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青藏-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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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理论研究和实际试验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原子弹的重大技术关——同步聚焦被成功突破了，美国人在1945年制造出三颗原子弹，其中两颗是“内爆”型，一颗是“枪法”型，在广岛投下的是“枪法”型，在长崎投下的是“内爆”型。据1960年7月17日《纽约时报》报道，“内爆”型原子弹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有可能研制出氢弹，“内爆”型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原子弹。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了“内爆”型。所谓“内爆”型是将大量炸药起爆的能量压向内心，产生高温、高压，使内心里的核材料产生裂变，释放出大量核能。但是困难的问题在于炸药起爆后，能量并不是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这就无法实现核裂变。
　　从60年代开始，国际太阳能技术的许多报道，曾多次提到同步聚焦这一问题，但是没有关于这一技术内容和实现手段的任何报道。要解决这一重大技术关，应当是如何使炸药同步起爆，能量聚焦，科学家把这一技术问题叫做同步聚焦。面对这一技术难题，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从北京长城脚下试验到青海湖金银滩，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一步一步的试下去，最后实现了炸药起爆的能量完全压向内心，同步聚焦技术关成功突破了。
　　1964年初，核工业部部长刘杰在国防各工业部部长会议上高兴地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核材料铀235已经研制出来了。”大家听了甚为兴奋，国务院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说：“好！那好！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做饭了。”这句话生动风趣地表达了这一成果的重要性。
　　核材料铀235是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原子弹是用铀235原子裂变时产生的巨大能量而爆炸的，没有铀235，原子弹是无法制造出来的。铀235研制过程真是一件了不起的系统工程，从探矿、选矿、开采到最后的提取成功，有上百道工序，经过了许多家工厂。从南方的矿山开挖、选矿，由粗加工到细加工，再到精加工，一步一步的筛选，一步一步的提取，将半成品送到北方某工厂，再由北方某工厂加工后送到西部多家工厂，最后提取。整个工艺流程要经过大半个中国，缺少一道工序也不成。每一道工序都有极严格的技术要求，工作量之大、工艺要求之细、技术要求之强，不是有真才实学的行家里手，是完不成的。
　　赵尔陆在得知铀235核材料研制出来后不久，在核工业部部长刘杰的陪同下，第一次看到了宝贵的黑色铀235，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粮食就是这块“黑金”。这块世界上极稀少、极珍贵、极秘密，既可以为人类造福又可以为人类带来灾难的“黑色金子”。
　　周恩来和中央专门委员会委员审看了原子弹怎样才会起爆的纪录影片。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是国家管理领导两弹事业的最高机构，由周恩来、贺龙、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人组成，周恩来是主任。
　　随着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开展，中央专委委员和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特别关心进展情况。在同步聚焦技术取得初步成果后，拍摄了一部绝密电影，从聚集元件开始介绍，对各种部件、器件的研制，到炸药浇注，再进行各部件组装，从内心到外层，一层一层的展示，最后组装一个大球，引出了密密麻麻的电线，这个大球除了核材料铀235未装上，其他的几乎全部装上了，离原子弹的真正实体已近在咫尺。最后的镜头是这个大球起爆，虽然不是原子弹，但是爆炸的威力和蘑菇云也非同小可。
　　1964年初，影片制成，没有配音（出于保密也不让配音），只同意在放映时，有人做口头介绍，并决定在一次中央专委开会前放映。
　　下午2时，专门委员会准时开会，首先放映这部影片。中央专委委员们和有关领导看了以后，兴奋得直点头，给我一个明显的感觉，他们都认为我们国家的原子弹有希望了。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采用铁塔上爆炸的方式，即先把原子弹在地面组装好，不能插雷管，而后吊升到塔顶，进行固定、检查、测试，等各项工作完成后，最后才能插雷管。
　　这个铁塔是北京金属结构厂生产的。当年工厂只知道生产这个高度102米的庞大铁塔是个重要任务，而并不知道做何用途。
　　铁塔竖立在大戈壁，因为当地多风多沙，早晚温差甚大，技术人员在铁塔上工作非常困难，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外，就是铁塔的自然摆动。在如此困难的工作条件下，必须把数量甚多、危险甚大的雷管插好，巨大的困难和心理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当年的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今天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特别强调这一点，原子弹能否爆炸成功，就看最后插雷管的了。这是因为雷管是否能按规定要求插到正确的位置，直接影响到原子弹是否能同步起爆，否则原子弹爆炸试验就失败了。
　　当年曾爬到塔顶上插雷管的一位技术人员，后来在电视上讲了当年在铁塔上插雷管的感受。他以他的忠心和无畏精神，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将雷管插的完全到位，同步起爆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现场总指挥是张爱萍（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副总指挥是刘西尧（当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他们根据中央的决定和命令，在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宣布原子弹试验的倒计时，零点定为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
　　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2时59分40秒，历史性的时刻到了，主控制站技术人员按下决定历史的电钮，10秒钟后，自动控制系统进入自动控制状态，这时倒计时从10到零点顺序跳动。这10秒是扣动人们心弦的10秒，因为在10秒内原子弹从雷管点火，炸药起爆开始，能量向内心聚焦，高温高压压缩铀235材料，核材料达到超临界值，中子轰击原子核，原子核产生裂变，释放出大量能量。只见零点一到，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成功了，我们向全世界说成功了。
