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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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前者给李庆霖复信的做法显示出他对他已掌握的权力领袖魅力无限眷恋，也让人看出他对那些把他自己和人民分隔开的官僚干部们缺乏信任。毛没有像平常那样把复信交给下面的人，再嘱咐几句，而是让他的保卫队长汪东兴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复信通过邮局一起寄去＇ 这笔钱相当于李庆霖6个多月的工资，但对毛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毛的日常开支都由国家负担，专门银行的户口里集聚了长年的毛选版权费，直至他去世的1976年，已经高达7580多万元。见程再思的一篇似乎资料相当丰富的文章，《动向》2001年10月，页21…23。＇。他还询问李是否共产党员，假如不是，应该吸收他入党，此外又推举李作为即将召开的十大代表。周恩来一得知情况，就立即行动起来。4月27日，李收到复信后的第二天，周就召开了中央高层次的会议讨论上山下乡运动问题。他强调：“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了。”毛的那句“全国此类事甚多”，其实就是对政府工作不言明的批评。周急不可待地回应毛的意愿，但同时借此机会就把文革前运动的一些特征（如经济发展的考虑，细心的管理及按计划办事）重新使用于1968年发起的运动中。因此，周在那次会议上提议制定一份1973…1980年期间的计划。无非是关于如何挽救他1963年制定的那份被文化革命打乱了的15或18年规划。他还提出好几项措施，旨在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此外又要求清理他们的个人档案，尤其搞清楚他们的阶级成分问题。实际上，自从林彪身亡后，相当多的干部已经得到平反，有的正在平反中。然而，地方干部通常没有及时把这些在外地出现的政治性变化纪录到有关子女的档案里。结果这些孩子回到城里继续遭到歧视。令周及其他领导人不快的＇ 中共黑龙江省委在1972年11月就已经发出紧急通知提出这个要求；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6…107。＇并不是因出身不好遭受歧视，而是领导人的子女沦为受害者。
上述会议主要决定了要准备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遵照该会精神，来自不同组织机构的70名干部分作13个调查组，分派到12个省，对知青的真实现状撰写报告，并提出解决办法＇ 为准备1973年会议所作的一系列工作给这场运动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用的资料，起码对那些有意接触这方面研究的人士更为有用。＇。由华国锋主持的这次马拉松式的全国会议1973年6月22日开幕，8月7日结束，足足开了47天＇ 有关这次会议及准备工作，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22…129，《大事记》，页112…119，以及刘小萌，前引，页368…378。30号文件全文载于《知青工作文件 》，页87…95。＇。1973年8月4日，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的决定，以中共中央30号文件形式，经过内部渠道转发全国。会议结束前就下达了决定，这反映出问题对领导人来说是何等重要与紧急。1973年下半年，在各省市就召开了各种会议，研究这些新政策，并公开进行讨论＇ 可以使用的这些会议的总结汇报目录刊于T。 Scharping，前引，页160…161，注释145。＇。30号文件有两个附件，一个是关于要采取的措施，另一个是有关1973…1980年的下乡规划。附件都发到省市领导人手中，可以指导他们制定各自的具体措施及长远计划。
第一个决定恰好就是加强下乡运动工作的领导。要求各级党委（从省到县）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党委第一或第二书记任组长。任务是“组织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力量”做好有关下乡运动的工作。这些小组设立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所以在那个时期就有了负责下乡运动机构的统一的名称、行政级别以及专门职责，因此也就增加了许多干部＇ 1974年4月，毛给李庆霖复信一年以后，知青办公室的专职干部从8178名增加到13541名；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29。＇。
