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事沉思录-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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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数十里……闾阎之人与缙绅先生竞胜，而园林亭榭，秀甲一时。……盖其舟车四出，货镪所兴，铅山之重镇也。”［16］而明中叶江南出现的城市乡居化，更加速了园林的发展。所谓乡居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腰缠百万，追求封建的高消费，由城居地主向乡居地主移动，到乡间的山涯水曲，修建别墅、园林，远避市嚣，追求“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的精神境界，及四时皆有天然景色尽收眼底的赏心乐事。另一个方面，即在城内寻求乡村气息，财力雄厚者，建造“都市里的村庄”，财力一般者，也极力罗致花木奇石，植修篁数竿，以求足不出户，也能领略村景一二，朝朝暮暮，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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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论明代江南园林（2）
明朝人为乡居大唱赞歌者，颇不乏人。如莫是龙谓：“人居城市，无论贵贱贫富，未免尘俗嚣喧……我愿去郭数里，择山溪清嘉、林木丛秀处，结庐三亩，置田一区，往返郡邑，则策蹇从之。良友相寻，款留信宿，不见县官面目，躬亲农圃之役。伏腊稍洽，尊俎粗供，啸歌檐楹之下，以送余年，其亦可乎。”［17］也有人说：“入城居一二世后，宜于乡居则再往乡居，耕读相为循环，可久可大，岂非吉祥善事哉！”［18］顾元庆还专门论述了如去乡山居，必先识道的重要性：“凡山居者，先须识道，而未识道而先居山，但见其山不见其道，故心境未通，瞩物成壅，则郁郁长林，峨峨耸峭，鸟兽呜咽，松竹森梢，水石峥峥，风林萧索，藤萝萦绊，云雾氤氲，适足以资其喧耳。”［19］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乡居与美学修养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有人甚至概括出山居八德，也就是乡居的八大好处：“山居胜于城市，盖有八德。不责苛礼，不见生客，不混酒肉，不竞田宅，不问炎凉，不闹曲直，不征文逋，不读仕籍。”［20］这是对“羲皇上人”式道家共同体生活的向往，在田园风光中陶冶性灵，反而变得次要了。至于乡居者的具体生活情景，也是因人而异，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把城市里的骄奢淫逸声色犬马，搬到乡间园林中去，追求特种“山林之乐”；一是以乡村为天然园林，过着桃花源式恬淡宁静的生活。前者可以苏州的范长倩为代表，史载：“少参范长倩居天平山精舍，拥重赀，挟众美，山林之乐，声色之娱，吴中罕丽矣。……卜筑此山，搜剔岩薮，疏凿池沼，建亭榭堂庑，植嘉树美竹，大费经营位置，遂为兹山增色。春秋花月，游人之盛如蚁。”［21］而后者，一首《山居吟》，可谓将这一类型者的乡居生活刻画得淋漓尽致：“红莲米，紫纯羹，饭后摩腹东村行。村中有古寺，松竹多纵横，与僧博弈罢，溪阁忽秋声。网三鱼，射三莺，蔌既陈，酒复清，采菱剥藕供先生。不衫复不履，无姓亦无名。如此真率味，休传到市城。……背山临水，门在松阴里，草屋数间而已。土泥墙，窗糊纸，曲床木几，四面摊书史。若问主人姓谁？灌园者陈仲子。”［22］当然，对城市居民来说，去乡村建园林者毕竟是少数人，多数人只能在城内因地制宜，修建大大小小的园林，三吴城中，尤其如此。时人载谓：“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然不过近聚土壤，远延木石，聊以矜眩于一时耳。”［23］
江南园林的发展，与明代政局的变化也是很有关系的。明中叶后，宦官进一步专权，党争激烈；明末的阉党、东林党，更是互为水火，闹得沸沸扬扬，直至明亡。急剧变化的政局，锦衣卫的横行，忠臣良将不断遭迫害、受株连，使不少正直之士政治上失去安全感，感到“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前程似茫茫苦海，心灰意冷，从而挂冠避祸，高卧林下，宦囊丰裕者，造园林以享天年，便蔚为风气。韩邦靖的《山坡羊》，屠隆的《渔阳鼓》、《逍遥令》，可谓生动地刻画出这部分人的心态。
