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说天下-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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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白宝山一回到北京就想犯罪，就想抢劫武器去杀人———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两年后的１９９８年３月，当白宝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后陈述时说：“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下午，白宝山携带笨重的行李，穿着一身绿军服———那是在石河子军人服务社购买的，风尘仆仆地回到他住过的老屋，北辛安的两间平房。这里本来是他和妻子及一对双胞胎儿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后，妻子已跟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他人。白宝山离开时，大弟还没结婚。现在大弟、弟媳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这里。　

　　白宝山推开房门，大弟和弟妹还没下班，屋里只有１０岁的侄女在写作业。他与侄女从未见过面。白宝山叫出侄女的小名———他是从大弟的来信中得知的，并做了自我介绍。他没在大弟家久留，仍背着他的行李，让侄女带路，找到父母的新居———北京模式口居民区的一处单元房。　

　　见面是尴尬的，这一点白宝山早有预料。无论如何，他是从大西北回来了。然而，他的归来，也给家中带来了许多麻烦。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最初几日，先住母亲家，将来再从长计议。生活出路也是个问题。他没有钱。他还没办户口，也就无法找事干，一时没有生活来源。母亲周济他一些钱。大弟也常塞些钱给他，供他日常花销。　

　　白宝山打算做点小买卖，还打算学开车———但这都需要他先把户口落下来。　

　　１９５７年，白宝山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首都钢铁公司的职工。他３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一人靠工资养活他的两个姐姐、他和刚满周岁的大弟４个孩子。因贫困所迫，母亲不得不把他送到徐水老家。直到１９７１年，白宝山１３岁的时候，才返回北京。此时母亲已经改嫁，继父姓梁，也是首钢工人。母亲和继父已生下了小弟。小时候，白宝山没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农村，家里没钱上学。　

　　回到城市，１３岁的白宝山与比自己小五六岁的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一年级，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上到小学三年级时，他便辍了学。辍学后，白宝山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开始在一家街办的酱菜厂当临时工，那年他仅１６岁。后来，到１９７６年，他１８岁的时候，正式被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录用，成为一名装卸工。　

　　在工厂期间，他几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因为他不爱说话，许多工友对他都毫无了解。厂里民兵搞训练，白宝山参加过一次实弹射击，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靶，每人打３发子弹，他居然打了个优秀。那次之后，白宝山千方百计向亲戚借到一支气枪，下了班就背着枪到附近的林子里去转悠，打鸟。一年之后，他的枪法练得极准，１５－２０米内，枪响鸟落，弹无虚发。同时，他的残忍性也有所表露，夜里他不睡觉，用气枪瞄着打老鼠，一枪能把跑着的小老鼠打进墙角里。　

　　孤独的人未必心理不正常，只是他们不喜欢交流。当然，孤独并不决定一个人走什么道路，不过孤独的人可能比开朗的人危险。如果白宝山能走正道，或许他能成为射击高手，说不定能获得奥运金牌，但他偏偏走上了另一条罪恶的路。　

　　白宝山２３岁结婚，妻子是本厂女工，也姓白。一年后，他们生下一双儿女，龙凤胎。白宝山的家庭生活非常贫困，不能说贫困一定导致犯罪，但贫困对白宝山的心灵的确产生了无法排除的负面影响。加上他的独来独往，加上他无论白天黑夜喜欢四处游荡，加上他的“蔫大胆”，加上他排斥外界的阴暗心理，加上周围“坏孩子”的影响———盗窃的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开始是小偷小摸，渐渐发展到偷人家院里的自行车，勾结邻居家的孩子，结伙入户行窃，潜入工厂盗窃生产原料和成品……他心中的黑暗领地扩大了，但他“顾家”的意识并没泯灭。他的盗窃行为触犯了法律，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４年。直至刑满获释，完成了他前半程的人生道路。　

　　白宝山回到北京，已经跟１０几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小偷小摸的事是不打算干了，做什么他还要再想一想。现在他的首要任务，是先把户口落下来，办理好身份证等手续，然后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现在的白宝山应该说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犯罪，并不是他惟一的出路。

　　六、户口、程序和它的负面效应　

　　据白宝山交代，他第一次来到派出所，是由大弟陪同一起来的。　

　　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他呈上释放证和有关材料。释放证上标着这样一行字：“本人必须在３月２４日前将本证明书送达北京市石景山区×××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这位片警正忙着其他事情，晾了他一阵，口气冰冷地说：“户口马上办可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白宝山口吃，一着急就更口吃，他结巴着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片警听着不舒服，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　

　　白宝山受到深深的刺激，一种愤懑、一种敌意，甚至一种仇恨意识，立刻从心底翻了上来。在此之后，他一遍遍地跑派出所，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事情果然像片警所说的一样，被一次次地向后推延。白宝山的户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关于白宝山申报户口的问题，有关部门做过调查。派出所原负责该片的那位片警说：“１９９６年３月，白宝山持释放证来我所办理户口，我要他写出书面申请，交一寸免冠照片，４月份交来，因照片不符合规定，要他补照。几天后重新交上来之后，我对其进行入户调查走访，多次上门，白宝山均未在家。５月，白宝山的姐姐称他已上外地。１１月，我把白宝山的户口事宜转交给新任外勤民警小吕。”字里行间，都是秉公办事。那么，白宝山的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呢？　

