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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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尔摩附近后者的宅邸里去，在那里作客的时候，同罗森伯爵夫人的妹妹卡林·冯·肯佐夫夫人（娘家的姓是福克女男爵）堕人了情网，她是瑞典有名的美人。困难是，卡林·冯·肯佐夫夫人患有癫痈病，结过婚，有个8　岁的儿子。但是她还是设法解除了婚姻关系，同这个英俊的年轻飞行员结婚。她的财产不少，同新丈夫一起到了慕尼黑，过着豪华的生活，一面让他在大学里鬼混。

　　　　这种日子过得并不长久。他在1921年就认识了希特勒，参加了党，对党（和希特勒个人）慷慨捐献，并且用他过人的精力帮助罗姆组织了冲锋队。

　　　　一年后，1922年，他担任了冲锋队队长。

　　　　在纳粹党独裁者周围的圈子里还有一大批不那么有名气、但大多数是比较臭的人。希特勒在李斯特团中的上士马克斯·阿曼是个粗鲁暴戾的角色，但是做组织工作很能干，他被派担任党的总务主任和《人民观察家报》的经理后，两方面的财务情况就很快得到了整顿。希特勒选了一个名叫乌里希·格拉夫的，做他私人卫士。格拉夫是业余摔交家、屠夫的下手、有名爱吵架滋事的人。“宫廷摄影师”是瘸腿的海因里希·霍夫曼，他是许多年来唯一可以为希特勒拍照的特许的摄影师。他对主人像狗一样忠诚，最后终于使他发了财，成了百万富翁。另一个亲信是克里斯蒂安·韦伯，他是个马贩子，原来在慕尼黑一家酒馆当保镖，爱喝啤酒，嗜之若命，在这些日子里接近希特勒的还有赫尔曼·埃塞，他的演讲能力不输于领袖，他在《人民观察家报》上的反犹文章是党报的一个主要特色。他毫不隐讳，有一个时候，他靠几个情妇的倒贴过着舒服的生活。他是个出名的敲诈能手，甚至他自己党内＇50＇的同志如果触犯了他，他也会“揭露，”他们，因此使党内一些年纪较大、为人比较正派的人非常反感，都要求把他开除出党。“我知道埃塞是个无赖”，希特勒有一次在公开场合回答说，“但是只要他对我有一天的用处，我就留他一天。”他对待他的亲信，几乎都是用这个态度，不论这些人的来历——甚至现在的情况——是多么暖昧。杀人凶手、拉皮条的、性欲倒错的、吸毒犯或者寻常的无赖，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对他有用。

　　　　例如，他对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几乎是自始至终容忍的。这个道德败坏的虐待狂，原来是个小学教员，从1922年起，是希特勒周围声名最为不堪的人之一，到1939年，他的红运才终于结束。他自己吹嘘是个出名的私通能手，甚至能敲诈他情妇的丈夫。他的盲目狂热的反犹活动，不仅使他臭名远扬，而且还搜刮到大批钱财。他办的一份著名黄色周刊《冲锋队员》专门靠刊载关于犹太人的性罪行和犹太人的“祭祀杀人”的恐怖故事卖钱，其内容之淫秽猥亵，甚至使许多纳粹党人也感到恶心。施恃莱彻也是个著名的色情文学提倡者。他的外号叫“弗朗科尼亚的无冕国王”，他的老巢设在纽伦堡，在这里，他说的话就是法律，任何人得罪了他，就免不了下监牢或者受酷刑。

　　　　直到我最后在纽伦堡看到他精神萎顿地坐在被告席上受审判之前，我每次看到他时，他总是有一根皮鞭执在手中或者插在腰带上，他常常大笑着自夸抽过别人无数鞭子。

　　　　这些人就是希特勒开始要想当曾经为世界贡献过路德、康德、歌德、席勒、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的民族的独裁者的时候纠集在他周围的角色。

　　　　1920年4　月1　日，在德国工人党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简称由此而来——的那一天，希特勒正式脱离了军队。从此以后，他要把他的全部时间用在纳粹党上。不论当时或者以后，他都不从党里支取任何薪水。

