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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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禄嵯啾仍黾恿�10％。共有来自57个国家和地区的1423名运动员（其中男运动员1110人，女运动员313人）参加了坐落在落基山的白色赛场内举行的六大类46个项目的比赛。冰壶是作为本届比赛中的表演项目。本届冬奥会成绩最好的运动员为：荷兰女选手范·根尼普，她连夺女子1500米、3000米和5000米短道速滑三枚金牌；芬兰人马迪·吕科奈，他在高台滑雪70米、90米和团体90米的比赛中也是三次夺冠；瑞士人瓦雷尼·舒林德尔，在回旋跳雪和大回旋跳雪的比赛中先后两次登上了最高领奖台；还有东德女运动员凯特琳娜·维特，她在继1984年夺得花样滑冰金牌后，在本届奥运会此项目上再次称雄。
1988年汉城夏奥会
可以说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是我首次经历的完整的奥运会，因为我主持了整个过程：城市的挑选，以及筹备和举办阶段，即从提名直到闭幕。汉城的当选是极不平静的，这一结果令很多人吃惊，不少人持保留态度。有人认为我们犯了错误，更稳妥、更简单的选择是日本的名古屋。但它却被汉城以52∶27击败了。事实上我感到非常不安。我想，国际奥委会给自己惹上了麻烦，对于我来说则可能要背上一副枷锁。我们已经选择了一个有问题的国家，不但缺乏民主，国际形象不佳，还因为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未建立外交关系而受到孤立。筹备过程十分复杂。他们甚至四易组委会主席，而且东方人的思想也难以为西方人所理解。好在我和卢泰愚的关系还比较好，后来他当上了总统，又过了些年被金所取代。如同往常，关于电视转播权的谈判就像一场激烈的战斗，因为组委会与国际奥委会的利益总是有矛盾。组织者总是只重视眼前利益；他们总是想自己是奥运会的主办者，应该尽可能地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我们也是如此，只是有个限度。我们必须放眼未来，考虑以后的奥运会，注意不让电视台受损失，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未来的合约谈判。我懂得如何赢得韩国人的友谊，多亏了我与汉城奥组委主席卢之间形成的信任，我们才得以签下双方都受益的合同。要是这种信任能从一开始就存在，结果会更好些。我不能不承认抵制的幽灵仍然在游荡。国际媒体在这件事情上是如此大做文章，仿佛汉城奥运会非复杂化不可。有时候，把抵制的危险说得煞有介事，使许多职能部门面临运作瘫痪的威胁。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我们做了许多工作。老实说，那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昂纳克发表的声明显然帮了我们一个忙。这位共产主义领袖明确表示：东德决定参加汉城奥运会，不考虑苏联的决定。在我们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领导们举行的例会上，我们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我们还保证会接受并尊重朝鲜举办部分比赛的请求。这并未形成针对国际奥委会的障碍。朝鲜与韩国在洛桑举行的四次会议期间，我终于争取到了韩国方面的授权。他们表现出对我的极大信任，而且也清楚地知道在他们不接受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做出任何决定的。我与金大中的友谊与时俱进，我成为为数不多的应邀出席他就任韩国总统仪式的外国人之一。他是个传奇人物，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很快我就完全意识到朝鲜不具备合办任何体育赛事的条件。于是，我决定再赌一把：国际奥委会把朝鲜办重要体育比赛的条件放得越来越宽。这一举动似乎表明我们的慷慨是没有尽头的。最终，就像我预料的那样，北朝鲜因为国内经济条件和组织水平无法使赛事的举办得到最低的保障而拒绝举办任何比赛。在此前提下，我们成功地向苏联人说明，是朝鲜人自己放弃了我们提供的机会；对朝鲜来说，我们的方案甚至比它自己要求的更为有利。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国际奥委会为两国联合举办做出了努力，虽然最终这种想法没有实现。
