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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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城愿望得到了满足。其实，知青抗议活动的结束并不是政府有能力单方面强制推行它的决定的结果，而是知青这个社会群体在1970年代末期那个特殊的政治形势下有能力从政府那儿取得对大多数人来说较为满意的折衷方案的征兆。当局在1979整整一年里，不遗余力地贯彻1978年12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大型会议的决定，但最后收效甚微，这就说明了当时社会上的抵制行动的功效，不论那是消极或是积极的。
实际上，为了继续遣送知青上山下乡，同时限制回城人数，政府在1978年底到1979年底期间竭尽了全力。这个时期采取的措施既认真又谨慎，还付出不菲的代价，这一事实清楚地显示出国家是真的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至少还要持续好几年。
1979年当政者的战略方针
精神落实到各省份并重申全国会议所定政策
在12月15日公布工作会议的当天早上，上海市就组织了学习文件的大小会议，再次肯定不应该像林彪及四人帮那样阻止知青问题的讨论，也不应该“像某些人那样否定这次运动的成绩，给运动抹黑”＇ 上海电台广播，1978年12月15日，刊于FBIS，1978年12月20日。＇。16日，吉林省召开了大会落实全国会议的指示精神。这次大会一直开到月底，决定一方面要“帮助知青满意地在农村安家落户，并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另一面，“鉴于本省的经济条件，几年内还应该继续动员知青到农村去插队”＇ 吉林电台广播，1978年12月22日及1978年12月30日，分别刊于FBIS，1978年12月26日及1979年1月4日。 ＇。辽宁省党委在12月20到25日期间也开了会，肯定“全国工作会议关于今后几年继续下放知青到农村去的决定是符合本省的实际情况的”＇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月2日，刊于FBIS，1979年12月18日。＇。对新毕业生来说，上海预见到升学与城市招工的机会将会增加，他们就不再去农村插队了。但是，“特别要注意跟着来的这几年里，将会有大批毕业生离开中学，其中相当一部分仍必须下放到上海的国营农场去”＇ 《文汇报》1979年1月5日，刊于FBIS，1979年1月24日。＇。山西政府则表示要继续努力，争取“三四年以后”不必下放知青去农村＇ 山西电台广播，1979年1月8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2日。＇。所有这些措施都完完全全与正式公布的全国工作会议的各项决定相配合，只等着落实了。浙江知青办公室的政策是最宽松的，其主任宣称；暂时没有工作的年青毕业生可以去农村，也可以留在城里自学准备升学考试，其实那就暗示着强迫下放政策的终结（前提是父母有能力继续供养这些毕业生子女＇ 浙江电台广播，1979年1月30日，刊于FBIS，1979年2月2日。＇。
在组织传达中央决定的会议之后，国务院又发出了通知，要求各省市当局如同往年一样在春节期间给各自管辖地区的知青寄慰问信＇ 新华社讯，1979年1月16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9日。＇。这些信件又再次谈到12月的决定，勉励知青继续奋斗、耐心等待，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共11届3中全会后的政策新方向，而投身于这一建设乃是知青义不容辞的责任＇ 江苏电台广播，1979年1月14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6日。内蒙古电台广播，1979年1月14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7日。贵州电台广播，1979年1月16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9日。河北电台广播，1979年1月26日，刊于FBIS，1979年1月23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月17日，刊于FBIS，1979年1月23日。吉林电台广播，1979年1月26日，刊于FBIS，1979年2月1日。＇。从6月份开始，面对新的一批毕业生离开学校，究竟需要采取什么政策，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省一级即时召开各种会议商讨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甘肃电台广播，1979年6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6月20日。青海电台广播，1979年6月28日，刊于SWA，1979年7月5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9日，刊于FBIS，1979年7月12日。