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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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于这项措施。除了那些在下乡期间曾经被判入狱的，狱中时间不可计算工龄，只能从他们重新开始工作之日算起。至于那些被判劳动教养的，只计算教养期以前及以后的时间＇　《文汇报》1986年6月18日第二版。＇。工龄计算影响工资增长，一般来说，在农村劳动过一年，月薪可增加0。50元，就是说一个有10年农村劳动工龄的知青每个月可多得5。00元人民币＇　与X。　Z。　的访谈记录，1986年6月20日。＇。

这项措施即便不能根本上改善有关知青的生活，但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性。从经济角度看，那是一笔不可小看的数，因为牵涉到150万人。在那个时候，从全国来讲还有5％的知青没有返回原居城市，为数80万左右＇　与冯兰瑞的访谈记录，1985年8月24日。＇。后来，他们之中一大部分想回城的也逐渐成功地离开了农村，也有一些没能走成的。极少数的知青融入了接待地区，并不准备离开返城。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政策的演变反映出政府内部两个主要派别的不同观念。像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些务实派的大管家们，他们的观点是建构在下乡运动能带来的真正或假设的经济效益基础上；而那些由最高统帅毛控制的革命空想主义者们则强调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功用。然而，虽然两派之间时起冲突，但在捍卫下乡运动的政策上倒是一致的。从来没有任何一派表示过反对。直至1970年代末期仍是如此。那些刚刚打败了新毛派分子的实用主义者是举双手赞成以温和的方式继续推行下乡运动的，得等到经济以及人口条件成熟，才可中止。然而，运动是在就业问题非常严重的时期突然中断的。这说明下乡运动的命运并不仅仅由政府内部的两大派的意志来决定，社会上在这方面的反应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为了了解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重要的是研究千百万涉及在内的年青人如何在运动中沉浮，以及由该运动激起的抵制抗争的形式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