然而，中央政府并没有树立一个好榜样，因为当时全国的中央领导小组（它应该是隶属政府的，而不是隶属中共中央的）还没成立。那次工作会议以后设立的是“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1973年10月开始运作，可是到1974年1月1日才正式宣布成立。办公地点回到了农林部。该部部长沙风本来是军代表，现亦兼管知青办公室，而主要负责人则是于驰前、张亚群和顾洪章。奇怪的是这个领导小组办公室像一个虚无机构的办公室那样，运作了两年半＇ 这种状态令大部分中外研究该题材的专家都迷惑不清了。即使刘小萌也被各种互相矛盾的资料弄糊涂了，以为“小组”从1973年10月起就存在了；见刘小萌，前引，页382。我们认为似乎应该相信顾洪章所说的，他本人就在政府的知青办，官方对下乡运动态度的微妙变化，他比较捉摸得清。有关运动的领导及办事机构的历史演变，见顾洪章等，《始末》，页244…250。＇。1973年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要成立这个领导小组。1975年8月至9月国务院知青办在长春召开座谈会，会上再三提到尽快成立中央知青领导小组。后来，到了1976年4月沙风递交的一份报告中又再一次谈到成立小组的问题。我们下面就会谈到，这最后一次终于收到成效。
从浪漫到现实：株州模式的推广及生活条件的改善
中央政府老是反复多变，多半是跟实干大管家与空想理论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关，尽管如此，从1973年起，下乡运动的组织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各级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相继成立，各省市订立出1974…1980年的规划。在这方面，以致其他方面，最值得借鉴的当推湖南省株洲市，1974年6月被树立为全国模范。这个城市创立出一个协调机关，专门在城市的工厂与农村的组织之间建立一种永久性的联系。这样制度化了，就可以迫使干部更多地关心下乡运动。1974年下半年，在各省召开的工作会议期间，全国上下都研究了株洲“经验”＇ 关于这个典型，见刘小萌，前引，页423…434，及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225…126。＇。一再强调这个“经验”其实就是意图将1968年的“运动”固定下来，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纲要”＇ 有关1973…1974年间所采取的所有措施，见T。 Bernstein，前引，页143…171。＇。
大力强调组织的重要性肯定是想一箭双雕：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同时能更有效地管治他们，这样就可以弱化他们对下乡的抵制、控制他们的异端行为以及减少农村不利团结的现象发生＇ 关于社会控制及离经叛道的问题，见本书第10及11章。＇。从1973年起，就要求地方干部抓紧知青的政治教育。但改变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方式似乎最利于加强控制。根据株洲模式，这些城市青年再也不是分散在村子各处。他们集中在“知青农场”或者是与林、茶、果木有关的“知青林场”。相对于邻近的生产大队及公社，他们的独立程度不一，但无论如何是不相关联的单位。即使在那些没有条件建立“知青农场”（起码需要有地和钱）的地方，也极力提倡把知识青年集中在大“集体户”（由几个已存在的几个小集体户组成）和“青年点”，又称“知青点”＇ 在四川省的一个生产队，索性使用了一个相当露骨的名字：“青年集中居住点”；《人民日报》1975年2月4日第四版。＇。
这样集中起来就容易控制了，另外“株洲模式”还包括下放干部，干部和知青在一起生活，与地方干部合作给他们组织活动。从1974年起，下去了几十万名带队干部，一两年轮换一次，一般的比例是每一百个下乡知青配备至少一名干部＇ 顾洪章等，《始末》，页307。＇。有的地方虽然没有实行这种制度，仍然鼓励集中知青，这就可以指派一个农民或者一个地方小干部作他们的辅导员。总的来说，是要求生产小队、生产大队以及公社的所有干部定期过问关心知青问题，并任命相关的负责干部。
