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系列:前清秘史(上部)-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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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复辽”，谈何容易。袁崇焕在皇帝面前的这个承诺，其严重程度根本就等于用自己的身家性命立下了军令状。为此，皇帝和帝国政府对他一路绿灯，差不多满足了他所有要求，提供了所有他需要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届时交不了差，那个在不动声色之间干掉了魏忠贤的青年皇帝，对他是否会比对魏忠贤更客气，是可以成为一个疑问的。因此，袁崇焕必须把他权限范围内的所有力量尽快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在他的指挥下如臂使指地指向后金汗国，决不允许有不听招呼的情形出现。
博弈：只有一次机会（6）
这些力量中，包括了蓟、辽、登、莱、津的所有军事单位和与军事有关的单位，其中，毛文龙的皮岛东江镇当然是重要的一支。
宁远兵变时，袁崇焕请求朝廷按时下发军饷，皇帝不高兴，一位大学士迎合皇帝说，若是士兵一闹就发饷，那其他地方的军队有样学样怎么办？对于袁崇焕来说，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要是毛文龙不听招呼，自己没有办法修理他，其他那些力量不听招呼怎么办？五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届时，自己拿什么去兑现那“五年复辽”的承诺？
毛文龙有勇有谋有胆魄却不听招呼并非自袁崇焕始。当年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时，毛文龙就并不买账，只听其老上司王化贞的指挥，令熊廷弼气恨难消。多年前，袁崇焕第一次赴任辽东之前，曾经与熊廷弼有过很是投机的长谈，或许那时，他就在熊廷弼口中知道了毛文龙的嚣张难制。
宁远保卫战之后，袁崇焕晋升为辽东巡抚，为了协调各方力量一致行动，曾经因为毛文龙是连接朝鲜牵制后金侧后翼的桥梁，所以奏报朝廷，准备给他那里增调精兵良将，以加大努尔哈赤腹背受敌的力度。谁知，毛文龙想尽一切办法予以阻挠，并连连上书批驳袁崇焕，搞得就好像袁崇焕垂涎于他那地盘似的。最后，终于把袁崇焕的计划无疾而终地给“淹”了。因之，在袁崇焕心里，可能会认为这毛文龙为了海上王的一己私利，置国家大计于不顾，怎么看怎么像奸商、海盗加发国难财的割据军阀一流人物。
这就是袁崇焕和毛文龙之间的不同所在。两个性格有些相似的人物，品格的差异却很大。
或许毛文龙对帝国朝局的认识比袁崇焕透彻，但其品格却比袁崇焕远为低下。因此，才选择了一条保存实力，积蓄钱财，甚至虚报兵额，冒领军饷，走私贩私的道路。如果政治清明，他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封疆大吏，若大环境相反的话，其合乎逻辑的发展轨迹，必定是指向割据一方的军阀和乱世之枭雄。可惜，帝国政治给他提供的是后一种环境。
袁崇焕则可能是个胆汁质的热血男儿，一个饱读圣贤之书、充满家国情怀、有勇有谋、有为有守、急公好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圣徒一类人物。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下，除极少数政治清明的时代之外，袁崇焕的结局，大体上是绝大多数时代中这一类人物的标准结局。譬如五百年前的岳飞，譬如本朝百多年前的于谦，譬如前不久的熊廷弼，等等。
只是，无论如何，此刻的毛文龙不管他像个海盗奸商也罢，像个割据一方发国难财的军阀也罢，他毕竟还只是“像”那玩意儿，而不是已经“是”那玩意儿了。他毕竟还是帝国东方一路前敌大军的统帅，毕竟在朝鲜已经成为后金汗国兄弟之邦的情势下，他还坚持在那里，形成敌人侧后翼巨大的后顾之忧，从而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毕竟他手下的数万将士是跟着他一起在战争中冲杀出来的，而在帝国制度下，最重要的是——毕竟他是皇帝才有权力处置的帝国重臣。在这种种情势之下，袁崇焕痛下杀手，如何能不构成一个影响巨大而深远的错误！