黑龙江电台广播，1979年7月10日，1979年7月16日及1979年8月23日，分别刊于FBIS，1979年7月13日，1979年7月27日及1979年8月27日。＇。辽宁省强调要竭尽全力做好必不可缺的动员工作。他们的一个负责人声称：“今年我们动员知青下乡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各级党委不可有一刻松懈，而且得比往年做更多的工作”＇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9日，刊于FBIS，1979年7月12日。＇。在各地，毫无例外地都有必要继续动员相当一部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这与华国锋6月18日在全国5届人大第2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完全吻合＇ Beijing Information，1979年7月9日，页22。＇。这时，又祭出“两条腿走路”这一老掉牙的万能口号，不过赋予了崭新意义：在城市以及农村都提供工作职位＇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8月13日，刊于FBIS，1979年8月17日。＇。1979年8月份，中央一级的领导人非常明确地表达出他们要继续下乡运动并再次掀起一场全面动员的意图。《红旗》杂志首先发表了“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理论组”的长文，目的很明显是为了给新的一场秋季下乡动员打下一个理论基础。题为“统一认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文章再次提及全国工作会议的结论，并对其中某几点作了补充。文章开首“充分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绩”，然后对“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由做了一番解释：
…农村和边境地区需要援助，目前农业向社会提供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为数很少，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与工业发展的需要。
…必须使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城市郊区及农村建立起一批小城镇。办得最好的知青场队已经在消除城乡差别、朝向共产主义这条路上迈出了一步。
…由于1950…1960年间出生人口增长速度过高，因此没有能力在城市解决全部青年的就业问题。如果盲目地把青年人都招来吃大锅饭，那就会影响国家财政，大大降低劳动生产率，加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然后作者就指出应该以哪种形式来安置知青。反正，不再搞当年那种主要是为了知青接受“再教育”才应运而生的分散插队。今天，知青应该自己组织成由安置他们的企业或组织（父母的工作单位）管理的农业基地、工业基地、林业基地等，或者自己组成由市、县及公社管理但经济核算独立的知青农场或知青队。以“三集中一分散”（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中学习在大队，分散劳动在生产队）为原则建起的知青点仍然是在农村的重要安置模式，但是，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逐步转化为农场或知青队。学习的榜样是湖南湘潭的红旗农场。文章最后号召社会各界参与动员工作，特别号召知识青年“把自己宝贵的青春，献给祖国的明天”＇ 《红旗》1979年8月号，页58…62。＇。
“理论基础”建立好了，“领导小组”在8月17日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33名全国知青模范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会上国家劳动局局长、领导小组副组长康永和讲话：“过去，青年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重点，但在经济调整的现阶段，重点就得放在如何能最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青年就业统筹计划上。”他宣布政府将会尝试在城镇给大约700万青年提供工作职位，而在大学报名结束后，将会有80万知青下乡＇ 新华社讯，1979年8月17日，刊于FBIS，1979年8月21日。＇。大会到8月29日才闭幕。报刊高度赞扬应邀出席的33名知青模范（到8月25日又多增加了一位女模范）的感人事迹与他们的宏伟决心。26日，华国锋、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胡耀邦与王任重接见了他们。每位领导都讲了话，再次肯定下乡运动的丰功伟绩。从那时一直到年底，各省市召开了大大小小各种会议，一般都会邀请知青先进分子，传达该次全国大会的精神，促进下乡动员工作的展开。