在我接连几次汉城之行中（我被他们拼读我姓名的方式逗乐了，听上去像是“萨马兰奇先生”他的名字的读音不应有“奇”，我们中国从一开始也是这么译过来的。本书也只好沿用此译法。——译注），我总是提出一个条件，尽管有时候，他们不理解，后来结果证明还是明智的：我要求和反对派领袖（金大中和金泳三）会面，他们日后都成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在我看来是必要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韩国将变得民主开放，它的政治体制在将来也会发生重大变化。正是由于与反对派领袖的会面与谈判，韩国各界，包括反对派，对这届奥运会积极支持。甚至在1988年9月奥运会举办期间，反对党的领袖专门为我举行了一个招待会，这不正表明我与韩国社会各界有着良好的关系吗？一切都好极了，毫无疑问是到目前为止我主持的最成功的一届。在那16天里，我始终和卢保持联系，甚至还在各自夫人陪同下一起去奥运村运动员餐厅吃午饭。一个让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是一位已届耄耋之年的田径运动员举着奥运圣火进入会场的一刻。这是韩国人民的真正象征。那位绕场一周的田径运动员是Sohn Kee Chung；柏林奥运会的马拉松冠军，在52年后，他得到了祖国给予的荣誉。1936年，韩国（南朝鲜，译注）被日本占领时，被迫代表日本参加比赛。在那一刻，全世界都向这位真正的运动员致敬。值得一提的还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接受的网球运动此次重归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家庭，这项运动早在1924年前就已是奥运项目。我和国际网联主席、法国人菲力蒲·夏特里埃的所有接触取得圆满成功，从此，世界上的网球顶尖高手们也能参加奥运会了。捷克选手麦齐尔·米洛斯拉夫在和非常年轻的斯蒂芬·格拉芙在男女单打比赛中分别获得冠军。在双打比赛中，西班牙男子选手也非常耀眼，埃米里奥·桑切斯·毕卡里奥和塞尔西奥·卡萨尔获得了亚军。有两位选手已企及历史上赢得金牌最多运动员之项背。其中美国游泳运动员马修·比昂迪已接近他的同胞马克·斯皮特兹在慕尼黑创下的七枚金牌的纪录，他获得五金一银一铜；而另一位东德女选手克里斯汀·奥托则获得六枚金牌。在奥运田径场上，美国女田径运动员弗洛伦斯·格里菲斯·乔伊娜格外突出，她在100米、200米和4×100米接力赛中赢得三枚金牌。毫无疑问，她被称为是最快的“女飞人”。我想说一下庆祝国际奥委会创立75周年纪念仪式上发生的一件有意思的事：在巴黎和索邦，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到场，当时法国国奥会主席内尔森·佩隆发表了一篇我在此之前并不知晓其内容的讲话。佩隆说，1988年的奥运会最好应该由巴塞罗那举办，而由巴黎承办1992年的奥运会，这样正好庆祝法国人皮埃尔·顾拜旦宣布创立国际奥委会100周年。庆幸的是，根据庆祝会日程我的发言在后，而我也没有错过这个机会。我改变了原来的讲稿，明确指出巴登巴登大会早已决定第24届奥运会将在汉城举行。我又补充说，要么在韩国首都举行，要么就取消奥运会。这番讲话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在和南北朝鲜对话中的立场。我记起在同德国情报部门的一次会面中，他们的负责人（我在莫斯科任大使期间就认识）告诉我说，在这段时间，朝鲜半岛的局势十分危险，但是当苏联和中国都宣布将参加奥运会之后，危险就减少了；一旦苏联队和中国队都到达汉城，汉城将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奥运会期间并未发生媒体所预测的任何负面事件。什么事也没发生，一切都很正常。不过，当局派出了大批保安人员，对奥运会比赛的各个场馆进行有效监视。在比赛的第二周开始了拥有众多观众和媒体报道的田径比赛的角逐。但是，由于主办国田径运动员在这些项目上没有夺牌实力，看台上显得冷冷清清。大片空空的水泥看台，一看明显缺少观众。一天上午我让卢泰愚总统也看了这一情景，我请求他鼓励观众们去体育场观看比赛。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办到的，从那天以后只要是有田径比赛，体育场的看台上就座无虚席。