形格势禁之下，袁崇焕与毛文龙这两个强人之间发生冲突，大约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事实上，在袁崇焕此次奉召赴京时，一位同样讨厌毛文龙的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就曾经到袁崇焕住所，和他探讨怎么样对待毛文龙的问题。袁崇焕表示：毛文龙能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卷一）。
赴任之后，袁崇焕曾经给兵部尚书写过一封信，其中谈到：“皇太极屡屡想和我讲和，朝廷重臣中也有人主张谈和。毛文龙若和我同心协力，我当然对他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效提刀之力。”（谈迁《国榷》，卷九十。）这封信实际透露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皇太极作为袁崇焕与毛文龙的共同敌人，可能在促使袁崇焕举起那柄诛杀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时，产生过绝大的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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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只有一次机会（7）
皇太极继位后第一次出征朝鲜时，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希望在征服朝鲜的过程中，扫除大明帝国驻扎在朝鲜领土上的军事基地，指的就是毛文龙的部队。在皇太极召开的出征朝鲜誓师大会上，誓词中明明白白地写到：“朝鲜累世得罪我国，理当征讨。但此行不是专攻朝鲜，明朝的毛文龙就在朝鲜近海海边，不停地在那里招降纳叛，因此，我们才要行此天谴。”（《清太宗实录》卷二）在与朝鲜约为兄弟之邦的谈判中，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要朝鲜断绝与大明帝国的关系。不料，朝鲜口惠而实不至，虽然签订了盟约，实际上却并不执行。大明帝国军队照样在朝鲜领土上驻扎、屯垦、做生意、威胁后金汗国的侧后翼。而皇太极没有水师，没有船只，八旗铁骑在陆地上横冲直撞，在海上则完全找不到北，是故，皇太极和努尔哈赤一样，对毛文龙基本束手无策。
因此，皇太极和努尔哈赤一样，也让大明帝国第一个投降的将领李永芳劝诱毛文龙投降，这种劝诱过去在大明帝国官员与将领身上曾经多次发生效力。但此次仍然被毛文龙拒绝，毛文龙将此事报告了皇帝。于是，李永芳建议皇太极：“兵入中国，恐怕毛文龙会截断后路。最好是给袁崇焕写信，假装答应归还辽东给他，条件是必须杀掉毛文龙。”皇太极按照李永芳的建议做了，袁崇焕则秘密回复，同意这一交换条件。（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四记载说：“当初，袁崇焕为辽东巡抚时，曾经派人前往建州和谈，后离职，没有结果。此次再次出山，为了完成五年复辽之承诺，乃再一次谋划和谈。皇太极的答复是：‘如果真有诚意的话，就拿毛文龙的脑袋来换辽东土地。’崇焕信之。”
据说，袁崇焕两次主持辽东前线工作，哪怕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与皇太极和谈时，皇太极始终坚持一个条件，就是和谈可以，也可以把辽东失地还给大明，但是，“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石匮书后集》卷十，毛文龙传。）——我没法相信你，除非你拿个盒子把毛文龙的脑袋装来。因此，此次袁崇焕复出之后，便“一门心思地想着杀掉毛文龙，用他的头颅换回辽东失地”。（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显然，皇太极的这种做法，和他五百年前的祖先对大宋皇帝赵构所说的，几乎一模一样：要想和谈，讨回陕西、河南两省失地可以，条件是必须杀掉岳飞。
偏偏那毛文龙，砍头的刀已经架在自家脖子上了，他还在那儿折腾事儿。可能是出于挑拨离间的考虑，存心让袁崇焕与毛文龙掐起来，因此，皇太极一方面与袁崇焕和谈，另一方面又派人去和毛文龙和谈，使他们觉得只有自己才更有资格成为和谈的主角。毛文龙不知是出于真心主战，还是想借此表明自己的重要，以便索取更多的军饷，他将皇太极找自己和谈的消息报告给了皇帝，并说了不少大话，核心意思就是灭掉后金不是什么难事。同时，对于把自己部下兵额核定为二万八千人，大为不平，一而再、再而三地“请饷甚急”。