《山坡羊》：肯靠山，南山北偃。肯倒海，东海西翻。我如今心儿里不紧，意儿里有些懒。如今一个个平步里上青天，一个个日日近龙颜。青山绿水且让我闲游玩。明月清风，你要忙时我要闲。严潭，我会钓鱼，谁不会把竿？陈抟，你会睡时，谁不会眠？［24］
《渔阳鼓》：俺少时，也有偌大的志量：秉精忠，立庙廊，奋雄威，出战场，去擎天捧日，做玉柱金梁……今日里，是天涯风波饱尝，心儿灰冷鬓儿苍。因此上撒漫文章，卷起锋芒，结束田庄。急收回一斗英雄泪，打叠起千秋烈士肠……
《逍遥令》：挂冠归去谢君王，脱朝衣，把布袍穿上。荷犁锄，掷手扳腰章。今日九重丹凤阙，明朝千顷白鸥乡。满西湖，荷花正香。望东海，月轮初上。曲岸横塘，画桥兰桨，只此处尽可容得疏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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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节：论明代江南园林（3）
陈眉公辑的韵语、联语，也不乏类似的作品。如：“献策金门苦未收，归心日夜水东流。扁舟载得愁千斛，闻说君王不税愁。”“世事不堪评，拔卷神游千古上，尘氛应可却，闭门心在万山中。”［26］在这种思潮支配下，与“林下何曾见一人”相反，出现了林下所见何其多的局面。时人曾评谓：“唐人有诗曰：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盖叹世人假途躐荣，守资待次，沉酣于名利中而莫之止。其于徜徉山林之下，自有乐地，殊未知也。夫政务之扰，孰与琴书之娱？勉裳之拘，孰与野服之适？午门待漏寒威逼，孰与睡觉东窗日已红？若急流中勇退者，诚达矣哉。”［27］也有的人认为，只有身在林泉，才能洞察世态：“山居观世态纷纭，历历如睹，在中朝混揉，未必然，盖旁观者明，自古如此。”［28］正德、天启时，挂冠避祸、建园林自娱者，更是盛况空前。张燧载谓：“正德间朝官有罪，辄命锦衣卫官校擒拿……朝列清班，暮出污狱，刚气由此折尽，或又暮脱污狱，朝列清班，解下拘挛，便披冠带，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将辱之矣，小人遂无忌惮，君子遂昧良心，豪杰所以多山林之思。”［29］昆山顾潜，曾任山西道监察御史等职，“逆瑾当道……眈眈侧目于公……去其官，公归，即舍南凿池叠山……所谓展桂堂者也，延宾觞奕，娱养情性”。［30］魏忠贤把持朝政，搞得天下一塌糊涂，民不聊生时，李长蘅见“魏珰窃柄，毒流正人……乃于园中复凿曲沼，开清轩，通修廊，栽河灌木，盖将终老焉”。［31］
当然，明代江南园林的繁茂，与江南悠久的园林传统及发达的文化基础，同样是有关的。下面还有机会涉及，此处不赘述。
三
神州自古皆锦绣，山河无处不生春。园林自非江南有，但是，明代江南园林的特点，是值得人们刮目相看的：
（一）江南文化的结晶
我国当代著名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说：“中国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而成的一个综合艺术品，富有诗情画意。”［32］明代江南园林不仅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而且像一面镜子，清楚地反映出江南文化的特征。我国山水画，素有南北派之分，南派山水画，恬淡悠远，如王维之诗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明代江南的一些著名园林，正是体现了这种幽雅的艺术境界。让我们一睹“山曲小房”的丰采吧：“入园窈窕幽径，绿玉万竿。中汇涧水为曲池，环池竹树，云石其后。平冈逶迤，古松鳞鬣，松下皆灌丛杂木，茑萝骈织，亭榭翼然。夜半鹤唳清远，恍如宿花坞间。闻哀猿啼啸，嘹呖惊霜，初不辨其为城市为山林也。”［33］这样美的小园，使人想起“小园香径独徘徊”的意境。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明末祁家傍山而建的花园。
园尽有山之三面，其下平田十余亩，水石半之，石庐与花木半之。为堂者二，为亭者三，为廊者四，为亭与阁者二，为堤者三，其他轩与斋类，而幽敞各极其致。居与庵类，而纡广不一，其形室与山房类，而高下分标其胜。与夫为桥、为榭、为径、为峰，参差点缀，委折波澜，大抵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险者夷之，夷者险之，如良医之治病，攻补互投，如良将之治兵，奇正并用，如名手作画，不使一笔不灵，如名流作文，不使一语不韵。此开园之营构也。［34］
