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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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幕式，这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出席洲级运动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这是对我国可贵的支持。
他在访问非洲各国过程中，深深地为中国援建非洲体育设施的真诚和无私所感动。1984年在他的提议下，国际奥委会向中国颁赠“奥林匹克杯〃，以表彰中国对非洲体育的贡献。我国举办过的几届体育美术作品展览，由于他的建议而都得到国际奥委会的赞助。在他的建议下，奥林匹克博物馆曾在瑞士洛桑举办了一次“中国体育美术展〃，之后又举办了“中华体育五千年〃的展览。他参观每次我国的体育美展，都亲自挑选其中的精品由国际奥委会收藏。人们在进入国际奥委会总部及其附属场所时，可以看到众多的中国体育艺术品。他多次来我国访问，目睹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曾经是西班牙第一任驻苏联大使的他，感慨地说，前苏联改革方针的失误导致了其发展的停滞，而中国的改革道路是正确的，带来了飞速的发展。他应邀出席了我国国庆35周年庆典、参观了我国第五届、第六届、第八届全运会。我国的组织能力及对体育的重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4年他从国庆观礼的天安门城楼下来，对我讲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国完全有能力举办一次出色的奥运会。此后他果然积极支持中国的两次申办。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与成功失之交臂后，他一再向我国领导人表示希望中国再次申办。他曾对我说，“在我担任主席期间，国际奥委会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把1996年百周年奥运会给了亚特兰大而没有给雅典，另一个错误是2000年跨世纪奥运会给了悉尼而没有给北京。第一个错误我们已经纠正了，希望在我任期结束前可以纠正第二个错误，由我宣布在中国举办奥运会。〃北京提出申办2008年奥运会后，他十分高兴。萨马兰奇亲自找人谈话，国际奥委会不少委员以及媒体都知道萨马兰奇把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作为他留给国际奥委会的遗产。在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全会上，他以激动的心情宣布：“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举办权授予北京”。现在他以同样的热情，关心着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的每一个进展。我们衷心希望，萨马兰奇以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的身份，作为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与我们一起共庆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
现代奥林匹克的旗手
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至理名言世人皆知。作为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为主旨的体育运动越来越受到青睐；作为世界综合性的奥林匹克运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曾担任过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长达21年的萨马兰奇先生誉满全球，他退休后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写了《奥林匹克回忆》长篇巨著，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最近，该书的中译本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世人高度评价萨马兰奇对国际奥林匹克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通读《奥林匹克回忆》之后，我更确信，萨翁的确不愧为现代奥林匹克的旗手。众所周知，奥林匹克运动始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的奥林匹亚，只是到公元1894年才由顾拜旦创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896年在希腊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奥运会。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萨马兰奇是为国际奥运做出重大贡献的佼佼者。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赞扬萨马兰奇以惊人的智慧和榜样的作用为奥林匹克运动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射击运动联合会主席巴斯克斯在评价萨马兰奇时说，奥林匹克主义分为两个阶段，即顾拜旦阶段和萨马兰奇阶段。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称赞萨马兰奇是“奥林匹克运动永不停息的心脏、灵魂和精神。”
萨马兰奇在书中不仅向我们讲述了他领导国际奥委会期间的亲身经历，而且记录了国际奥委会内部运行情况；书写了他亲自主持的历届奥运会的幕后每天所发生的一切；汇集了国际政杰及知名人士对他本人的评论。在他任期内，举办了十届奥运会（从萨拉热窝到悉尼），国际奥委会顶住了莫斯科和洛杉矶奥运会遇到的政治抵制，克服了因某些国际奥委会委员涉嫌受贿而酿成的盐湖城危机，使奥运会成为当今众所周知的群众性运动和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事。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这样评价他的功绩：“您的工作能力与外交才干在为美好理想的奋斗中得到了尽情的发挥。您使奥林匹克运动在国际上光芒四射，永不泯灭。”国际奥委会执委、国际奥林匹克夏季运动联合会主席奥斯瓦尔德把萨马兰奇称作奥林匹克运动的象征，并借用国际奥委会会旗五环旗，为萨翁本人赋予了新的五环含义：第一环象征萨翁的远见卓识和丰富的创造力；第二环象征着他的外交能力和政治意识；第三环象征着他的讲求效率和务实的作风；第四环象征着他的改革和创新；第五环象征着他的忠诚和信用。对这新五环的诠释体现了萨翁的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
萨马兰奇先生是西班牙的骄傲。他是一位纯真的爱国主义者，在回忆录中用了大量篇幅畅叙了他与西班牙的情结。他于1920年出生生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曾任巴塞罗那省议会议员、议长和西班牙首任驻苏联大使。由于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酷爱体育运动，曾先后担任西班牙滑冰协会主席、西班牙体育大臣和西班牙奥委会主席。他于1966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70年当选为执委委员，1974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1980年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数十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世界上199个国家。尽管他长期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但他时刻胸怀祖国。在他的努力下，他的家乡巴塞罗那于1992年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他为西班牙体育事业的发展和西班牙国际地位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称他为西班牙的骄傲，并于1991年2月授予他侯爵封号。
