　　　
　　3340两　　　
　　匹　　　
　　上表可以看出，仅仅在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数年间，在江南地区的矿税监，解进内库的银子就达到40万两以上。而据万历三十一年户部尚书赵世卿在奏疏中所述，当时全国正课、杂课、额外之课等加在一起的总收入，大约400万两。［33］江南数年的矿监税，即使是这不完全的统计，也已占全国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这个数字是够大的了！需要指出的是，宦官上缴的银数，绝不是实际搜刮到的银数。史载：“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34］“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35］“私充囊橐十得八九”。［36］显然，宦官在江南矿税上所搜刮的财富，上缴国库的不过是十分之一。如按此比例，他们在短短的几年间从江南榨取的财富，在400万两以上，相当于全国一年的总收入有余。于此不难想见，宦官的贪婪已达到何种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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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5）　　　　　　　
　　宦官监督织造，对丝织业是个严重摧残。织造太监孙隆，聚敛了大量财富，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仅“装塑西湖”，即费“数十万金”，还居然在断桥附近建有他自己的生祠，“背山面湖，颇极壮丽”。［37］是的，孙隆在西湖先后修建了灵隐寺、湖心亭、净慈寺、烟霞洞、龙井亭、片云亭、三茅观、十锦塘等寺庙、古迹、大堤，使湖光山色，更加多姿，以至明末、清初一些文人，对他赞不绝口；袁宏道在《断桥望湖亭小记》中说“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张岱谓“功不在苏学士之下”。但是，正是这位孙隆，在苏州增设税网，对机户广派税额，不论织机、织品，一律课税。民间织机一张，每月即需抽税银三钱。缯织成，每匹要纳银三分，才准上市。［38］《苏州织造局志》更揭露他“驻苏督税，积棍纳贿，给札营充委官，分列水陆要冲，乘轩张盖，凡遇商贩，公行攫取，民不堪命。又机户牙行，广派税额，相率改业”，真是横行无忌。结果，导致葛成为首的民变，“聚众趋税监门”，必欲除隆而后快，［39］孙隆吓得“越墙走匿民舍得免，潜遁杭州”。［40］孙隆如此，别的织造太监也莫不如此。天启年间的织造太监李实，也是“素贪，妄增定额，恣诛求”。［41］宦官使素称发达的江南丝织业日渐凋零。在南京，“各往往指称进贡等项名色，经营织造，或占据机房，或拘拿人匠，或强买丝料。公私兼并，纷纭攘夺，百方剥扰，匠艺为之失业，商货为之不通，民明代宦官彩塑，故宫博物院藏。生憔悴，而丝帛之利大不如前”。［42］在苏、杭，时人惊呼“二处财赋极重……而今日之最受害者，又加一织造府……迩来淫巧日进，费用日不足，借名加派，非分要求，织造之家，十空其九；其间自数百金数十金最下织户，皆转徙他方，基桀黠者皆去而为盗”。［43］同时，织造局的产品，除一部分由朝廷赏赐给大臣、宦官外，大部分都是宫廷的特殊消费品，运往京城时，“以内官监运”，“额外多讨船……俱满载私货……撑夫挽卒，昼夜喧呼，南北往来，道路如织，皆恃势纵横，强索财物，凌辱官吏，驱迫军民，官司欲盘诘，辄称御物，人不敢相近。怨嗟满道，所不忍闻，东南一方民力惮矣！”［44］嘉靖时诗人王磐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朝天子？咏喇叭》：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张守中为他的诗集《西楼乐府》作序时，曾指出：“喇叭之作，斥阉宦也。”［45］显然，这首《朝天子》，正是对宦官押运包括织造物在内贡品船暴虐行径的深刻揭露。　　　
　　三　　　
　　从上所述看来，宦官对江南经济的摧残，是颇为严重的。但是，宦官与皇帝的关系，不过是主子与家奴的关系。万历时期，有人曾弹劾宦官干没上元节的烟火，朱翊钧竟说：“此我家奴作奸，秀才何与焉？”［46］万历皇帝把他自己与宦官之间的关系，倒是赤裸裸地端出来了。因此，从本质上说，宦官专权，仍然是皇权的一种转换形式。显然，明代宦官对江南经济的破坏，也正是皇权对江南经济的破坏，从而表明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在封建社会后期，对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束缚作用，阻碍了历史的前进。但是江南地区的经济既然受到如此严重的摧残，为什么直到明末，并没有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虽有民变，但无大规模农民起义，甚至直至明朝灭亡，社会经济还在继续发展呢？这应当是需要回答的问题。事实上，早在万历中期，即已有人在一定程度上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并作出回答。谢肇淛即曾说：　　　
　　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资，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竟野之不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47］　　　　　　　
◇欢◇迎访◇问◇。◇　　
第11节：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6）　　　　　　　
　　当然，用“人之射利，无微不析”，是并不能说明江南地区“闾阎不困”的根本原因的。有明一代，甚至直到清朝后期，关于江南重赋的呼声不绝如缕，有关史料俯拾即是，这里无需援引。其实，在不同时期，江南赋重论背后的阶级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透过赋重论的呼声，倒是不难进一步清楚地看出，江南地区是明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据日本学者田村实造的计算，在明代初、中期，苏州府一府七县田地面积即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九十分之一，两税粮额更占全国的十分之一，［48］江南在全国经济地位上的举足轻重，可见一斑。“‘苏松熟，天下足。’……一方得安，则四方咸赖之。”［49］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江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中央王朝和这一地区地主阶级为分割赋税，不断发生矛盾、斗争，宦官的派往江南，正是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或必然结果。但是，也正由于江南地区是明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这里的政局如何，直接关系到明王朝的安危，因此从总的方面来看，终明之世，从朱元璋到崇祯皇帝，对江南地区实行的传统国策，是稳定江南。［50］一些有头脑的官员都懂得，“朝廷财赋，仰给东南；诚倚东南，莫如休养”。如果一味敲骨吸髓，让江南百姓“半饱鱼腹，半毙催逋，是江南无民而朝廷无江南矣！”［51］即使魏忠贤那样的巨奸，在他权力的顶峰时期，也不敢造成江南天下大乱。当织造太监李实在苏州挑起冲突，致使“苏人之围守校尉及周吏部者，街巷之间，千百为群，屯聚不解”时，尽管“（魏）忠贤得织监密报”，但“惧激吴民之变，彷徨累日”，［52］也没敢采取极端措施，使事态进一步扩大。而另一方面，明初即严禁在江南地区封藩王，从而避免了宦官在江南地区与藩王的勾结；宦官在江南没有庄田，更无田产，没有搞土地兼并，这点与北方有很大不同。因此，江南地区受到宦官直接打击最为沉重的阶层，是商人、手工业者、中小地主，而贫苦农民、大地主，所受打击不如上述阶层，更轻于北方某些地区，江南地区的农业，并未遭受很大破坏。因此，这个地区的经济还在继续发展；而农业则是封建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说，也正是以此之故，江南地区的阶级矛盾，直至明亡，并没有全面激化。作为这个地区历史运动的结果之一，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仍很雄厚，以至明亡后，史可法在抗清时，还特地向“云间（即松江）诸绅”苦苦哀求，呼吁他们“毁家佐难”，帮助他摆脱“坐乏军需，点金无术，彷徨中难，泣下沾衣”［53］的困境。当然，这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春灯燕子，金盆狗矢（即屎），不多时，野草迷丹阙，秋槐发别枝！”［54］随着清兵过江，弘光小朝廷作鸟兽散，江南地主阶级又在“清槐”上发新枝，成为清王朝重要的阶级基础；江山虽已易代，但江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