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历史人物-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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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香山慈幼院的孤儿南迁，筹建分校去。但此时长江航运已断，熊希龄决计绕道香港，由香港转广州，再由广州沿粤汉铁路返回长沙。计议已定，他们先给在香港大学任教的熊家亲戚许地山发去电报，要许地山代为预订旅馆房间。然后在12月15日，熊希龄与毛彦文仓皇地踏上一艘由上海开往香港的意大利邮轮。在轮船的头等舱里，他们遇到大批政府撤退下来的高级官员，大家尽谈战事，对于国家前途都抱悲观论调，由此使得熊希龄本已失望的心情更加显得沉重。18日，船抵香港。然而就在抵港的第八天，即12月25日，熊希龄因为感受刺激太深的缘故，兼以旅途劳顿，到港后又住在一个狭小简陋的房间，终日访客不绝，没有得到适当的休息调养，不幸突发脑溢血，猝然逝世，终年68岁。他逝世的情景，毛彦文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有详细的叙述：
十二月二十四日夜十二时光景，先生把当天所有报纸看完，又写了四封信：长沙朱经农君，汉口卓君卫君，重庆芷小姐及上海家中各一封，然后开始打坐。往日打完坐，他就开门叫我。可是这夜过了一小时，没有声息，我自动开门一看，他已睡在床上。问他怎么了，他说累了。骤然间说头痛欲裂，继之即吐，不到十分钟又吐，我发狂地唤他，他才勉强说话：“彦……中……中……风”。我骇极，狂按电铃，命侍者请医生，又打电话通知朱体仁先生及许地山伉俪。医生到时不肯打针，只看见他和旅馆老板娘交头接耳。一忽儿救护车来了，他坚决要把病人送医院。我起先不肯，后来又没了主意，乱成一团。送至九龙皇家医院时，体仁、地山伉俪及陈树楷君均已赶到。医生给他打了一针，断定是脑溢血。送进病房时，鼾声大作，像是睡熟了。我逼着医生，问他是否能救，他说“There is life，there is hope”。我又要地山君请香港最好的医生，他勉强应允，匆匆离去。体仁亦以要打电报去沪、渝而离去。此时仅我和陈君二人。我忽然想起日间遇见本院毕业生朱福海，立即打电话叫他来。他到后约十余分钟，先生呼吸忽然发生障碍，特别护士奔告医生，医生命用oxygen，未及呼吸，鼾声已停。我逼医生打针急救，他不言语，我再三要求，他才用低沉的声音说：“He’s gone”。我眼前一黑，好像天崩地裂，我疯了！医生看我这种神情，不胜凄然，安慰我说：“It is God’will”。完了，一切都完了！这是晴天霹雳，这是一个噩梦，生命是如此容易毁灭吗？我不信，至今我还将信将疑。可是事实是残酷的。先生已一去永不返矣！此为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展六时，即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就是我一切幻灭的一天！
熊希龄的丧事办得十分简寂。
然丧事办毕，葬在何处呢？当时各方意见不一。上海方面的亲友主张葬于上海。熊希龄的长女熊芷由重庆发来电报，希望火化后，将灵骨运往重庆。湖南省政府派人到港迎榇，准备予以公葬岳麓山（当时有彭施涤、赵恒惕、胡元■、何键等44人联名具呈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代呈国民政府行政院请予公葬），北平的亲友建议归葬北平香山北辛村的熊家墓园，因为这里有熊希龄自己筑的生圹，并且熊希龄的母亲、夫人朱其慧都葬在此。毛彦文说，从道理上讲，以归葬北平香山的熊家墓园为最好。可是，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从香港运柩到北平，确不容易，倘若途中出了差错，将追悔莫及。因此，她果断地作出决定：先暂时将熊希龄安葬在香港，俟时局平定后，再为归葬北平香山熊家墓园。于是托人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墓量字号地段购买了一处位置，于1938年1月10日，将熊希龄棺葬于此（半个世纪后，即1992年的夏天，毛彦文与部分原香山慈幼院的学生将熊希龄的灵骨归葬北京香山熊家墓园，并将墓园修葺一新）。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7）
熊希龄的丧事虽然办得简寂，然而人们在心里却为他筑起了一座座丰碑。国民政府在收到湖南省政府请予公葬熊希龄的呈文后，立即发出一份“明令褒扬”的专件，谓：“赈务委员会委员熊希龄才猷卓越，知识湛深。辛亥光复以后，屡任要职，望实允孚。嗣后办理慈善事业，提倡民众教育，愿力恢弘，功在社会。此次抗战开始，在沪创设伤兵医院及难民救护所，悉心赈济，成效昭然。近以忠愤填膺，撄疾逝世，追怀往绩，轸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交考试院转饬铨叙部从优议恤，并由行政院转饬湖南省政府举行公葬。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资表彰，而昭激劝。”1938年4月3日（即农历清明的前两天），上海各慈善团体与熊氏诸亲友在上海发起为熊希龄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追悼大会。朱庆澜在熊希龄的遗像上题了“霖雨苍生”四个大字。张元济起草的《公祭熊秉三先生文》，历述其生平事迹，闻之令人心恸：“……佛入地狱之大愿兮，思救死而扶伤；终凿枘之不相入兮，只善刀而自藏；骇帝制其蠢蠢兮，独归隐于岩廊；弦歌倏其将绝兮，幸馈贫之有粮；湘民所利将被夺兮，协众力而起为之防；念天下之己饥己溺兮，无一息之敢亡……”
