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学大庆始末-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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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三年内利用外汇贷款买船，以加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船队。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计划。
“风庆轮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期间。
风庆轮就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9艘万吨轮中的一艘。这艘远洋货轮是由上海江南造船厂为交通部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承造的，于1973年完工。随后，在上海远洋分公司的参与下，先后进行了轻载和重载试航，并在1974年春季根据交通部的决定执行了远航欧洲的任务。
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造了万吨级的风庆轮，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由此引起的政治动荡并最终波及到中央最高领导层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在风庆轮轻载试航中，上海远洋公司指出，风庆轮主机汽缸套磨损达毫米，质量尚不过关，需要采取改进措施。但是，受“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公交组却说，交通部的人对国产船百般挑剔刁难，是“崇洋媚外”的典型。
“崇洋媚外”是江青等人攻击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的“常用语”。1973年初，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指示，上报了一份《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从国外进口13套大化肥设备、4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工厂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斯贝发动机等，总计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这份报告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付诸实施。事实证明，这些引进项目，对于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这一行动却被“四人帮”指责为“崇洋媚外”。
1973年夏天，中共十大在北京举行，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人帮”气势更盛。在随后筹备四届人大时，他们紧急行动起来，想由他们来组阁。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排除一些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已经恢复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而“崇洋媚外”则被“四人帮”认为是向周恩来和邓小平进攻的最为有利的武器。
1974年1月，姚文元到上海收集材料，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做准备。1月17日，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的上海市总工会常委会上，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金祖敏说，闵行地区的几家工厂生产任务吃不饱，而北京部里的人却从苏联进口发电设备。有些设备明明可以自己解决，但是喜欢进口，包括电机厂、造船厂出的产品。可见，“最近崇洋媚外思想有所抬头。”上海市革委会主任马天水也说：“有一股进口风。”姚文元听后立即表态说：“在生产问题上，经济领域的斗争是不断的。”并要求给他搞几个材料。
有了姚文元的表态，下面的人就有了胆量。“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人物陈阿大跑到江南造船厂煽动说，你们这个厂是王洪文做过工宣团长的，现在你们求稳怕乱，是倒退。对有些人要敢批敢斗，你不向他进攻，他要向你进攻。经陈阿大点火，江南造船厂的一些人贴出了《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的大字报。随后，这份大字报被刊登在《文汇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马天水看后立即批示，要求远洋分公司革委会将全文照抄成大字报，在公司的重要地方张贴出来。同时，还令上海市工交组发上海各船厂职工“一起议论”。之后，工交组又派人到远洋分公司，指责公司领导对大字报不表态，指责交通部和远洋公司“拜倒在洋人脚下”，“靠买船过日子”。在马天水批示后，上海各船厂也纷纷前往上海远洋公司张贴大字报。一时间，公司院内四处贴满了批判“崇洋公司”的大字报。
根据姚文元的指示，金祖敏让江南造船厂写了一个典型材料，题为《从万吨机的制造看造船工业的两条路线斗争》。材料列举了上海机电一局系统的电机、机器制造等行业的例子，重点之一是就风庆轮试航过程中质量问题的分歧。材料攻击交通部执行的是“刘少奇的造船不如买船的路线”。为此，金祖敏于1974年春节写信给姚文元：“遵照毛主席‘洋为中用’的教导，进口一点技术先进的样品、样机，作为借鉴是可以的。而有些可进可不进的设备、原材料，应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但当前出现一种什么都信赖进口的倾向值得注意。对于这问题，我觉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还是推行爬行主义，洋奴哲学，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一个路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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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风庆轮事件”（2）
姚文元很赞赏马天水所上报的材料，他在这份材料上批示道：“相当深刻地揭露出经济工作中的路线斗争”。他还要王洪文、张春桥考虑是否将这份材料印出来给政治局的同志看看。之后，这份材料果然以《金祖敏的一封信》为题印发政治局全体委员。姚文元还专门给马天水送去一份印发出的材料。
马天水立即让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翻印了此件，并补拟一个通知，发到上海市工交系统。于是上海全市立即展开了借风庆轮问题批判“崇洋媚外”。批判会一个接着一个，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攻击买船是“崇洋媚外”、“依赖进口”，是“投降卖国”，是“曾国藩、李鸿章一伙制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等等。
这边的大批判搞得沸沸扬扬，那边风庆轮结束了重载试航并移交给交通部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使用。交通部分析了风庆轮建造情况及轻载、重载两次试航的技术状况，批准了远洋运输总公司要求风庆轮远航的报告，决定在近期让风庆轮远航欧洲。
风庆轮于1974年5月9日从上海启航，同年9月30日返抵上海港。此时，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筹备工作正进入最后确定国务院领导人选的阶段。这是“四人帮”组阁的最为关键的时期。
