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经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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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御医”
也许是旧史读得多的缘故，说到负责国家政权最高层人物的医疗保健者，便不由得想到已经尘封久远的“御医”一词，同时朦胧觉得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总与从医世家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
但在采访“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任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时，笔者却得知他祖上似乎并无什么行医之人。王敏清的爷爷，是山西南部乡村的一个劳苦农民；他的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初即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
然而，20世纪初，处于外强凌辱、内政腐朽的旧中国，在一些热血爱国的青年人中，又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头禅，叫做“大医医国”。如果投身救国革命，即算是对弊症群集的国家加以医治的话，王敏清的家庭，也可谓从父辈便同“行医”沾上了关系。或许这样联系有些牵强，但这的确对王敏清后来成为党和国家最高层人物的保健医生，乃至人格的塑造和一生的遭际，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
同王敏清交谈愈深，对他所受父辈风节濡染的感受也愈重。笔者以为，倘若对他的人生的叙述和阐释，没有事关他父辈的章节，那将显得残缺和乏力。正像他所说的：“我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我这不太寻常的经历，都与我的家庭、我的父亲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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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上书阻止毛泽东和江青结婚
1、他组织了对方志敏的营救/爱国将领吉鸿昌通过王世英恢复了党的关系/延安时期，风闻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他父亲领衔上书劝谏
京剧《女起解》中的苏三的一个唱段，使天下华人都知晓了山西省有个洪洞县，同时洪洞县也几乎成了冤狱的代名词。王敏清的父亲王世英，就出生在那里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庄户人家。为了摆脱受人压榨和盘剥的命运，长辈和亲戚们勒紧裤带，把王世英送进学堂。
1921年，高小毕业的王世英，考入了太原国民师范。同当时多数热血青年一样，在得现代风气吹拂之先的新式学堂，暗中传递的《新青年》、《向导》、《唯物史观浅说》等进步书刊，把王世英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学而优则仕”“衣锦还乡”，对他失去了诱惑，而涌动在襟怀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中共地下党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王世英积极投入了反对旧军阀统治的学生运动，并因此被学校开除。为逃避军警的搜捕，王世英逃到了河南开封，加入了胡景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
胡景翼是因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皇宫而赢得时誉的冯玉祥的部下，他本人也倾向反封建的革命，故而军中容留了不少中国共产党人。经刘天章、高维翰介绍，王世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好景不长，因胡景翼突然病故，第二军中###势力嚣张，中国共产党人再难栖身军中，王世英被迫南下。在广州， 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学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被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与他同在一期。
国共分裂后，王世英几度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又一次次找到了党组织。自1931‘年始，王世英受中共中央委派，打入敌人营垒，在上海、南京一带，从事情报工作，并成为杰出的领导者。
1935年1月至8月间，他组织了对被捕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领导人方志敏的营救。当时已经拟订了计划，组织了人员，准备好了从水上劫狱的木划子。可惜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方志敏就遭到了杀害。
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扰乱敌人后方和运输线，王世英亲自前往江西德安专区，商请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专员莫雄相助，并部署了炸毁南浔铁路线上的德安铁桥和南昌飞机场、油库等一系列行动。一切准备就绪后，行动人员随即到位，可中央红军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战略转移，整个行动失去了意义，遂终止了实施。
那是环境极端凶险的白色恐怖时期，可王世英仍千方百计地与国民党内部分与蒋介石有矛盾或同情共产党的将领发展关系，通过工作，使他们做一些有益于中共的事情。
王世英还使许多因形势骤变而同中共断了联系的知名人士，恢复了与中共组织的关系。例如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就是通过王世英的联系，在1934年恢复了党的关系，也是他代表中共中央局，指派吉鸿昌返回天津，筹组反帝同盟。
1935年2月，在上海的中央局遭到国民党特务毁灭性打击之际，王世英代理军委书记主持中央局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3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王世英任军委副书记。
1938年，王世英奉调进入延安后，听到毛泽东将与改名江青的原上海电影演员蓝苹结婚的传闻，感到非常吃惊。4年前，蓝苹在上海沪西的兆丰公园同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接头时被捕，王世英曾布置过对她的营救。
在营救过程中，王世英得知蓝苹在看守所的表现并不好。此后，上海的报端一再披露有关蓝苹的花边新闻，也给他留下了不佳印象。
已经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了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与蓝苹这样的女人结婚，势必会对党的事业和领袖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这个意念缠绕得王世英寝食难安，于是性格梗直的他，起草了一封反映江青历史情况，劝谏毛泽东不要与江青结婚的长信。
