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经历-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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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那人摘下墨镜，张若名大吃一惊，她看到了一双自己无比熟悉的、炯炯有神的眼睛，这是周恩来！两人都很激动，一时竟相对无言。
周恩来示意他的行动很秘密，于是两人悄悄离开中法大学，来到附近小镇上的一家小咖啡馆，畅谈了一个多小时。
原来，周恩来是刚去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取道法国回国，专程赶到里昂探望张若名的。老友相逢，分外亲切。周恩来告诉她，自己已于1925年和邓颍超在广州结婚，邓颖超还让他代为向若名姐问好。
张若名也向周恩来诉说了这几年攻读学位的艰苦经历。周恩来还对张若名说，目前国内的革命形势极具危险，他常随身带着烈性毒药，随时准备为严守党的机密献身。
即将分手时，周恩来恳切地对张若名说：这次分手，不知什么时候再能相见，也许我个人牺牲了，看不到革命胜利。但即便如此，也在所不惜。
尽管张若名没有同周恩来一样，同走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周恩来始终把她当作可信赖的朋友。张若名对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革命志向和牺牲精神表示敬佩，并祝愿共产党早日成功。她向周恩来再次保证：永远不泄露共产党的秘密。
中法大学的大门快要关上了，周恩来也必须赶快离开里昂。在咖啡馆门前的夜幕下，两人互道“珍重”，握手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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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留法博士结下百年好合
在里昂读书期间，张若名认识了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即是后来成为张若名丈夫的杨堃。
起初，杨堃通过同乡郭隆真与张若名相识。郭隆真见二人都很优秀且班配，就极力为两人撮合，并主动写信回家，帮助女友打听杨堃的家庭情况。但不久，家人回信告之，杨堃在家已娶妻室。郭隆真赶快劝若名别与杨堃继续交往了。郭隆真觉得，自己和若名曾是同窗难友，到巴黎后又一同做工革命，亲如姐妹，自己要对若名负责。
其实，杨堃的婚姻也是家庭包办。他对这桩无感情的包办婚姻异常痛苦，多次提出离婚，都因父母反对而不能，以致和父亲脱离了关系。杨堃远赴法国留学，亦是对自己不幸婚姻的逃避。
张若名并不急于做出什么“选择”，她感到重要的，是先专心完成自己的学业。
后来，张若名与杨堃同在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又同在攻读博士学位，关系自然比从前更密切了。
五四时期，张若名曾追求做“急先锋”的女子，抱独身主义，随着时间推移和环境变化，她的观念也逐渐变了，她对“理想婚姻”抱着期望，她说：“真正以思想感情意志结合的，在现在这种时代，实在不容易做到……”。她渴望“从众多的朋友圈中，遇着“无一不投”的人，由浅而深，达到最高度的相知相爱，然后成为婚姻。”
安宁的学斋生活，浪漫的法国文学熏陶，使张若名的心境平和怡然，愈发向往真挚浪漫的爱情生活。而杨堃更是对张若名一往情深。
1930年春，杨堃去巴黎民族学研究所进修后返回里昂，准备论文答辩，张若名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也已经完成了大部分。这时，杨堃与妻子正式离婚，他把一篇剖白自己的包办婚姻以及痛苦的婚姻和离婚经历的《我的婚姻史》拿给张若名看，杨堃的坦诚和衷情终于打动了张若名，她感到万事具备，决定与杨堃结婚。
1930年5月31日，中法大学小礼堂内，欢声笑语，喜气洋洋。几十位中法师生聚集在这儿，同贺张若名杨堃喜结良缘。新娘一身白色沙裙，手捧鲜花，显得妩媚动人；新郎昨日刚获得博士学位，今又踏上婚礼的红地毯，真是双喜临门，容光焕发。大家举杯畅饮，同祝新人幸福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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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纪德的真正“知音”
张若名夫妇赴法国东部旅游胜地安纳西共度蜜月返回里昂后，张若名便专心投入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的最后修改。1930年秋，当5万余字的博士论文完成后，张若名把打印稿寄给了住在巴黎的纪德。