10月4日，毛泽东就国务院组成人选第一次表态：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周恩来因病住院已经四个多月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这项提议意味深长。当晚8时，王洪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传达了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意见。眼看组阁计划成为泡影，“四人帮”当然大不甘心。他们要使出最后的“杀手锏”，反对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而风庆轮问题便成为他们认为已经导演成熟的一出好戏。
10月14日，江青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登的一份反映风庆轮问题的文章上写下批示：“我看了1974年10月13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导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她还写道：“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同日，王洪文也作出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意见。”张春桥跟着批示道：“同意江青、洪文同志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他还进一步写道：“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各个战线上进一步确立起来。”紧接着姚文元也作了同意江、王、张意见的批示，他还建议“交通部和其他经济部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这件事进行路线教育，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造船工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工业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
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在会议末尾，江青蓄意挑起事端，责问邓小平：“你对风庆轮是什么意见？”邓小平说：“我已经圈阅了。”江青不依不饶地说：“你要表态。”邓小平气愤地说：“那我还要调查。还要调查。”李先念见会议气氛不正常，就把邓小平劝走了。
江青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没有什么收获，随后还派王洪文专赴长沙向毛泽东告状。但毛泽东看清了江青想组阁当“后台老板”的野心，告诫王洪文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
这段时间，上海方面大力展开了一场超大规模的宣传攻势。组织了20多万人上风庆轮参观，借机批判所谓“崇洋媚外”，批判“卖国主义”，还组织了《歌唱风庆轮》的专场歌咏大会，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第八章 电影《创业》（1）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电影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百花凋零，银幕上只有几个“样板戏”和少得可怜的几部旧影片。1973年1月，周恩来在接见电影工作者时说：今后两年电影技术要在许多方面赶上去；过去帮助关心不够，抓迟了。又说：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这是对的。为了落实周恩来的指示精神，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一部反映以大庆石油会战为题材的电影。编剧张天民几次深入大庆采访，从真实的故事中提炼出了一部名为《创业》的电影剧本。
《创业》的剧情很简单：1949年，裕明油矿工人英勇护矿，迎来了全国解放。十年后，我国石油落后的面貌还未改观，“中国贫油”的论调还在扩散。这时，北方草原上有几口探井喷油，石油部在那里举行了石油会战。周挺杉率钻井队前去参加会战，他和华政委一起，提出打破洋框框，放开手脚，拿下大油田。但是总地质师和会战前线副总指挥冯超仍旧被“贫油”的旧思想所束缚。冯超还用两面派手法为周挺杉等人制造障碍。周挺杉带领钻井队工人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艰苦创业，经受了种种严峻考验。苏联背信弃义，断绝油料供应，冯超又里应外合，蓄意制造停电和井喷事故。周挺杉带领全队职工及家属在党的领导下，揭露了冯超的反革命罪行，教育了总地质师章易之，在他们及工人们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为国家拿下了大面积高质量的创业油田。不久国家实现了原油自给，使帝国主义的预言归于破产。
该片以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石油会战为背景，反映了中国石油工业艰难多舛而又轰轰烈烈的创业史。以周挺杉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具有博大的襟怀、钢铁般的意志和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影片以他们艰苦奋斗的史实为依据，真实地再现了创业时期的艰难和油田的风貌，为石油工人的豪迈壮举谱写了一曲颂歌。影片场面宏大、气势雄浑，是我国工业题材影片创作中的一部重要作品。由于历史的原因，影片在阶级斗争等方面的描写，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
《创业》影片拍摄完成后，由国务院文化组审查通过，确定为重点影片宣传，向国内外发行。影片公映后反响强烈，在当时沉闷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已经许多没有看到这么“好看”的电影了。广大观众热情欢迎和高度赞扬这部影片，认为影片是“高唱了一曲中国工人阶级创社会主义大业的志气歌，是推动工业学大庆运动、推动革命和生产的生动教材”。
“四人帮”对工业学大庆一直持消极态度，对于生动活泼的文艺形式一贯百般刁难。1975年2月10日，江青读了《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赞扬电影《创业》的文章，很不满意，马上给姚文元打电话：“今天《人民日报》用极大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对《创业》电影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这种评论权利我们不能放弃。”接到江青的电话后，姚文元马上给《人民日报》打电话，指示以后不要再登赞扬《创业》的文章，要登，需经他同意。接着又让秘书给《光明日报》莫艾打电话：“对《创业》电影的评论、剧照、材料都要送文元同志看，未看以前不要登。”
江青不满意《创业》，国务院文化组的几个人，就顺着江青的意图，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给《创业》定了十条意见。什么有意给刘少奇、薄一波涂脂抹粉啦；什么许多警句是余秋里的语言啦；什么技术语言太多、结构拖沓啦等等。影片随之被禁映。因为影片是在周恩来谈话精神指引下拍摄的，因此，江青发难，矛头还是对准周恩来和他所支持的邓小平。
影片作者、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对国务院文化组的指责不服，给邓小平写了封信，在信中张天民申述说：我和文艺界不少同志对“十条意见”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这不仅是一部影片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今后创作怎样搞的问题。从实践、从效果来看，《创业》是部好影片，它不是毒草，“我建议应该重新上演”。信送给邓小平后，邓小平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