　　张爱萍拿起现场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极为兴奋地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了。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张爱萍继续报告，我们已看到火球，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随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毛泽东。当毛泽东听到这一报告后，更为严谨地提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印发了号外。美联社和路透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国内、国际上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中国人勒紧裤腰带研制出原子弹，演绎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我国的原子弹正式起步研制是1959年下半年，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副食品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度过了每天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时期。
　　但是，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却出现了奇迹，科研人员热火朝天，没有灰心丧气，没有消极沉闷，整个核武器研究院的人员，像蒸汽机车一样，加上点煤、水，就用尽全力向前奔驰。有了他们艰苦奋斗的闪光精神，才有我们今天的强大中国。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但是，往事已矣，百年的时光如飞而过，作为见证了新中国强大起来的罗布泊，终于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
　　由于气候异常，罗布泊连着下了两个多月的雨，现在还没有停的迹象。卫星照片显示，这里已经成为了一片泽国，汪洋之水，让曾经干旱不堪的罗布泊，又恢复到公元一世纪前烟波浩渺的壮观景象。以前所有的，为核试验建立起来的建筑物，以及核辐射留下的阴影，为考察罗布泊而留下的所有痕迹，都将沉入深深的湖底，再难以见到天日。湖的四周，将会成为人烟稠密的人类聚居区。
　　那队申请来中国旅游的日本旅行者，冒着大雨，来到罗布泊边上，个个眼中冒出一股强烈的欲火。副领队渡边三郎叫了一声；“哟西！这要是日本的领土该多好哇！”
　　“巴嘎！少说话，多干活，开始工作。”领队泽木一雄骂了一声，说。其实，多少年他们想来而没有来到的地方，今天终于来了，为的就是拿到卫星不能拿到的数据，为今后监测或打击这里，找到精确的数据资料。
　　看着这块肥肉一样的地方，这些日本人，怎么不会露出狼一样的眼光，因为，这片山河太壮丽了，壮丽得让日本人垂涎欲滴。上世纪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就曾派出大量间谍，深入中国境内，对中国的山河进行测量，绘制出的军用地图，比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绘制的还要精细，使抗战初期的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但是，不能因为怕间谍，就不让所有日本人入境吧，那会给外人留下一个大国，却如此小气的笑柄。今天也是如此，在这个非常时期，虽然中日之间有可能随时开战而成为敌对国，驻日大使馆签证处经过请示，还是发给了他们旅游签证，让即将沉入海底的日本国公民，最后去看看中国壮丽的山河，也好让他们死得瞑目。
　　大雨下个不停，暴雨打得人睁不开眼睛。但是，这群日本人却丝毫没有停歇的样子，他们知道，只有抓紧工作，才能尽快完成对这一带的测量，并把测量数据发回国内。
　　天空乌云滚滚，能见度低到不能再低，四周一片茫茫水汽，只见近处水中溅起的水花和远处岸上沧茫的山野。山河为证，几个日本人违背了他们当初提出申请时的诺言，正在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就在他们支好仪器，正在起劲地工作时，几条人影敏捷地向他们靠近，正在忘乎所以的日本人，丝毫没有发觉他们已经处在中国国家紧急情况部侦察员的控制之下。
　　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全都被红外摄像机摄下，就连渡边三郎和泽木一雄的谈话，也一字没漏地录了下来。因为，这几个人虽然没有在中国境内进行间谍活动的记录，但中国国家紧急情况部，还是收录了他们在他国进行此类活动的记录，所以，就派人进行了跟踪，果然抓到了确凿的证据。
　　一个星期后，国家旅游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是有几个日本旅行者，在中国西部罗布泊旅行时，遭遇特大洪水袭击，不幸溺水身亡，遗体已经委托中国红十字会交还日方，发言人在对死难者家属表示遗憾的同时，还告诫所有到中国旅行的外国人，在这个气候异常的时期，一定要弄清楚当地的水文地质条件再前往旅行，以免发生类似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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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达兰萨拉的残阳
8、达兰萨拉的残阳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西藏地方政权的“解放”问题很快就被提上中央政府的议程，中央政府对待西藏地方政权的最终决断就是要建立实质性的统治，将西藏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之下。在明、清两代中国中央政府与各地方政府的关系之中，西藏地方政权可谓是“自治”得最为彻底、最为长久的一方民族区域。即使在满清对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实施高度控制的年代，满清政权也只在西藏派驻了驻藏大臣以及象征性的一些驻军，对于西藏内部的各项事务基本都遵从当地势力的意愿听其自治。到了清末与民国这段中华民族的劫难时期，西藏地方政权更是乘着当时中央政权暗弱的时机，同时借着英、俄、美国等国的扶持，开始在“独立建国”方面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与中国的离心趋势不断显露。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当时的西藏“噶厦”政府当然不肯拱手将久违的“独立大业”与世代相传的“统治特权”出让给信仰共产主义的“红色汉人”，于是就选择了武装抵抗。1950年西藏“噶厦”政府将藏军主力约七、八千人部署在昌都、金沙江一线，希望阻挡或者延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藏步伐，没想到结果却是鸡蛋碰石头，被解放军的百战雄师打得丢盔弃甲。无奈之间，西藏“噶厦”政府只得在1951年5月23日与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西藏开始进入“民主改革”的时代。不论是“城下之盟”还是“深明大义”，看着异族势力的进占、主导、看着自身绝对尊贵地位以及世袭特权的动摇与流失，这条约签得总是让西藏僧俗统治阶层心有不甘。他们对“独立大业”与“统治特权”的追求并非一朝一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