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事沉思录-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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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5）
二、明代商业文化特点
明代商业文化的特点之一，是鲜明地打着传统文化的烙印。
中国一年四季，节日不少。节日期间，商贾不仅赶制时令商品，还利用看花灯等群众欢聚场合，销售商品。如北京中秋节时，“纸肆市月光纸，绩满月像”。重阳节时，“市上卖糕人头带吉祥字”，“糕肆摽彩旗，曰花糕旗”。［61］而灯市，仍以北京为例，“每岁正月十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在东华门外，迤逦极东，陈设十余里，谓之灯市，则天下瑰奇巨丽之观毕集于是”。［62］有些史料记载更加具体：“市之日，省直之商旅，夷蛮闽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衢三行，市四列，所称九市开场，货随队分，人不得顾，车不能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也。”一些诗人也咏灯市曰：“灯市百货聚，穹窿像山谷。波斯细举名，最下亦珠玉。”“风定晴酣午气煎，今朝真个踏灯天。平添什物三分价，撒尽官儿新俸钱。”［63］灯市时商业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在无锡，春灯满街之日，各铺行搭起可以抬走的彩亭，“红紫缤纷，某铺市某物，内结一毬，即悬某物以别之”。［64］这是非常有效的商品宣传！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无疑是在演春时的一次广告性大游行”。［65］
万历皇帝金冠与万历皇后凤冠，均定陵出土。明朝人戴的帽子，大部分都是帽铺里生产的。乌纱帽更是如此。本来，乌纱帽并非官帽，唐代大诗人李白当老百姓时，有位朋友送他一顶乌纱帽，他很高兴，曾写了一首《答友人赠乌纱帽》诗，欢乐之情溢于言表。直到宋元，并未将这种便帽与官帽画上等号。但至明代，这种商品便打上封建等级制的烙印，成为官服。［66］按规定，凡是年老退休的官员，以及侍奉父母辞闲之官，允许继续戴乌纱帽，而因事罢官者，则不允许再戴。把这种帽子特权化的结果，导致追逐乌纱者日众，加速了冗官趋势。透过乌纱帽这种商品生意兴隆的背后，使我们看到了明代官僚政治的缩影。有首《折桂令？冠帽铺》的曲子谓：“大规模内苑传来，簪弁缨，一例安排。窄比宽量，轻漆谩烙，正剪斜裁。乌纱帽平添光色，皂头巾宜用轻胎。帐不虚开，价不高抬。修饰朝仪，壮观人才。”［67］所谓“人才”，贪官，昏庸之辈，大有人在，明中叶后，更是如此。乌纱帽滔滔天下皆是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假乌纱的问世，给好虚荣者、骗子以可乘之机。民歌《挂枝儿？假纱帽》对此作了辛辣的嘲讽：“真纱帽戴来胆气壮，你戴着只觉得脸上无光。整年间也没升也没个降，死了好传影，打醮好行香。若坐席尊也，放屁也不响。”［68］
明代有一种小商品风行天下，上自达官公卿，下至百姓妇孺，莫不喜好，这就是纸牌，又称马吊、叶子，［69］明朝人玩此牌通称斗叶子。纸牌共40页，玩时四人入局，人各八页，余置中央，以大击小，变化多端，饶有趣味。吴伟业曾用拟人化手法，写了《叶公传》，将叶子刻画得淋漓尽致：“有叶公子者浪迹吴越间，吴越间推中人为之主，而招集其富家，倾囊倒屐，穷日并夜，以为高会。入其坐者，不复以少长贵贱为齿。”［70］不久，叶子便由吴越传向北方，“渐延都下，穷日累夜，纷然若狂”。［71］连大学士周延儒也酷爱到狂热的地步。崇祯十五年（1642），周延儒出京视师，已行百里，突令旗牌持令箭，飞马回京，京中见状惊疑相告，以为军情严重，实际上是取纸牌等玩具而已。时人有诗讥之曰：“令箭如飞骤六街，退朝司马动忧怀。飞来顷刻原飞去，立限回京取纸牌。”