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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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兼顾西班牙本国领导工作的同时（我从那时起到1970年10月10日期间一直担任西班牙国家奥委会主席和国家体育运动专员），我把全部的热情和力量都献给了执委会的管理工作。
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我在国际奥委会里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当1974年我的任期结束时，我选择了竞选副主席的职务。这一次没有人再和我竞争了，我顺利地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我的这一任工作到1978年结束，我在雅典卸任。依据规则，我在一年之后才能重新进入执行委员会。我也正是这样去做的。在1979年蒙得维的亚举行的年会上，我又重新进入了执委会。这时有两个空缺的职位，而竞争者也只有两个：罗马人亚力山德罗和我。因为我获得了比亚力山德罗的选票多，所以我的任期是四年，而他的任期是三年。这样的日程安排使我以执委的身份赶上国际奥委会主席改选年的1980年，从而为我进一步了解国际奥委会内部管理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
在我这35年国际奥委会生涯里，我有31年的时间一直担任执行委员。我担任过各种职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借用一个运动方面的比喻：我是汗水浸透了运动衫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在后来的21年里（担任奥委会主席职务，译注），我曾经先后三次连任。1989年9月在波多黎各举行的第85届年会上，我以全票获得连任。梅罗德王子以全体委员的名义说道：“我们对您在这九年的时间里在主席的领导岗位上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您的工作方式和外交技巧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1993年的摩纳哥年会上，为了保证1996年国际奥委会的百年庆典工作不会因为领导层的变更而受影响，大会提议我第二次连任。1997年9月在洛桑举行的第106届年会再一次提议让我连任。2001年7月，我在莫斯科结束了我的任期。我在这座城市开始我的主席历程，又在这座城市离开主席的职位，我对它怀有深厚的情谊。
政治和奥林匹克
历史告诉我们，自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894年成立至今，政治在其整个奥林匹克运动过程中无处不在。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总是反复听到关于不应当把体育和政治混为一谈的论点。对某些人来说，两者就好比水和油：无法融合。事实远非如此。政治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它也存在于体育领域。政治和体育应该共存并建立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的确，自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起每一次奥运会都是在有关政府的同意和积极参与下筹办的，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其他的途径。奥运会在各国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无论其国家的政治制度如何，从1936年纳粹统治下的柏林，到1980年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莫斯科；不论是在共和制国家还是在根深蒂固的君主制国家都是一样。从东方到西方，百年来我们得以维系的奥林匹克的思想和规则得到了广泛的尊重和接受。我们所受到的抵制（特别是1976年在蒙特利尔、1980年在莫斯科和1984年在洛杉矶三次奥运会上）表明，国际奥委会和相关国家政府进行协商是何等重要。我们必须积极、开放、小心谨慎，始终为奥林匹克运动寻求最佳的协议。在汉城、巴塞罗那、亚特兰大和悉尼几次奥运会上，我们和相关政府当局协商谈判面临的各种问题。最终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找到了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同样，在我任期内举行的五次冬奥会上，我们都成功地营造了和谐的气
氛，并解决了那些政治性问题。正是基于奥运会和政治力量之间这种关系，促使我们建立并加强了和联合国、地区性政治机构（比如欧盟和非洲统一组织）以及直接介入体育运动和青少年教育领域的政府间或非政府机构的合作。历史还告诉我们，每个年代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政治、社会、科学和技术方面进步的标志，而这一切都会对我们奥林匹克运动产生重大影响。无论何时，我们都力图与时俱进，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使自己的行动与世界同步，引入和接受新的思想。我们必须牢记，奥林匹克运动精神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它注定要和政治力量相互理解。如果体育不与包括整个教育和卫生政策的政府规划结合，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一直鼓励各国奥委会在保持自己行动独立的前提下与各自政府保持密切和融洽的关系。于是，为了确立对发展中国家体育教育提供技术援助的协调机制，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论坛应运而生。论坛将政府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汇聚到一起共商发展大计。国际奥委会倡导的独立精神使我们得以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基本原则为全世界的青年服务。这些年国际奥委会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和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进行了斗争，这种政策完全违背了《奥林匹克宪章》（1967年版）关于任何人不得因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受到歧视的基本原则。我认为国际奥委会为消除这一遭到大多数人唾弃的行为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遭到某些恶意的批判，国际奥委会从来没有对种族隔离表现出一丝怯弱和迟疑，直到我们最终取得胜利。非洲体育界领导人，如塞内加尔的法官凯巴·姆巴依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我们和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交涉取得了成功。从罗马奥运会开始到巴塞罗那奥运会，整整30年，南非运动员才重新回到奥运大家庭的怀抱。纳尔逊·曼德拉当时也在场，尽管他还不是南非总统，但我邀请他出席了开幕式。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第一个在1970年将南非开除并对其紧锁大门；也是在其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第一个取消这一规定，敞开双臂拥抱非洲兄弟的。最近这些年里世界上发生的地缘政治变化，特别是苏联和南联盟的解体，以及一些国家的独立，使得国家奥委会的总数由1980年我就任时的144个，增加到199个。在此期间，我以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身份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台北双方奥委会进行对话做出了努力。