不久，纪德回信写道：“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得到了新生。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全信充满了赞扬和感谢的话语。
张若名的论文“充满着流畅潇洒、诗一般的词句”，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被评为里昂中法大学最优秀成绩，并荣获了一份奖金。论文在法国刊印了180册，很快被索要一空，1931年又在北平再版发行。
张若名凭着她的聪明才智和顽强奋斗精神，寒窗7年，终于以优异成绩取得了文科博士学位。
当时与她先后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女学生约有四十余人，而能够获取博士学位的唯有她一位。她成为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
1930年最后一个夜晚，从莫斯科开来的一列火车停靠在满洲里附近的小站。张若名杨堃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1931年元月4日，他们回到了古都北平。张若名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讲法国文学与心理学，同时还以文学院教授名义为中法大学高中的学生讲授法语。
张若名开始了她专心致志的讲台与书斋生活。这期间，她的两个儿子先后于1931年和1934年出世，她请人照料孩子和家事，自己集中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研究工作中。
张若名除认真完成日常的教学工作外，还在孜孜不倦地进行法国文学和纪德的研究。她在北平的法文月刊《朋友》上发表了论述纪德的小说《地梁》和《窄门》的文章。
1932年，从法国方面不断传来信息，说一生不肯确定政治立场的纪德，突然决定信仰共产主义。张若名在没有同纪德做任何交流的情况下，凭着自己对纪德全部作品的深入阅读理解，对他灵魂的透析，写就了一篇《关于安德烈·纪德》的文章。文中认定，“纪德必然主要地是热爱艺术。”之后几年，纪德的表现完全证实了张若名的预言。
有一位美国的纪德研究专家林如莲博士曾高度评价张若名对纪德的研究，她说：“张若名回到中国之后，仍能继续保持纪德专家的地位。”“中国有一个词是来形容一个人非常理解另一个人，这个词就是‘知音’，张若名与安德烈·纪德是真正的知音”。当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著名的比较文学家吴宓教授，给张若名写了一封很恭敬的信，邀请她去清华大学，作《纪德研究》专题讲座的主讲人，张若名欣然接受了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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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时期埋头写作排遣苦闷
张若名在中法大学执教期间，忠实地信守了曾对周恩来的承诺——绝不泄露党的秘密。她从不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人谈起过去，更不过问政治，拒绝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与党派，专心于法国文学的研究和中法文化的交流。这期间，她用法文大量地翻译了中国名著，尤其是现代作家鲁迅与郁达夫的作品，最早把他们介绍给法国读者。
张若名虽很少过问政治，但却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对祖国存亡忧心忡忡。1936年，她应邀参加了一个北平的教授座谈会，与会的60位大学教授一致决定，联合天津的大学教授，共同签署发表一个对时局的意见书，反对日本侵略，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绥东打击日本侵略军，这封意见书对不久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起到了舆论支持作用。
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后，中法大学文学院已无法上课，教授们和校长作为留守人员，每月只发一半工资维持生活。张若名的心情非常忧郁，从不喜梳洗打扮，不喜谈天说笑。她对日本人的侵略行经十分愤慨，决不到日本人控制的机构服务，宁愿整天闷在家中埋头读书写作，以排遣心中的苦闷。
这期间，张若名夫妻还彼此合作，共同完成了一本著作《中国儿童生活——民俗研究》，1939年发表于《朋友》月刊第四期。全书的素材出自杨堃民俗研究的成果，张若名担任了法文执笔和校译工作。书中搜集了许多河北与北京的儿歌、童谣和与儿童有关的民谣民谚。这是最早把中国民俗与民俗学介绍给法国人的书之一。
张若名还用中文写下了《法国象征派三大诗人——鲍德莱尔、魏尔莱诺与兰苞》这篇长达26000字的论文，这是张若名在文学方面的第一篇中文论作，国文功底深厚的杨堃曾帮助夫人做了些文字方面的润色，由于这篇文章“特别精彩”和“引人入胜”，它于1937年在《中法大学月刊》首发，9年后又在《文艺先锋》杂志上重新全文刊载。
