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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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人民日报》1968年7月28日第一版。＇。然而，这些青年们迟疑磨蹭，情愿留在城里无所事事，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就会造成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红卫兵其实已经学会了造反，也学会了自己思考问题。像湖南一个造反派组织“省无联”的成员开始孕育出某些足以危及制度根基的政治观点＇ H。 Mandarès 等； Révo。 Cul。 dans la Chine Pop。。＇。毛在9月发出两条有关指示，还不够；直至12月22日又颁布了一条最高指示，才令大批知青及闲散人员离开城市＇见本书，页95…106。＇。
降伏红卫兵与重新大规模遣送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藏着镇压的杀机。这一点在官方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提及过，但许多红卫兵都觉察出来了，有的是即时反应，有的是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所觉悟＇ 1977年在上海贴出的大字报指责张春桥利用下乡运动把在文化革命中反对过他的人全赶走；见New York Times； 1977年1月19日，在Bernstein的书（前引）中也有引用，页288。＇。随着报刊上的公开责骂，他们对事情有更深刻的认识。当时，连篇累牍的文章猛批红卫兵，指责他们在文化革命中的狂热胡闹、自私自利、缺乏革命坚定性＇ 例如，吉林电台广播，1968年9月4日，刊于SWB，1968年9月12日。＇。那时不仅是针对红卫兵，连全体知识分子都遭到谩骂羞辱。文汇报曾大度地表示：“不要一讲知识分子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 《文汇报》1968年12月21日社论，刊于SWB，1968年12月24日。＇。对红卫兵展开严厉镇压，还逮捕了几个造反派头头，这就更使“革命小将们”明白到毛真的是下了决心要甩掉他们，“再教育”的意思是否定他们为毛所作的一切。
上山下乡运动具有预防及惩治的政治功能，这倒是符合一贯的做法。发配农村一直用于遣散被视为城市里潜在的危险分子，他们没资格在那儿居住。过去皇帝执行政治流放，把犯人押送去屯垦戎边，中国共产党就继承这一衣钵，在最边远最贫困的农村地区建立了多个劳改场。1949年后历届政治运动中遭殃的人与各种普通犯人混杂在一起，困在这些劳改场里。1957年毛明确地肯定了有必要分散政治上的对立者及异见者，防止他们集合起来＇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130。＇。1954年制定了劳动改造（简称“劳改”）条例，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又增加了劳动教养（简称“劳教”）和监督劳动，都是针对分散在广大农村的“坏分子”，特别是“右派分子”了＇ J。 A。 Cohen； The Criminal Process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3； An Introduction； 页20…25。＇。就这样，政治运动成了影响城市人口变化的因素之一。正如两位中国学者所指出的：“自1957年反右以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都直接影响着我国城镇人口的机械变动。每次政治运动的结果，都有大批城镇人口被送到农村，使城镇人口相对减少。 文化大革命 对城镇人口变化的影响更大”＇ 王泽厚，陈玉光，〈试论我国人口结构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页14。＇。就像1966年，一大批城镇居民（有出身反动的、有刑满释放的，等等）不得不举家迁往农村，因为他们有可能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 S。 Rosen；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 页19；1979年2月我们在北京民主墙亲自拍摄的大字报照片。＇。1968年下半年1969年初，全国笼罩在恢复社会秩序、同时又万分惊恐苏联武装侵入的气氛中＇ K。 Lieberthal； ？The Background in Chinese Politics？； 载于 H。 J。 Ellison主编的 The Sino…Soviet Conflit： A Global Perspective； 页7…8。1969年林彪发出的1号命令就是要求所有有可能加入苏联建立的傀儡政府的人都必须迁出首都。＇，自然又是动员知青下乡，这次不仅数量多，范围也更大，目的还不就是镇压制造动乱的不安分子，防止城中心存不满的红卫兵及无业游荡的青年群体产生一丁点儿对抗情绪？林彪在他的“武装起义工程”（又名“571工程”）里，形容上山下乡运动根本就是“变相劳改”，他倒是点出了一部分真相（他本人也有责任），并可能期望触动当过红卫兵的知青们身上的某一条敏感的神经线＇ 见本书，页114…115。＇。这种政治忧虑并不是头一次提及，早在文化革命前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个年代里，送到农村去的主要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他们没有考上大学或高中，在城里又极少有机会找到工作＇ 文化革命中，某些从农村回城“造反”的出身不好知青表示他们被下放就是因为当权者认为他们怀有不满情绪；见《支农红旗》，1968年第6期，页1。＇。
加强毛的“魅力领袖”式威权
官方从来没有公认过利用上山下乡运动把危险分子逐出城市，不过报刊上不断地宣讲该运动的根本政治目标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3日，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这在当时，具体来说就是：巩固毛的政治路线的权威，防止“刘少奇之类的修正主义分子”回笼。这里提出的问题正是上山下乡运动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作用的问题。下乡运动当然只是这场斗争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它涉及的社会面很广，因此不可忽视。运动的一种作用就是加强毛式的权威，以及建立在领袖个人思想及威望基础上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事实上，他防止了一批世袭的和专家型的精英的形成；肯定了革命的意识形态目标高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目标（要求全体知青下乡，就有这个意义）；使城市青年接受了他自己年青时期的理想；仅用他个人一个简单的指示就发起了一场社会运动，把千百万老百姓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而根本无须考虑是否要颁布什么法令规章）＇ 这场运动其实跟1954年的宪法是矛盾的，就像有关居住的法例，第90条明明规定理论上保障中国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外文出版社1954年版本。