　　　　因此，可能有人会问，他靠什么生活呢？党内同他一起工作的人有时也不免纳闷。1921年7　月党委员会一些反叛的委员起草的罪状中直率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有任何党员问他靠什么为生，原来的职业是什么，他就不免狂怒起来。迄今为止，他没有作出过答复。因此，他的良心不能是无愧的，特别是鉴于他同女人们来往频繁，花费不资。他在女人们面前还自称为‘慕尼黑之王’。”

　　　　希特勒后来控告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犯了诽谤罪，在审讯时答复了这个问题。法院问他靠什么为生，他回答说：“我为国家社会党讲演时，不取分文。

　　　　但是我也为其他团体讲演？？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收取一定的费用。我的午饭是轮流同党内同志一起吃＇51＇的。此外，还有一些党内同志给我一些为数不大的帮助。”这大概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像狄特里希·埃卡特、戈林、汉夫施丹格尔这样境况较好的朋友无疑会“借”钱给他付房租、买衣服、备膳食的。

　　　　他的需要也很简单。在1929年以前，他一直住在伊萨河附近提尔契街下层中产阶级区一套共有两间房间的公寓里。冬天他穿一件旧军大衣——后来由于许多照片，德国国内几乎人人都很熟悉这件大衣。夏天他常常穿“莱德霍森”，这是大多数巴伐利亚人在宜人的气候中喜欢穿的皮短裤。

　　　　1923年埃卡特和埃塞为希特勒及其友人在伯希特斯加登附近弄到了一所名叫普拉特霍夫的旅馆作为夏季避暑的地方。希特勒很喜欢这个美丽的山间乡下风光，后来就在这个地方盖了宽敞的别墅伯格霍夫*　，在战争爆发之前，这就成了他的家，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不过在1921—1923年的动荡年代中，很少时间供他休息玩乐。他有一个党要建设，要在一批同他一样不讲信义、不择手段的人的激烈竞争下保持控制。而且，巴伐利亚邦中争取公众注意和支持的右翼运动不止一个，纳粹党不过是其中之一：再扩大些说，在整个德国，这种右翼运动还有好些。

　　　　一个从事政治的人，需要观察、分析和加以利用的事件和不断变化的局面，真是接二连三，令人目眩头晕。1921年4　月，协约国向德国提出了赔偿要求——为数达1320亿金马克，折合330　亿美元。德国人马上嚷嚷他们无法偿付。马克原来对美元的比价是4　：1　，现在开始下跌，到1921年夏天，已跌到75：1　，一年后跌到400：1。埃尔兹伯格在1921年8　月被暗杀。

　　　　1922年6　月发生谋刺当初宣布成立共和国的社会党人菲利普·谢德曼事件。同月24日，外交部长腊思瑙在街头被刺殒命。在这3　起案件中，凶手都是极右翼的人。摇摇欲倒的柏林全国政府为了对付这一挑战，终于宣布了一项特别规定的共和国保护法，其中对政治恐怖行动规定了严厉的惩泊办法。

　　　　柏林方面要求解散许多武装团体和结束政治上的无赖行为。但是，巴伐利亚政府即使在温和派的莱亨菲尔德伯爵（他于1921年接替极端派的卡尔）领导下，也发现要遵守柏林全国政府的决定是很困难的。当它企图实行取缔恐怖活动的法律时，巴伐利亚右派（现在希特勒已是他们的公认年轻领袖之一）

　　　　组织了一个推翻莱亨菲尔德和进军柏林颠覆共和国的阴谋。

　　　　褪褓中的民主的魏玛共和国陷于重重困难之中，它的生存不仅经常受到来自极右方面的威胁，而且也经常受到来自极左方面的威胁。







第三章　凡尔赛、魏玛和啤酒馆政变

　　　　在胜利的西方协约国中的大多数人看来，1918年11月9　日柏林宣告成立共和国，似乎标志着德国人民和他们国家的新时代的来临。伍德罗·威尔逊在停战以前交换的照会中，坚决主张废除霍亨佐伦皇朝军国主义的专制政体，看来德国人似乎是遵从他的要求的，虽然有些勉强。德皇已经被迫宣布退位，逃亡国外，君主政体已经废除，德国各地所有小王朝也都立刻解体，共和政府已经宣告成立了。