株洲模式能更有效地对付不愿下乡以及非法返城的青年。事实上，动员工作一直都是学校的事，偶尔街道组织从旁协助，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施以压力之时，才会求助于父母的单位。然而在新制度下，就变成了直接向家庭施加压力，因为是家长的单位负责动员以及遣送学校挑选出来的下乡知青。单位的控制得到极度加强，那是因为知青回城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这同一个企业单位会不会招聘他。其实，从那个时期起，已经开始发展世袭性的招工制度，我们下面会谈到的＇ 见本书，页144及161。＇。把知青集中起来另立各别单位的做法，当然是与当初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原则相悖的。但是，面对知青要继续在农村生活下去所遇到的不言而喻的困难，乌托邦理想也只得退让三分了。
1973年夏天的全国工作会议的报告承认，有三分之一的知青生活不能自给，40％的住房条件恶劣。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决定采取不同措施增加他们的安置经费。拨给集体用于安置每一个知青的补助费增加了一倍：南方从230元加至480元，而北方则从250元加到500元＇ 在畜牧地区（内蒙、新疆）有700元补助费。但为了在国营农场及军垦农场安置下来已经付出的400元补助费并没有增加。＇。有些青年虽然尽力艰苦劳动，还是非常困难，无法自给自足，这种情况下国家就提供口粮补助。又再次强调城市青年应该跟农民一样同工同酬。另外，把知青集中起来，有了分工，就有利于更好地组织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连同娱乐生活；有人管了，旷工缺勤的现象减少，结果收入就增加了。在卫生医疗方面也得到部分改善，坚持要求照顾女知识青年的生理特点（特别要避免安排她们在月经期间下水劳动）。对以前插队的生活困难的知青，也给予了补助：每人100元口粮补助及200元建房补助，补助经费中预定该用途的那一部分必须得用于给知青建房，不得挪用。然而，即使增加了经费，如果没有地方的金钱及劳动力的协助，住房一样盖不起来。这些房子盖好以后，房权归谁？在某些省份理论上属国家所有，而在其他地方又说是属于地方集体。房权问题不清晰，地方当局对此当然也就缺乏积极性。
除此以外，国家还提供了数额庞大的贷款建立新的知青农场和集体种植场。同时也借助城市单位的力量。株洲模式很重要的一环是将遣送及安置城市青年的大部分责任转移到有关学生家长所属的城市单位。所以是单位跟下乡的地方联系＇ 企业与有关公社建立密切的联系。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挂钩”；见《人民日报》1974年6月2日第一版。＇，特别是赞助新的安置方式所需的建房额外开支。此外，有些家长工作的单位财政上无法提供援助（学校、行政，等），那么大型工厂企业就必须把他们的子女全包下来。
为了增加学习及提升的机会，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专为知青安排函授或工余课程以及编写专为他们所用的课本。在全国会议上众多建议中之一是吸收更多知青进入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地方委员会，以及基层领导机构里＇ 见《人民日报》1973年8月7日社论。＇。传媒反复宣传这个精神，而且在所有涉及知青的报道中都经常谈到有多少知青入了党，入了团，又有多少进入了地方领导机构。不过这类机会仍然是很有限的。根据知青办公室发布的资料，知青中党员的比例是在1％到1。5％之间，团员的比例在20％到30％之间，进入领导班子的在2％到4％之间＇ 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全国城镇 》，页56…57，援引在刘小萌，前引，页865。＇。
在全国会议上还公开讨论了特别令人焦虑的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安全问题。大会一致同意有必要惩办那些迫害欺压知青的罪犯，所以分别在1973及1974年给一批干部定了罪判了刑。周恩来和另外几位高级领导亲自提出建议，把对知青施以酷刑的两个云南兵团军干部以及另外两个奸污迫害几十个女知青的黑龙江兵团军干部判处死刑，并且在大会后立即执行。跟着的几个月里各地还公开判处了一批＇ 刘小萌，前引，页394…401；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15…119。＇。集中知青并派带队干部，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城市青年，避免地方干部滥用职权胡作非为。然而，儆戒性的惩处并没能解决问题。一方面，事实上，当时的司法制度几乎荡然无存，同一地区的干部总是互相包庇的；另一方面，地方干部掌握着知青命运，决定他们能否返城，新措施并没有削弱这些干部手中的大权。1974年揭发的敲诈勒索案有增无减，在上述那种情况下，实在是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