＇；毛因而确定了文化革命期间他成功强制执行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取得了胜利。他也更加确定了“他的”威权。正像Lucien Bianco指出的，毛执著地要预防魅力领袖式威权的常规化并不是没有考虑个人利益的：“问题的要害在于这个魅力领袖式威权是他自己的＇ L。 Bianco； ？Essai de définition du mao？sme ？； Annales ESC； 5； 1979； 页1105。＇”。他向他的政治对手显示这种威权，同时也施加于整个社会。Hanna Arendt曾经这样写道：“极权主义当政者只要不停地运动自己，同时也运动他们周围的一切，那么他们就可以牢牢地抓住大权”＇ H。 Arendt； Le système totalitaire； 页27。＇。原则上说，下放几百万城市青年到乡下去“扎根一辈子”，毫无疑问，那就是“运动”中国社会的绝好办法。用人民日报的话说，就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日报》1970年7月9日社论。＇。毛本人是否完全意识到加强他的魅力领袖式威权这一动机呢？很难说。他的威权作风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他的第二天性。然而毛也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国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
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动机似乎是双重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相互矛盾的。作为降伏红卫兵以恢复一定的政治稳定局面的手段，下乡运动给文化革命划上了句号；可是作为“运动”，即是说伟大舵手所企望的搅动社会的手段，那就是文革的持续发展。然而矛盾只是表面的。无论是恢复秩序，还是制造新的“混乱”，对保住毛在文化革命中重新夺得的绝对权力都是有用的。
因此，在大肆宣传意识形态目标占首位的背后还隐藏着经常是遮遮掩掩的政治动机。我们将要谈到的另两种动机的关系也与此相似：它们不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两者之中一方掩护另一方。
积极的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
毛在1968 年12月的指示不仅被当作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大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英明决定”＇ 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3日，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在一个以农为主而农业又很落后的国家，发展农村当然是一项根本任务，其中就需要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留在农村。土地改革以后，农业合作化令这种需求显得更加迫切。1955年，毛就已经发出人所尽知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高兴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卷二，页795。＇” 。
这后一句就成了上山下乡运动不同阶段不断重复的固定词句。开始的时候，这段话不过是毛看了一篇文章后所写的按语，该文介绍合作社如何使用毕业生＇毛曾为河南省郏县大李庄写下了这条按语，这个庄子后来成了模范人民公社；见本书页132…133。＇。当时急需寻找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为四百万新成立的合作社担任会计出纳工作＇ 《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1日第一版。＇。毛所指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中小学毕业的农村青年，必须说服他们回乡去当会计、技术员或者教师＇ 从1963到1965年，多篇文章都谈到有“4000万知青”在农村。事实上，那个时期只有几十万城市知青。其余的是把只要上过一天学的农村青年都算在内的粗略估计（见T。 Bernstein； 前引，页23；定宜庄，前引，页326）。更有意思的是，共青团中央在1962年曾计算过，在农村大约有3000万“知识青年”，就是说高小毕业的青年农民。他们约占同一代人的1/4（见定宜庄，前引，页326）。在参阅文化革命以前的文件之时，千万不要忘记当时高小毕业的青年农民是被算作“知识青年”的，但在城里就不一样了，必须得是初中毕业的。到了后期，似乎都把中学毕业当作厘定“知识青年”的标准。我们没有找到有关全国范围内1968年后回乡知青人数的资料，不过，在新疆，在1968…1977年间共有9万8千名回到了农村，同时期有25万8千名城市知青下了乡（见《新疆通志…劳动志》，页70及72）。＇。他们的返乡毫无疑问一定能帮助发展农村，同时还可以减轻城市的负担，那里已不再能容纳所有来自农村的毕业生。
但后来不只是他们去了农村，城镇毕业生也被牵扯进去了。把城镇青年送去发展农村的想法并不是毛首创的（正如企图在农村搞社会主义革命那个想法一样）。那是出自毛未来的死对头赫鲁晓夫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领袖，他们两个都是农民出身而且都受了民粹主义的影响。1954年初，赫鲁晓夫希望尽快改善不景气的苏联农业，忽发奇想，利用城市共青团员们的先锋精神，动员他们去开垦位于卡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3500万公顷的荒地。这场由勃日涅耶夫领导的“运动”开初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两年后，约30万大城市的青年在这些土地上安置下来。到了50年代末，他们生产出的粮食占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 M。 Malia； La Tragédie soviétique； 页418； M。 McCauley； Khrushchev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Agriculture： The Virgin Lands Program。＇。1955年，这种经验引起了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注意，从而在团刊上转载了赫鲁晓夫1954年2月20日对首批莫斯科自愿开垦者发表的重要讲话，并附上洋溢颂扬之词的评论＇ 《中国青年》1955年第二期，页1…4，37。＇。团中央随后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赴苏联学习经验，回来呈交了一个报告，党中央大加赞赏，并从6月底起予以转发＇ 定宜庄，前引，页43…44。＇。几个月后团中央组织了第一个知识青年团队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开荒，其中包括一些城镇共青团团员，也有农村青年毕业生。这个开荒团就是后来为动员上山下乡反复宣传的典型。学习赫鲁晓夫的榜样，不遗余力地称颂青年们的开拓精神、愿为发展祖国农业自我牺牲的决心、为发展落后地区的文化作出的贡献，还有他们放弃脑力劳动而选择了体力劳动的革命情操。这类美言美语在中国以后的宣传机器里不断地重复又重复。然而，原本是从苏联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