萨马兰奇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多次访华。早在我国与国际奥委会关系正常化之前，他就公开表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不能说是世界性的。出于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对中国在世界体育中地位的认识，他对中国体育的发展及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一直给予高度重视，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他对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并为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做出了努力。###主席在评价萨马兰奇时说：“您使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发挥了作用，您把奥林匹克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您给它注入了活力，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奥林匹克回忆》一书对广大读者了解世界奥林匹克运动、萨马兰奇对国际奥运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及弘扬奥运精神大有裨益。与此同时，该书对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总编辑时延春
20003年6月12日
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
31年国际奥委会执委生涯
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里，能够成为执行委员会的一员就好像成为在一个国家的领导层内部长会议成员一样。我经常把国际奥委会比做一个国家组织机构：每年一次的年会就好像一个国家的议会，执行委员会是政府；国际奥委会的主席虽然拥有很多权力，但仍然受到执行委员会决议的制约。在国际奥委会内部实行的组织方式虽然类似于总统制，但它的领导层是由多人组成的，最终由主席执行政府（执行委员会）的决议。
国际奥委会现行的运作方式是：执行委员会每年举行五至六次会议，因为执委们来自五大洲，所以定时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开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每年一次的全体成员参加的大会不可能解决那些需要很快做出答复的问题和日常事务。而这是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为此，我希望能够尽快进入奥林匹克组织真正的领导层。
墨西哥城于1968年举办了第19届奥运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西班牙语国家承办奥运会的赛事。奥林匹克圣火从热那亚传递到了巴塞罗那，穿过和平之门来到了哥伦布纪念碑下。第一位传递圣火的西班牙运动员是恩里克·邦迪亚。不巧的是一个火炬爆炸了，伤了格雷戈里奥·洛哈，他是前奥林匹克田径运动员，之后又成为一名田径教练员，培养了很多冠军。圣火途经西班牙乘着“公主”号舰艇踏上了新大陆的土地。奥林匹克运动来到了讲西班牙语的美洲大陆，同时也进一步实现了顾拜旦男爵奥林匹克运动普及性的梦想。
从政治角度来看，1968年是备受争议的一年。这一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同年五月巴黎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美国则是更大规模地维护公民权利、反对种族歧视的游行示威活动。但是最严重的事件还没有到来：即将举办的奥运会变得步履维艰，类似于1956年抵制墨尔本奥运会的情况似乎又将发生。而这一次是为了抗议华沙条约组织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然而一次严重的事件给这次本该属于年轻人的奥林匹克盛会蒙上了阴影。我当时和夫人碧蔚丝住在皇家大道酒店，我们清楚地听到了好几声爆炸的巨响，开始还天真地以为是放焰火时发出的声响，几个小时之后我才得知，在三种文化广场发生了一起惨案，一次抗议游行活动被残酷地镇压了，有一百多人在枪击中丧生。鉴于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奥内斯蒂和科勒尔代表112个奥林匹克委员会成员国和各国际体育联合会，向国际奥委会布伦戴奇主席提出了暂停这届奥运会的申请。在墨西哥总统迪亚斯·奥尔达斯的保证下，这届奥运会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下举行。这一系列的事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墨西哥的悲剧也在奥林匹克历史上写下了最惨痛的一页。
在1968年奥运会开幕式前几天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67届年会上安排了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当时有两个空缺的名额，我作为候选人参加了竞选活动。我的这一举动是史无前例的。有些人认为我过于超前了，我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才只有两年的时间，而现在就想竞争一个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席位显得为时过早。但是我认为自己可以提供一些有创意的观点，很多委员也鼓励我去尝试一下。最终的结果是我没能获得足够多的票数，未能当选执行委员。这两个执委的席位分别被法国贵族博蒙特伯爵和在第二轮选举中战胜我的荷兰人赫尔曼·范·卡尔内贝克拿走了。博蒙特从事包括金融在内的多种活动，他同时参加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副主席和执委。最后布伦戴奇当选为主席，基拉宁勋爵当选为副主席。在第一轮投票中我几乎获得了绝对多数票，我当时指望在其他的几个候选人被淘汰之后会有更多的人转而支持我，当时的一切都表明我的当选是很容易的事。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我失败了，遭到了巨大的打击。这是我在国际奥委会生涯中惟一的一次竞选失败。不管怎么样，我从发生的一切中吸取了教训，这是我为人处事的一贯态度。
布伦戴奇主席再一次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任命我担任国际奥委会礼仪方面的负责人，这以前是基拉宁勋爵的职务，他已担任了副主席。从事礼仪方面的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我在委员们之中的影响力。我在工作的同时可以和他们有直接接触，这便于我和他们建立友谊。国际奥委会这一届年会的另一项决定是：把国际奥委会驻洛桑的所在地由蒙特·雷坡斯大街迁到了维迪堡。它是位于莱芒湖畔的一座小型宫殿式建筑。
就这样，两年之后于1970年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年会上，我再一次参加了角逐执委会委员席位的竞争。我从当年在墨西哥的挫折中奋起，最终当选。在阿姆斯特丹的这届年会上，布伦戴奇主席就冬季奥运会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特别是针对冰球和高山滑雪这两个项目。美国的丹佛战胜了瑞士的锡昂、芬兰的坦佩雷和加拿大的温哥华获得了1976年冬奥会的主办权。丹佛虽然获得了主办权，但是由于该城（科罗拉多州首府）公民投票反对，最终放弃了举办权，冬奥会改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举行。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战胜了前苏联的莫斯科和美国的洛杉矶赢得了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
在阿姆斯特丹年会之后，我和巴西人马加利亚埃·帕迪亚、前苏联人康斯坦丁·安得里亚诺夫、日本王储武田恒毅一起加入了执行委员会。我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并且从那时起开始了向国际奥委会主席职位前进的历程。尤其令人感到振奋的是一篇转载在大名鼎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