信写好后，王世英又动员了一些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知情者，在他写的信上签名按了手印。王世英的名字排在第一个，接着是陈雷、南汉宸、谢祥荫等。然后，王世英亲自把信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
在许多言及毛泽东与江青婚姻的文章和书籍中，都提到了坚决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合的代表是张闻天。
叶永烈的《江青传》中写道：“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他没有写明张闻天持反对态度的另外一些缘由，即江青不甚清白且非议颇多的历史，而当时提供这方面翔实证据的，就是王世英。张闻天所代表的，是包括王世英等一批中共干部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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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打牌时寥寥数语救了他
2、康生将周峻烈已经承认自己是特务的材料，给了王世英/康生质问王世英“有几个脑袋”/毛泽东打牌时的寥寥数语，使王世英免去无妄之灾
1942年的“整风运动”开始后，王世英又因为上书反对“抢救运动”，再度成为延安的知名人物。他在《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以逼供信方式抢救失足者，导致了大批好人受到诬陷迫害的不良后果。
在这份报告中，王世英还以自己的党性，为已经定性为特务的童陆生、余宗彦、魏巍、周峻烈等人，据实进行申诉。
他将报告交给了毛泽东、刘少奇和运动的负责人康生。康生看了报告后，立即写信给王世英，要他把自己的党票收好，不要乱保这个保那个。他还将周峻烈已经承认自己是特务的材料，附在了信后。
王世英翻开康生送来的材料，发现专案组仅仅因为周峻烈是四川安岳县人，与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康泽是同乡，就怀疑他是康泽派到延安的特务。周峻烈经不住审讯逼迫，只得承认是特务。他还招认说他在1935年，出卖了国民党肖之楚军44师中已经发展为共产党员的一位旅长和一位团长。
看罢这份材料，王世英更坚信这是个冤案。因为王世英清楚，1935年出卖44师内的中###员的叛徒叫吕渭鳌。此事发生后，就是王世英亲派张庆炎和周峻烈，火速赶往44师抢救在该师的中###员的。令人惋惜的是他们迟到了一步，几位中###员已经被捕了。
为此，王世英专门又给康生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指出周峻烈在此前根本就不知道44师中###组织的事，他怎么能出卖？周峻烈认罪，纯粹是逼供所致，“照你们那样的办法，什么人也受不了”。
康生对王世英坚持己见非常恼火，他在中央学习委员会上，指着王世英的鼻子大骂他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王世英有几个脑袋？”不久，延安根据地内便传出了王世英和孔原是大特务的流言。
王世英知道这是康生搞的鬼，做好了挨整的准备，但隔了一段时日，并不见有动静。一天，毛泽###然派人来请他去打麻将。王世英怀着满腹狐疑，走进毛泽东住的窑洞，发现任弼时、康生也在座。
毛泽东一见王世英的面，就打招呼说：“我们的大老实人来了。”娱乐间，毛泽东问王世英：“听有人说你是特务？”王世英坦然答道：“主席，说什么都可以，过10年后再看。”
毛泽东说：“你这个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炼！”后来，还是毛泽东亲自纠正了抢救运动过火的状况，并对受迫害的干部甄别平反。
“这就是我那刚正不阿、襟怀坦荡的父亲。我们这些孩子，都受到他的强烈的熏染。”王敏清以此暂时结束了关于他父亲的故事。
5岁就参加革命的老资格
3、5岁就参加革命的老资格/“见到特务，不能看这儿，不能摸这儿……”/“你再也不用改名字了，永远叫王敏清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们看到照片，觉得这些娃娃太苦了
和父亲相比，王敏清“参加革命”的时候就显得年轻多了。20世纪30年代初，王世英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时，为了便于工作和掩护，他和同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李果毅扮做假夫妻。久而久之，在志同道合、生死患难的战友情谊之间，又增生一重两情依依的爱恋。后来，他们结成了真正的伴侣。
王敏清对笔者说：“每当我看《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电影时，就会想到我自己的父母，以及我亲身经历的幼年情景。”随着地下斗争环境的日益险恶，王世英觉得以夫妻身份活动，若身边有个孩子的话，更不容易引起怀疑，遂将在故乡一直由家人抚养的王敏清，接到了上海。
刚到上海时，王敏清不过是3人家庭的一分子。但没过多久，他就进入了“革命”的角色。为了安全地传递情报，王世英、李果毅有时外出，就带上王敏清，并把情报藏在他身上，以躲过街头密探、巡捕的搜查。
后来，王世英夫妇还经常把密电码和重要文件，缝在王敏清的衣服里面。这样，即使敌特到家里搜查，翻箱倒柜，也会因王敏清在外面玩耍，而一无所获。
时间长了，王敏清也知道自己身上的分量，他会拍拍缝有密件的地方，对父母说：“见到特务，不能看这儿，不能摸这儿，要像平常一样玩。”那时，他才四五岁。父母看着这早熟的孩子，这过早承担起风险的孩子，心头便泛起极为复杂的情愫。
翻看着早年跟随父母在上海、天津拍的照片，王敏清说：“那时穿得还挺像样的，可衣服里面，就常夹有秘密文件和情报。每当有同志被捕或发现特务跟踪，我们就得搬家。而每换一处新地址，我们就要改名换姓。这种事情很平常，我甚至以为搬家就必须改名。所以，在后来去延安的路上，妈妈对我说：‘我们要回延安，回我们自己真正的家，你再也不用改名字了，以后永远叫王敏清。’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摆脱了压抑的轻松和激动。”
到延安那年，王敏清9岁，他被送进了延安保育院小学。在延安“保小”就读的，都是真假烈士的子女。所谓真烈士的子女，就是父亲或母亲已经为革命牺牲了的孩子，如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等；所谓假烈士的子女，就是像王敏清这样的孩子，虽然父母在世，但有的在前线作战，有的在白区斗争，都不在身边；而且说不定哪一天，有的假烈士子女，就可能变成真烈士子女。
延安的学习生活，给王敏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从入学以后，夏季就再没有穿过袜子；衣服没有不打补丁的。上课没有教室，就在树上挂一块黑板，学生席地而坐。练字就拿个小木棍子在地上练。
讲到此，王敏清又翻出了一张1939年他们在延安白家坪拍的照片，是当时到延安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为他们拍的。照片上有百十来个孩子，在教员的带领下，排列在黄土坡上。
王敏清指点着告诉笔者：“这是罗西北，这是曾宪林，这是项英的女儿项苏云，这是贺光辉、林汉雄。当时是夏季，我们大都光着脚，只有几个穿草鞋或绑着破布鞋的。你看，白上衣、灰短裤倒还挺像样，那是为了拍照片新发的。”
这张照片后来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