　　新任民警小吕接手后，曾去白家访问，白宝山外出未归。１９９６年１２月派出所核查户口，小吕在白家见到了白宝山，与本人做了谈话，访问了周围群众，掌握了基本情况。１９９７年３月向上申报时，再次到白宝山家回访。白宝山的大弟说，他已去了外地。白宝山的户口于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５日由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入户。　

　　在给白宝山办理户口的一年半时间里，白宝山作案１０余起，杀害１５人，而他的户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宝山做最后一案，杀掉同伙的前一天。白宝山的户口办下来了，距注销它的日子也已经不远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讽刺。　

　　在法庭上，白宝山一遍遍地强调，他之所以重新犯罪，就是因为派出所不给上户口。“不给我办户口，就是不让我生活。我只能去抢。我认为，派出所故意刁难我。”　

　　不久之后，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后边的小山上，时常出现一个穿着绿军服的高个子男人。他在山道上锻炼跑步，在一些军事机关驻地的周围潜伏下来，静静地观察———他在小心翼翼地选择着他的目标。　

　　白宝山出狱时为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回北京不到一个月，他就认为第一条道路已被堵死，他只有第二条路可走。他要抢劫武器，在他仇恨的意识里，抢到武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死那个片警。　

　　在一个月内连续不断袭击军人哨兵的犯罪分子正是白宝山。　

　　３月３１日晚上，白宝山跳墙进入电厂，并没想当天动手，他是来踩点的。但他遇到了好机会———值勤哨兵身体不适，蹲在地上呕吐。这使他轻而易举就得了手。　

　　搞到枪，白宝山反而冷静下来。他想，杀掉那个片警，他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不了，还会暴露他自己，那就不如先干点别的。“五六”式步枪目标大，不好隐藏。他便在附近的山上挖了个洞，把步枪埋了起来。有了枪白宝山的胆子就大了起来，但长枪携带不方便，白宝山打算利用长枪再搞短枪。于是他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哨兵，但他不知道哨兵背着的是空枪套，里边并没有装枪。在逃跑时，又与突然出现的巡逻警车发生枪战。　

　　这次遭遇战后，白宝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但他并没放弃“搞短枪”的目标。　

　　白宝山二姐在房山县某农场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经过八一射击场，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带着短枪。于是就发生了“４？２２”枪案。　

　　枪案发生后，他来到母亲家，这时他已不住母亲家，母亲为他租了间小房，白宝山单独住在外边。这样，家人就更不知道他晚上都在做什么。　

　　白宝山连续作了４案，都逃避开警方的打击。他并不把杀人当回事，毫不顾及他所造成的后果。他多次开枪，打死打伤军人和警察。　

　　除了与巡警交火是一场遭遇战，其余全都是他有预谋地在进攻。　

　　白宝山已成为一个冷血动物，一部血腥的杀人机器。他的残忍性就在于：当他确定了某一攻击目标之后，无论是谁阻碍了他，他都要把对方在肉体上消灭掉。

　　七、报复心理的形成与预谋犯罪　

　　任何人走向犯罪都有着外部和内部的原因。白宝山返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重新作案，５０天内连作４案，打死哨兵１人，打伤军警人员６人，除了他反复强调的户口问题外，当然有着他自身的更深层的根源。　

　　早年因盗窃，他被判刑。这造成他的家庭破裂，妻子与他离婚，儿女也跟着受牵连。他认为前罪判得过重，这影响到他的整个前程。他把这笔“账”记到法律和社会的头上。　

　　按照白宝山的说法，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４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因抢劫罪被加判了有期徒刑１０年。　

　　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　

　　我仔细阅读过有关方面的材料，应该说，北京市两家初级人民法院当年对白宝山的量刑应该说是恰当的。１９８２年前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多数公职人员月薪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白宝山的盗窃数额不菲。他多次与同伙入户盗窃，性质恶劣。而在刑法上，对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有着明确的规定，持械行凶，抢夺他人财产，伤害他人身体，以抢劫罪判刑是完全正确的。　

　　但白宝山并不这样想，他从自身的私利出发，认为法律对他不公平。这种思想在他漫长的服刑过程中，在他承受离婚等人生打击时，不断得到加强。　

　　白宝山是一个报复心理极重的人，１９９８年３月，白宝山在法庭上曾相当清晰地表述过他在狱中产生的报复思想。他说：“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２０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１９９１年，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５年之后，白宝山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大约在１９９２年间，白宝山接到当时仅１０岁的女儿的一封来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苦。跟白宝山一起服刑的同监犯人李清亮（化名）说，白宝山接到女儿来信，情绪极不正常。后来白宝山把这封信拿给李清亮看，当着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场，发誓说：“我出去之后，一定要弄到３００万（元），给我的两个孩子买房子，每人买一辆奔驰车，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能比别（的有钱）人差。”　

　　李清亮比白宝山年长，人性不错，有见识，服刑前曾在北京某军事单位供职，懂得枪械知识。与白宝山要好的还有两人，一个叫吴子明，一个叫小蛋子（化名），他们都是本地人。吴子明对白宝山非常佩服，小蛋子曾跟白宝山住一个监号，他对小蛋子格外照顾，两人是另一种友谊。　

　　在监狱里，白宝山着手做着各项准备工作。　

　　他知道，要作大案，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小时候他不肯读书，进了监狱却卧薪尝胆，坚持把文化课学下来，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　

　　这时的白宝山在外表看来很老实、很勤奋，这正是他“立大志”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