毛文龙的这种态度，特别容易得到皇帝的赏识。自从主战的岳飞被冤杀之后，在我国官场与民间就形成了一种十分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态度越强硬，越容易被认为是忠诚的，是岳飞的战友，哪怕偏激一点都没有关系；反之，则可能是有问题的，是秦桧的同志，哪怕纯粹出于策略性的考虑。史书记载，袁崇焕“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明崇祯实录》卷二）。
袁崇焕满心希望乘一败努尔哈赤、再败皇太极之余威，以军事上的严阵以待加上外交手段，即“以捭阖纵横之计”收回那辽东失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宁锦战守。）为此，他不顾人们包括皇帝的看法，坚持公开和秘密地与后金汗国进行和谈。而且，他很有可能没有将和谈的详细情形，特别及时地向皇帝请示报告。显然，他和毛文龙的不同表现，在毛文龙被他杀死之后，加深了皇帝对他的疑虑，令皇帝更加相信他与皇太极之间是别有默契的。此外，很难找到其他的效果。所以，大史学家谈迁评论说：“袁氏身膺不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谈迁《国榷》，卷九十。）信哉斯言。袁崇焕杀毛文龙，真的就和自杀一样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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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只有一次机会（8）
促使袁崇焕最终下决心干掉毛文龙的，可能是下列两件事情。
其一，鉴于毛文龙一再在军饷问题上纠缠不清，甚至暗指袁崇焕有意克扣，袁崇焕上书皇帝，请兵部派大员为毛文龙打理军饷事宜。毛文龙又是一阵臭矫情，和以前连连上书反对袁崇焕为他增派精兵良将一样，如今，他连连抗疏痛驳袁崇焕，反对朝廷派人为他理饷。至此，这毛文龙真的就像搅屎棍和滚刀肉，不但逼得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拿他没有办法，就连袁崇焕也被他逼得杀心大起，只能是杀之而后快了。
另一件事情则是件小事，袁督师到任后，其属下应按制度前来谒见。不知道袁崇焕出于什么心理，是要试试毛文龙对自己的态度，还是尊重毛文龙的功勋地位，反正在毛文龙谒见时，袁崇焕不是以上级接见下属的礼节对待毛文龙，而是待之以宾主之礼。而毛文龙这厮作为下级，居然当仁不让，大模大样地对自己的上司还之以宾客之礼。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毛文龙忘了自己姓什么，没有搞清楚自己是谁，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于是，有史家认为，就是在那一刻，袁崇焕下定了除去他的决心。
公元1629年，是为大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六月，袁崇焕以犒劳部队的名义，泛海来到双岛，邀毛文龙相会。史书记载说，二人见面后，袁崇焕对毛文龙慰问备至，二人宴饮到半夜。六月六日，袁崇焕以阅兵为名，在山上搭设帐篷，令甲士埋伏下来，除毛文龙身边将领之外，其余人等全部被挡在外面。
袁崇焕对毛文龙施礼说：“您在海外担当重任，请受我一拜。”毛文龙连忙还礼。袁崇焕又询问那些将领的姓名，回答大部分都姓毛。毛文龙解释说：“这些都是我的儿孙。”袁崇焕笑着说：“你们在海外为国家效力，也请受我一拜。”众人慌忙顿首答谢。
大家落座后，袁崇焕随即指责毛文龙不法情事，毛文龙抗辩不屈。袁崇焕立命将毛文龙剥去衣冠，绑于堂下，并列举其十二款大罪，款款该杀。譬如，说他专制一方，耗费国家钱饷无数；杀难民冒功；口出狂言，说是取南京易如反掌；擅自开通马市，交通外番；部下数千人姓毛，滥予官职；抢掠商船，强夺民间女子；重金行贿京师，拜魏忠贤为义父等等。袁崇焕问他带来的那些部将，毛文龙是否该杀？那些将领惊惶失措，有的说“该杀”，有的则说毛文龙多年抗敌，没有功劳亦有苦劳，等等。
袁崇焕大义凛然训斥说：“毛文龙以一介布衣，官居极品，满门富贵，国家给他的酬劳算是足够多了，为什么还要如此悖逆？”遂请出尚方宝剑，顿首请旨，说：“臣为了整顿军纪，今天要杀掉毛文龙，诸将领中若有人想效法毛文龙，全部杀无赦。异日如果臣不能成功，请皇上用杀文龙的剑杀臣。”请旨毕，崇焕命自己带来的一位海军军官赵可怀，以尚方剑将毛文龙斩于帐前（《明崇祯实录》卷二）。随即，袁崇焕对毛文龙部将宣布，只杀毛文龙一人，其余人等无罪。
第二天，袁崇焕以大将之礼安葬毛文龙。祭奠毛文龙时，袁崇焕泪流满面，说：“昨天杀你，是出于朝廷公义，今日哭你，是出于同僚私情。”随后，拿出十万两白银，给毛文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