［72］耐人寻味的是，固然在某些地区，有的叶子颇简陋，无图，也有的叶子画上美人、甲第、古将相，［73］但绝大多数叶子，都是画的《水浒》中梁山泊众好汉。潘之垣《叶子谱》谓：“叶子始于昆山，用《水浒》中人名为角觝戏耳。”［74］陆容则谓：“斗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大夫，下至僮竖皆能之……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一万贯浪子燕青。”［75］当然，宋江等人画于纸牌上，究竟是何含义，人言人殊，或谓“盖以赌博如群盗劫夺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为利所迷，自不悟耳”！［76］或谓与宋江等人并无关系，“盖俱钱之数目也”。［77］等等。但不管怎么说，区区纸牌，浸透传统文化汁液，散发着强烈的人文气息，则是不争的事实。惟其如此，著名画家陈老莲也亲笔画《水浒》叶子，经刊刻，流布四海，今日仍传于世，神情毕肖，令人赞叹；著名文学家张岱也曾为《水浒》牌作赞，称鲁智深是“和尚斗气，皆其高弟”，［78］令人忍俊不禁。明代的不可胜数的小商品中，再没有什么比纸牌更具有文化色彩，并产生那样巨大的社会影响。还需一提的是，到了清初，正是在马吊牌的基础上，演变成魅力更大也贻害无穷的牌九、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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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6）
明代商业文化的特点之二，是从总体上看，它是低水平的商业文化。
从商业环境来看，明朝人比较注意小环境，而忽视大环境。多数商店，均较整洁，有的商店更注重文化氛围。在歙县岩市镇，时人“入一小肆中，午餐，几案楚楚，熏炉研屏，若苏人位置。壁有文太史画一帧，题句云：秋色点霜催木叶，清江照影落扶疏。高人自爱扁舟稳，闲弄长竿不钓鱼”。［79］而从大环境来看，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很脏。最糟糕的是开封。沈德符记载说：“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觌面不识。”［80］北京也很不妙，作为首府，人口密度大，厕所的有无好坏，关系市民健康，也维系观瞻。“京师无厕”，［81］这就是说，大街上根本没有厕所。谢肇淛也记载说：“今大江以北，人家不复作厕矣……京师则停沟中，俟春而后发之，暴日中，其秽气不可近，人暴触之辄病”，［82］疟疾、痢疾、瘟疫时有发生。陈铎常居京中，编过一本滑稽《月令》，在二月下，冷嘲热讽曰：“是月也，壁蛩出沟中，臭气上腾，妓靴化为鞋。”［83］读来真让人喷饭。明末作家王思任，曾描写京城无厕之苦谓：“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极苦无处起居。光访优穆，或内逼而不可待。裨谌谋野，又路远莫致之。”［84］卫生条件如此之差，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明代城市中，虽然也不乏大商店，有的店更备极豪华，但总体看来，还是小商店居多。有些店往往名不副实，如六陈铺，本来是卖米、大麦、小麦、大豆、小豆、芝麻的，但有的店家“虽则粜米为生，一应麦豆茶酒油盐杂货，无所不备”。［85］多数商品的包装粗劣，食品每用荷叶、旧书及烂纸包装，此风一直延续到近代。明末休宁商人汪之蛟在青浦开店，即“收买残书败纸为囊，作贮面用”。［86］现代过春节期间，是商店生意兴隆、最为忙碌时刻。明代有的地方，除夕那天，“家家户户多收拾起买卖，开店的多关了门，只打点过新年了”。［87］实际上，明代大量的商业活动，属于地摊文化。在杭州昭庆寺廊下，“四方异贾，亦集以珍奇玩物，悬列待价，谓之摆摊”。［88］在松江，虽为江南名城，万历初年商业仍不发达，李绍文曾谓：“吾郡三十年前……惟宗师按临摊摆逐利，试毕即撤。今大街小巷俱设铺矣。”［89］松江在30年内能从摆地摊过渡到设铺，已属难得。而从城市到乡村，明朝的商业活动，有很大一部分是借助于庙会、社日、草市进行的，流动不定的、商品数量有限的地摊，占据主导地位，贸易额终究有限。何况摆地摊的，多数是小商贩，资金本来就很少。