　　　　但是宣告共和完全是个偶然的事件！

　　　　11月9　日那天下午，在帝国总理、巴登的马克斯亲王辞职以后，所谓多数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弗雷德里希·埃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领导下，在柏林的帝国议会开会，他们对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完全茫然不知所措。马克斯亲王刚刚宣布了德皇的退位。马鞍工人出身的埃伯特认为德皇威廉的儿子之一——随便哪个都行，只要不是那个放荡成性的太子——可以继承皇位，因为他主张按照英国方式成立君主立宪政体。埃伯特虽然是社会党人的领袖，却惧怕社会革命。他有一次曾经说过，对社会革命，“我恨之入骨”。

　　　　但是革命却在柏林酝酿中。总罢工使首都陷于瘫痪状态。在宽阔的菩提树下大街，距离国会几个街区的地方，左翼社会党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领导下的斯巴达克斯团准备在他们设在德皇皇宫的总部中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消息传到国会里的社会党人耳中时，他们大吃一惊，马上得采取行动来制止斯巴达克斯团。谢德曼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也没有同他的同志们商量，就冲到俯瞰柯尼斯广场的窗台，当时下面正聚集着大批人群，他伸出脑袋，自作主张，好像这个念头刚刚在他心中出现一样，向群众宣布共和国成立了！马鞍工人埃伯特气得跳起来。他原来还是要想挽救霍亨佐伦君主政体的。

　　　　德意志共和国就是这样侥幸诞生的。社会党人既然不是坚决的共和派，那就更难希望保守分子是坚决的共和派了。但是后者已经推卸了他们的责任。他们同陆军领袖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一起把政治权力塞到勉强从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手中。这样，他们就把签订投降协定和后来签订和约的明显责任，推在工人阶级的这些民主领袖身上，德国的战败和德国人民如果由于战败及片面决定的和约而遭受悲惨的命运，罪名就落到他们身上了。这是一个很拙劣的诡计，就是小孩子也能看穿，但是在德国，它居然奏效。这个诡计从一开始起，就注定了共和国的厄运。

　　　　也许，这种厄运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拥有绝对权力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年11月本来可以迅速奠定持久的民主共和国基础。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先要一劳永逸地镇压——或者说至少要一劳永逸地钳制——那些过去一直支持霍亨佐伦帝国、将来也不会老老实实地接受民主制度的势力：封建容克地主和其他上层阶级，控制着大工业卡特尔的巨头，到处流窜的自由团雇佣兵，帝国文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最后，尤其是，军官阶层和参谋总部的人员。他们必须分散许多在经营上是浪费的和不经济的大庄园，分散工业方面的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在官僚系统中、司法系统中、警察系统中、大学里、军队里肃清那些不会忠诚老实地为新的民主政体服务的一切分子。

　　　　但是这却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敢做的事情。他们大多数人是用心良好的工会活动家，有着德国其他阶级的人都固有的那种向既有的、地位已确立不移的权威鞠躬低头的劣根性。他们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而把权力让给了在现代德国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势力——陆军。因为，陆军在战场上虽然战败了；但是在国内维持原有地位和挫败革命却仍旧是有把握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迅速采取了大胆的行动。

　　　　1918年11月9　日晚上，在“宣告”成立共和国以后没有几个小时，柏林总理府内埃伯特的书房里的电话铃响了。这是一架特别的电话机，由一条秘密的线路通到设在斯巴的最高统帅部。埃伯特当时是单独一个人在书房里。他拿起电话耳机。“我是格罗纳，”那边说。这个前马鞍工人由于白天的事件突然把正在垮台中的德国的残余政治权力塞人他毫无准备的手中之后还有点感到晕头转向，听到这声音不禁肃然起敬。威廉·格罗纳将军是继鲁登道夫担任军需总监的人。就在当天早些时候，在斯巴，当冯·兴登堡元帅临阵犹豫的时候，就由他直率地面告德皇，军队已经不再效忠于他，他必须下台——这个大胆的行动，是军官阶层永远不会原谅他的。埃伯特和格罗纳自从1916年以来就有了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当时这位将军：＇54＇负责军事生产，曾与这位社会党领袖一起紧密合作过。11月初——仅仅几天以前，他们就在柏林商谈过如何挽救君主政体和祖国。

　　　　现在，正当祖国命运危在旦夕的时候，一条秘密电话线路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就在当时当地，这位社会党领袖和德国陆军的第二号人物订了一个秘密协议，这个协议虽然过了很多年才为世人所知，当时却要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埃伯特答应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