透过我下榻的饭店办公室的窗户，我目睹了一件十分震惊的事。外面正在进行西方电视台新闻中出现的学生游行活动，游行者的过激行动和警察采取的措施吸引了许多观众。游行是饭店旁边的大学的学生发起的，之后媒体报道说是一次反奥运会的游行。上百名学生带着一筐筐石块，与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后来真的就打起来了，甚至扭打在一块，像是两队步兵在械斗。还有摄像机在两拨人之间，任意拍摄。然而30分钟后，也许有人下了指令，一些人朝北边跑了，另一些人向南跑了。没过几分钟，就出现了一个清洁小队。他们旋即将所有的垃圾污秽清理干净，没有人能记起刚刚在这里还发生过斗殴。这是我从办公室的窗口亲眼见证的事实，我也领教了媒体是如何编造新闻的，他们夸大说有几千名学生举行反奥运会的示威游行。
此次奥运会的一件大事是加拿大田径运动员本·约翰逊被禁赛，他是100米短跑的冠军，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这一决定是由医务委员会做出的。违禁药品在全世界都是个一触即发的敏感话题。正是在这一时刻，我意识到国际奥委会缺少真正的针对公共交流和关系的政策。国际奥委会对那名运动员处以禁赛的惩罚，这就证明我们自墨西哥奥运会以来，对反兴奋剂斗争的态度一直是坚定的。上述反兴奋剂斗争的成果本该受到赞扬，不料却遭到严厉批评和指责，说什么所有运动员实际上都服用兴奋剂。但是，历史证明梅罗德亲王主持下的医务委员会的工作是公正而规范的。
奥运会同时也有巨大的经济成果，所得收益将用于建立一笔基金，目前它的资金总额已达五亿美元。它的最大收益来源于新建的奥运村，出自新闻记者和游客。出售这些曾经接待过奥运选手的楼层是一笔大生意。汉城的城市发展非常快，越来越多的人受经济起飞的吸引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因而存在对住宅迫切的需求。这方面的收益甚至超出了出售电视转播权所占的份额。像往常一样，在比赛之前要举行一次会议来决定由哪个城市举办1994年的冬奥会。那是首次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不在同一年举行，而是隔两年。显而易见，分开办是明智之举。在同一年办谁也不能从中受益，包括各国奥委会，必需一年组成两套班子，两次派团参加，疲于应付。同时，你也不可能向赞助商要两倍的赞助费。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两次赛事在同一年举行，那就会有主次之分。因此错开举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夏奥会和冬奥会，才能达到奥林匹克盛会要求的水准和规模。
在1994年奥运会举办地的争夺中，除了挪威的利勒哈默尔，还有保加利亚的索非亚、美国的安克雷奇和瑞典的厄斯特松德。利勒哈默尔在第三轮投票中胜出，以45∶39超出了人们普遍看好的瑞典城市厄斯特松德。照例由我负责宣布主办城市的名字，在爆满的新罗饭店的东边花园里宣布。我注意到来宾席的第一排坐着专程到汉城来支持厄斯特松德申办的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我打开姆巴依法官交给我的信封，他刚刚主持了计票程序。要我念出利勒哈默尔的名字可不是件易事。我想到卡尔·古斯塔夫国王就要难堪了。从那时开始，我就建议那些申办国国家元首和总理们不要参加主办城市的宣布仪式。我不想看到他们在角逐中失利被迫吞下苦果的尴尬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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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
1992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这年命运垂青了两个属于同一地区相距不过1000公里的两个城市：阿尔贝维尔和巴塞罗那，由他们分别来举办冬季和夏季奥运会。同样，这也应该是最后一次两个奥运会在同一年举行了，从1994年开始将分开举办。西班牙和法国这两个邻国在这一年都面临同样的目标：超过前几届奥运会已经取得的成绩，举办更出色的奥运会，展示自己是一个开放的、现代的、有组织能力的国家。这个法国城市的提名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巴黎参加了同年夏季奥运会的申办，并且向世界展现了其强劲的实力。而阿尔贝维尔必须同美国的安克雷奇、德国的贝希特斯加登、意大利的科尔蒂纳丹佩佐、挪威的利勒哈默尔、瑞士的法伦和保加利亚的索非亚等城市竞争。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像预计的那样办得很出色，尤其在体育方面可以称得上是典范。一切都进展顺利，其中1968年在格勒诺布尔（法）奥运会中获得三枚金牌的让…克劳德·基利的经验是不可缺少的。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