显然，此园体现了园主祁彪佳深厚的美学功底，高超的艺术匠心；建园之前，胸中早已造起一座青山隐隐、春水吹皱、花木扶疏、亭榭翼然、充满江南山水情致的园林。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名园的主人，本身就是著名的画家、诗人，其园林的设计者，就是他们自己，难怪园中充满了诗情画意。如嘉靖时吴兴的俞子清，有人评论他家花园的假山，秀拔有趣，堪称奇绝。何以故？“盖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画，故能心匠之。大小凡百余，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饾饤，而犀株二树，参列旁午，俨为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状……于众峰之间，萦回曲涧，甃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声，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潭中多畜文龟、斑鱼，夜月下照，光景零乱，如穷山绝谷同也”。［35］凡此无不表明，园中的一石一木，都是置于特定的美学氛围中，与月光、游鱼、水声等，构成了统一和谐的艺术整体。园林好，江南尤瑰宝。明代江南，人文荟萃，文化繁荣，冠于海内。有这样高水平的文化素养，才会出现这样高水平的园林。明末吴县人计成撰有《园冶》一书，这是至今仍蜚声中外的园林史上的经典著作；而计成在少年时代，便以善画名闻乡里，并最爱古代画家关同、荆浩的笔意，他的诗作也颇具功力。惟其如此，他才能成为造园专家，并写出《园冶》这部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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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节：论明代江南园林（4）
（二）商品化色彩
园林乃风花雪月之地，筑园者享林泉之福的憩休之所，园中所植，主要是花草，除供主人、客人观赏外，不投放市场。但明中叶后，在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刺激下，江南的某些园林，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种植经济作物，甚至养鹅鸭，畜鱼数万头，有的产品还投放市场。如上海豫园，即种有西瓜、枣、桃、柿、樱桃、桔、李、梅、香橼等，池内养了不少鱼，部分产品至市场出售，这在豫园主人潘允端的稿本《玉华堂日记》中，有清楚的记载。又如祁氏豳圃，在“让鸥池之南，有余地焉……以五之三种桑，其二种梨橘桃李杏栗之属……于树下栽紫茄、白豆、甘瓜、罂粟。又从海外得红薯异种，每一本可植二三亩，每亩可收得薯一二车，以代粒，足果百人腹”。［36］又如晚明绍兴的快园，“园在龙山后麓……开门见山，开牖见水，前有园，地皆沃壤，高畦多植果木。公旦在日，笋橘梅杏，梨楂菘蓏，闭门成市，池广十亩，豢鱼鱼肥。有桑百株，桃李数十树，收其直，日可得耘老一叉钱。春时煮箨龙以解馋，培木奴以佐绢，相时度地，井井有条”。［37］万历时震泽镇西三里许的桃花园，“有桃园十亩，中坎小池，外环幽竹，春时花光灿照两岸……风流胜地，足继名贤”。［38］水蜜桃，明末“独上海有之，而顾尚书西园所出尤佳，其味不亚于生荔枝”。［39］明末常熟瞿式耜的东皋园，“中有池数亩，畜鱼万头……鱼之大者，长至四五尺。每岁春秋二时，辄以空心馒头投之池中，鱼竞吞之，有跃起如人立者，于是置酒池上，招客观之，谓之赏鱼”。至清初，瞿式耜抗清失败，在桂林殉国后，家道中落，“遂大集渔人，为竭泽之举，所获鱼不下千石，吴中鱼价为之顿减”。［40］虽然这些鱼投入市场是在清初，而不是在明代，但于此也不难想见明末瞿氏东皋园中养鱼的规模。凡此种种都表明，明代江南的一些园林出现了生产化的苗头，园中的部分产品成了商品。尽管在江南园林中，这种生产化、商品化的倾向毕竟是次要的、微弱的，但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三）园与庄的结合
这也可称为村庄园林化，或园林村庄化。苏州的东庄便是典型。该庄原为吴孟融所建，内有十景，其孙吴奕又增建看云、临者二亭。李东阳畅游此庄后，详细地记下了亦庄亦园的动人景象。
苏之地多水，葑门之内，吴翁之东庄在焉。菱濛汇其东西溪带，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