此外，在9月20日与10月12日之间，国务院“领导小组”又组织了两次经验交流会，一次在辽宁省本溪，另一次在湖南省湘潭＇ 《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7日第2版。＇。目的就是要解开一些干部的难题，根据上引的《红旗》文章的说法，他们“觉得安置知青引发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这两个城市得到如此的荣耀，并不是因为又出了个新型模范人物，而是作为执行1978年12月全国会议路线的成功典范。本溪市在自己管辖的区域范围内建立了170多个知青农场和知青队。而湘潭市的负责人则已经成功地把一些农场改建工农商联合企业。
为应付各种社会抵制而采取的政治行政及公安战略措施（1）
1978年的大会闭幕后，仅仅过了8个月，就又需要召开另一次全国会议了，而该次会议后一个月，又开了两次在模范地区的小型会议，这都说明了在执行既定方针上遭遇困难，不断强调要“统一思想”也显示出阻力重重。为了与这种普遍存在于青年、他们的家长及地方干部中的勉强敷衍态度进行斗争，搬出了各样法宝。面对那些惊人的暴力行为，政府当局先是表现出相对的忍让，希望通过说服来解决问题。因而，在1978年12月10日的上海游行之后，《解放日报》认为知青“用不同形式通过多种渠道”提出的建议及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但又说问题只能“有计划地一步步”得到解决＇ 《解放日报》1978年12月16日。＇。市政府的多位负责人表面上不做任何让步，但也不摆出威胁的样子＇ 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2月17日，刊于FBIS，1979年2月26日。＇。在此同时，上海妇联多次开会说服家长把子女送到农村去＇ 上海电台广播，1978年12月13日，刊于FBIS，1978年12月21日。＇。
软硬兼施解决问题的方法至少表面上在处理云南知青罢工（上面已谈到过）一事已得到充分的演绎。王震出来讲话了，虽然公开发表的时候，由于各种事件而在当地早已失效，但这篇讲话仍然在好几个月里作为教训那些知青造反分子的学习材料＇ 另一例子是南昌游行事件，见本章注107。＇。面对2月5日上海游行，当局的态度就比较强硬了，但当局头头并不满足于使用警察手段来结束知青的积极抵制行动。他们发动起全部宣传机器。一时间，全城张贴了官方口号，号召服从国务院的指示。报章则连篇累牍地把参加游行的人说成是滋事分子，有自私的，甚至是反社会主义目标的人。报纸“转载了”一些声称是群众（其中包括个别知青家长）来信表示不赞成骚乱，要求政府出来惩治骚乱分子＇ 主要见《解放日报》1979年2月7日及1979年2月8日第一版。A。 McLaren； 前引，页10； W。 Zafanolli； ？Shanghai； Place du Peuple？，页23。＇。
当时的政治形势，参加游行罢工者人数众多，加上他们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这种种因素都不准许大规模施行镇压，但负责人们仍然谴责动乱，声言他们不会屈服于压力，并威胁说要采取镇压手段，而后来他们真的那么做了。
局当也花了许多精力去跟整个社会主体，尤其是知青的消极抵制作斗争。这种抵制行动规模很大，表现在两个方面：非法返城及拒绝回农村。从2月初开始，节庆假期过去了，大量知青滞留城市，这给社会秩序造成危险，负责人就开始给这些知青施加压力，要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2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些知青和家长的来信，号召回到农村去＇ 《解放日报》1979年2月9日第一版。＇。24日在《吉林日报》也刊登了同类的信件＇ 《吉林日报》1979年2月24日，刊于FBIS，1979年3月1日。＇。后来就提出农场因缺乏劳动力而无法完成春耕一事，用以说明所有“闲散”知青即刻回乡的必要性＇ 《解放日报》1979年3月2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3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3月15日。吉林电台广播，1979年4月26日，刊于FBIS，1979年5月1日。＇。各城区组织召集知青参加“圆桌会议”，并派负责人上门劝说他们必须回到乡下去。最死硬的那些就得经常向干部“交心”。而那些干部并不仅仅限于作思想工作，有的情况下，他们还跟地方政府联系，试图解决知青的问题（比如住房），借此令这些青年再没有理由拒绝回乡＇ 《文汇报》1979年3月4日第2版，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3月20日及1979年3月25日，刊于FBIS，1979年3月27日。＇。在城里或者在农村，都组织了群众大会表扬听话顺从的知青＇ 《黑龙江日报》1979年2月28日，刊于FBIS，1979年3月7日。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6月15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