举家南迁，迎来昆明解放
1947年底，张若名的丈夫杨堃接到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的邀请，到云大社会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他非常高兴，因为云南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博物馆，能在那里搞民俗研究，独具天时地利条件。因此他很快决定赴任。而张若名本不想南迁，因为北平的学术研究环境毕竟比外地优越。但为了丈夫的事业，也为家庭孩子的和睦安宁，她接受了丈夫的选择，并同他一起去云南大学，担任中文系的教授，讲授文艺理论和世界文学史。
1948年春，杨堃、张若名举家南迁，搬进了云南大学条件最好的教授住宅小楼，环境优雅而安静。而当时全国的形势正处在国共两党最后的决战时期，解放军在几大战役中连连告捷，蒋家王朝即将彻底覆灭。
张若名当时已是中国屈指可数的精通法国文学的教授，为了讲授新课程，她仍在夜以继日地刻苦读书和编写讲义。由于她的知识渊博和对法语的精通，讲课受到校方肯定，也深受学生的广泛赞誉。同时，她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对政治漠不关心了。他开始积极研究苏联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把自己保存了二十多年的法文版马列主义书籍拿出来阅读。准备在思想上逐渐适应新形势。
昆明解放后，张若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于1950年开始，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与许多留过洋的知识分子相比，张若名很快地适应了新社会，因为她毕竟在青年时代信仰过马列主义，当过革命的“急先锋”。
历次党号召的运动，她都积极投入，努力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联系个人实际检查、批判旧思想，开会积极发言，认真写出心得。一再受到党政领导的公开表扬。入党申请书每年递交一份，思想认识过程一次比一次写得长，那样执着，那样信心十足。年年不批准，也从不灰心，还去听党课，主动找组织汇报思想。
翠湖畔故人相聚含冤屈投水自尽
1955年春，对于张若名夫妇来说，显得格外温馨暖人。他们与30多年前曾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战友，国家总理周恩来有过一次愉快的会面。
会见中，周恩来亲切转达了邓颖超对若名姐的问候，并向杨堃询问了许多民族学的问题，如边疆地区的民族分类、民族史、民族调查、经济生活、宗教信仰、民族特征等，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同参加谈话的陈毅还与张若名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漫谈了法国文学与苏联文学。
谈话持续了5个小时，此后大家又一同共进午餐。当张若名把至今还未能加入党组织的苦恼告诉周恩来，并询问30年前自己在法国入党的经历时，周恩来简单而明确地告诉她：“你当时加入的是团，不是党。”张若名听了大吃一惊，杨堃也感到意外。这个谜样的说法，杨堃事后才省悟出其中的意味：周恩来也许是为保护张若名，故意这样说的，因为退团比退党的错误要轻些。
这次会面，给张若名和杨堃带来了很大的精神鼓舞。张若名在自己创立和主持的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组发奋工作，竭力培养后进，同时还写出了《欧洲旧现实主义的成就和缺点》、《试论文学中典型性的创作过程》两篇高水平的论文，先后在云南大学的刊物上发表。杨堃则翻山越岭，深入到云南各地进行民俗调查，撰写了多篇论文。
就在他们夫妻积极进取，努力奉献时，1957年，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政治风暴来临了。张若名开始仍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在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积极向党交心，甚至把大儿子写回来的有些落后观点的家信也交给组织上，请组织上对儿子进行帮助。
她万万没想到，一个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最后反而被自己满腔热情参加的运动所吞没。她写的“交心”材料一反成为揭发她“右派”言论的证据。她倾尽心血教过的学生们，也把她当作资产阶级的靶子，连她22岁在法国退出“少共”的事情也被翻出来，指责她为无耻的叛徒。这对于自尊心甚强的张若名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1958年6月18日上午，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