国际奥委会找到了台湾（中国台北奥委会，译注）参加奥运会的解决办法。这项成果是无先例的。还有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幕式上，朝鲜和韩国共组一个代表团，在同一面旗帜——代表朝鲜半岛的旗帜下列队行进时；在与联合国的通力合作下，东帝汶的代表出现在奥运会时，“成果”这个词再一次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我倾注了大量精力，动用了机构的大量资源来加强和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联系。我对国际奥委会所有199个成员国起码都访问过一次。我与被访国领导会面时，每次都强调加强该国国家奥委会的作用和权威的问题。无论是在以色列与前总理拉宾或是在巴勒斯坦与总统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的会面中，还是在访问199个国家的奥委会时，我都这样做了。我总是满怀理想：这些政府会帮助我们推广体育运动——一个真正有利于世界和平与青少年培养教育的伟大事业。关于联合国多年来，奥林匹克运动一直受到联合国大会的特别重视，和几任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布特罗斯·加利和科菲·安南的良好关系对我们的事业极富成效。埃及人布特罗斯·加利秘书长清楚地阐明了这个多国组织的立场：“奥林匹克理想是对全人类和各种文化的宽容和理解的赞歌，它主张在互相尊敬的前提下开展竞赛。奥林匹克是一座民主的学校，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和联合国的根本宗旨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此，国际奥委会成立百年之际，联合国宣布1994年为“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国际年”，并支持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冲突各方休战。联合国所做出的这些具有历史性的决定赋予奥林匹克运动很高的荣誉。尽管前南斯拉夫内部冲突，原来的制度垮台，而且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予以体育制裁，但得益于我们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和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终于能够让南斯拉夫运动员参加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并且承认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马其顿等国的国家奥委会的资格。在制裁被最终撤消后，国际奥委会为了奠定一个在体育领域和平合作的平台，召开了一次该地区的各国奥委会参加的大会。我们确信这有利于人们的互相理解。国际奥委会还向萨拉热窝提供援助，尽管该地区充满矛盾和仇恨，我们仍然协助该国运动员参加了数届奥运会。人们至今不会忘记我们在重建被战争摧毁的体育设施的过程中所付出的重大努力和资金。关于“奥林匹克休战”的历史写一章也不过分。这种思想早在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时期就已确立，由三位国王：埃利德的伊菲托斯、皮萨的克莱奥斯特内斯和斯巴达的利库尔戈共同签署了一份协定。根据这份三方协定，奥林匹亚圣地不得受到侵犯，运动员和艺术家及其家人以及朝圣者可以安全来往于自己的家乡和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地。奥运会一旦开幕，信使就穿梭于各城之间，告知大家休战。在我任职期间，我非常希望能够唤回这种精神，以感召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在利勒哈默尔奥运会上第一次采取了这一类措施，决议中提出，“就像古希腊一样，让友爱和理解的精神重新回到人间，停止一切武力对抗”。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27届奥运会之前，联合国180个成员国于1999年一致通过了名为《通过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和平世界》的“奥林匹克休战”提案，同时也创造了联合国历史上的一项记录。据《世界知识年鉴》记载，在国际奥委会的倡议下，1995年第50届联大通过了一项由世界上161个国家提出的题为“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来建立一个和平和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决议，呼吁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在全世界实现“奥林匹克休战”。——译注在每次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开幕前一年，联合国大会都要审议同“奥林匹克休战”有关的议题。我认为今天所有致力于奥林匹克运动事业的人，都会为在利勒哈默尔、亚特兰大、长野和悉尼奥运会期间贯彻了这一和平倡议而感到非常自豪，这也为各种冲突找到一种外交解决的途径。我们还经历了第50届联合国大会这一历史性时刻。我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被赋予无上的荣誉和特权，在国际奥委会百年的岁月中，第一次站到大会演讲台上，面对高贵的联合国各成员发表演说。国际奥委会主席能够受到世界上最大的、拥有189个成员国的政治大会的尊敬，使我们感到无上光荣。这份来自联合国各成员国的敬意，完全是为了感谢国际奥委会在为全世界青少年提供帮助和通过体育运动及奥林匹克精神为社会做出的贡献。通过联合国的相关机构和与我们有合作协议的计划，我们将承诺付诸行动，为人类的教育和福利事业做出我们的努力。在我任期内，我们加强了与联合国许多机构的协作联系。比如我们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为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西班牙人费德里科·马略尔·萨拉戈萨）在魁北克共同承办了一个关于体育运动和相关事业的世界性研讨会，还执行了“如何在莫桑比克推广体育精神”的技术项目；和世界卫生组织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合作举办了名为“大众体育，大众健康”的国际研讨会；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一起向波斯尼亚、安哥拉、卢旺达、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等地区的难民提供食品和体育物资；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长野共同举办了第一届世界体育运动和环境大会；和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署在罗马共同举办了关于“体育运动中反兴奋剂问题”的国际大会。我们还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起开展了扫除贫困的运动；并为了在布基纳法索、柬埔寨、厄瓜多尔、坦桑尼亚等国的农村地区生活的大多数封闭和贫困的青少年，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体育娱乐领域的合作。此外，我们合作的对象还有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气象组织。正是基于这种合作精神，我们采取了各种人道主义行动。我认为国际奥委会的一项职责就是为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援助，和联合国难民署合作，共同帮助难民，支持当地体育设施的重建工作。当我们听到现任联合国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