《金瓶梅》插图，西门庆绸缎铺经营状。涩情商品的泛滥，是明代商业文化低水平的另一表现。明中叶后，地主阶级穷奢极欲，晚明更达到人欲横流的地步。大搞同性恋，“讳曰‘勇巴’”，［90］大讲房中术，甚至搞房事大战的比赛，［91］真乃荒谬绝伦。正是在这种气候下，涩情商品不胫而走，泛滥成灾。《闲情女肆》、《嫖经》、《嫖赌机关》等淫书及种种淫秽小说、春宫画，相继出版，［92］流毒社会。此风甚至波及一般商品。沈德符谓：“幼时曾于二三豪贵家见隆庆窑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93］这种涩情化的酒器，著名词人冯惟敏在《黄莺儿？美人杯》中的描写，使我们知道明朝某些士绅确实把酒与色合二而一了：“掌上醉杨妃，透春心露玉肌，琼浆细泻甜如蜜。鼻尖儿对直，舌头儿听题，热突突滚下咽喉内。奉尊席，笑吟吟劝你，偏爱吃紫霞杯。春意透酥胸，眼双合睡梦中，娇滴滴一点花心动。花心儿茜红，花瓣儿粉红，泛流霞误入桃源洞。奉三钟，喜清香细涌，似秋水出芙蓉。”［94］有些商人更贩卖淫器、淫药谋求暴利。《金瓶梅》中的各种淫器，今人读来稀奇古怪，但绝非向壁虚构，皆为明朝所实有。松江的女流氓吴卖婆，“制造淫具、淫药，以干妇人之好淫者，多得重货”。［95］淫具之一的缅铃，据谓“缅地有淫鸟，其精可助房中术，有得淋于石者，以铜裹之如铃”。［96］而据杨慎《滇程记》载，这种鸟是大鹏。因此物“得热气则自动不休”，滇省便有人造假缅铃出售。［97］真货制作极费时，“疑属鬼工神造……殊贵重，不能多得”，［98］价格可想而知。海狗肾被奉为至宝，价格被哄抬上涨，“真者价值六十金”。［99］这些足可表明，明代商业文化，垃圾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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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7）
明代商业文化的特点之三，是明代的商业语言，不仅丰富多彩，有相当一部分还颇为奇突。
“开门七件事”云云，今日仍是大众的口头禅。始于何时？待考。但这一点是肯定的：宋、元时，此语尚未风行天下，所述七件事内容，也每有不同；［100］而到了明朝，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商品流通的加快，开门七件事的说法不仅广为流传，而且定型化，无论是商人、消费者，都不断那样说，直至今日，并无变化。请看明朝文献的记载：“我朝余姚王德章者，安贫士也。尝口占云：柴米油盐酱醋茶，七般都在别人家，我也一些忧不得，且锄明月种梅花。”［101］真是高雅之至。而小说的描绘，更有力地扩大了七件事说法的传播。如《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妈妈有谓：“偏我家晦气，养了个退财白虎，开了大门，七件事般般都在老身心上。”明清之际的《豆棚闲话》第十则：“只想这一班，做人家的开门七件事，一毫没些抵头。”《生绡剪》第十二回：“修士拿了银子，出门去买些蔬菜。正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小开门用着他。世间劳碌无休歇，谁能七件免波查。”凡此，都表明与人们日常生活最密切的七件商品，对明朝语言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
古人形容各种行业之多，取极数，称一百二十行，直到元代仍是这样。如：关汉卿的《金线池》第一折谓：“我想一百二十行，门门都好着衣吃饭。”钟嗣成的《录鬼簿》也载谓：“郑廷玉有一百二十行贩。”元末象山文人汤式写的《南吕一枝花——赠钱塘镊者》开头即谓：“三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