张元济与熊希龄交谊甚深，尤其在戊戌时，他们同时被革职，当时遭党禁者共有20余人，先后云亡，到1937年仅存陈三立、熊希龄与张元济三人，而1937年内陈三立、熊希龄相继去世，则只剩下他一人了，故他对熊希龄的情感较别人又特别一些。他为熊希龄写的挽联云：“浩劫转旋难，归来异域，羁魂破碎，多应怜故国；知交零落尽，数遍前朝，党籍孑遗，我愧作余民。”蔡元培与熊希龄交谊亦深，他除了为熊希龄书写墓碑，也撰了一副挽联：“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鞠躬尽瘁，救世惜无老子军。”与熊希龄生前一起办理慈幼事业的陈鹤琴作歌颂道：“烽烟满目，戎马仓皇，际此时兮艰危，伤哲人之凋亡，草木下泪，白日无光，灾黎待谁拯救？儿童失去保障！维公伟绩，有如山高，有如水长！吾人必须从此继起，努力前进莫彷徨！前进莫彷徨！”
10年过去了，到了1948年1月3日，是熊希龄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子，毛彦文在北京石驸马大街22号熊宅又特地举行纪念会。熊氏的亲友、学生以及仰慕熊希龄的人都来了。毛彦文说：“冷落的熊宅，又见车水马龙，盛极一时。”这表明人们并没有忘记熊希龄。是的，人们不会忘记这位先哲的。《北平日报》的一位记者这样说：“岁月的冗长没有冲淡他在他的同僚、亲友们心中的印象、影响，以及悲戚的情绪，尤其是香山慈幼院历届所教养出来的五千余名孤儿，他们广被遗泽，过去曾，现在是，将来会，把熊氏虔敬的供奉在记忆里。就北方广大的群众来讲，凡是知道香山慈幼院这个组织的便会慕闻熊氏这个人，反过来说，仰慕熊氏为人的，也便知道他亲手创立的慈幼院；熊氏的名字与慈幼院，两者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可分。直到今天，慈幼院里有他，而他对于慈幼院，比之其他任何事业，却也是戮力尽瘁地费过一番经营。今天各方面来纪念他逝世十周年，不单纯是乡谊，世谊，以至于友谊方面的属于人情与情感上的形式与维系；纪念他，因为他曾种下一棵值得被纪念的‘因’。”
1月3日这天，《华北日报》、《世界日报》、天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一些刊物，都开辟了纪念熊希龄的特刊或专栏，胡适、林志钧、叶景葵、朱经农、成舍我、沈从文等人，都写了专门的纪念文章，追忆熊希龄的生平并表达对他的敬仰。毛彦文也写了一篇，她的文章最动真情。其中一段评论这样说：
先生自绝意仕途后即从事社会事业，这是一个新的觉悟。政治既无力令其改善，就不如把社会基层改造，奠定基础。故举凡救济工作，儿童福利的提倡，慈幼院的创立，处处表现有远大的眼光。二十余年前，绝无人用最新式的教养，培植孤贫儿童。本院于民国二十年即有家庭式教养，至今欧美先进国家视为最理想的机关教养方式，先生早于十六年前实行了。二十一年自与子女析产后，将他所得石驸马大街等处的房地产全部捐充儿童福利事业的基金，并设董事会管理之，他自己从那时起仅每月向董事会支数百元生活费而已，其自奉之薄，有如此者。先生待人诚恳和蔼，聪颖过人，其文章，其书法，其绘画，均足以传世。他尤爱国，虽不在位，对于国事仍极关切，不然也许今天还健在，不致因初期抗战失利刺激过深的原因而死于国难。至于在政治上，有正确的主张，对国家有不可磨灭的功勋，自有公论。
毛彦文的上述评论是贴切、中肯的。
然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熊希龄一生中难免存在着某些过错与失误，但是他的过失与他的功绩比起来，只能是大醇小疵，白璧微瑕。他一生盖棺论定，不失为一个赤诚的爱国者，怀有经国济世抱负的政治家，有志于造福人群的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与平民教育家。他一生蒿目时艰，尽瘁国事，关怀民瘼，为孤贫儿童谋幸福；他晚年披肝沥胆，舍生忘死，积极地投身抗日救亡，是永远值得后人崇敬和怀念的。
熊希龄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历史没能让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这是他和梁启超在政治上联手的失败。
但熊希龄没有因此悲观厌世，更没有采取梁启超的革命手段。
熊希龄好像老早就意识到民主政治革命是要“渐进式”的。如一时达不到健全资产阶级式民主政治和法制，则置政治于度外，而把察言与教育合为一体，使社会平民同受幸福。
熊希龄，是位很了不起的“白璧微瑕”的平民教育家的领袖人物！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1）
《民权报》主笔戴季陶胆子大，说戴季陶胆子大，似有给他涂彩意思。
大胆的戴季陶
戴季陶，本名字良，又名传贤，字选堂，又字季陶，笔名天仇，生于四川广汉。《民权报》于1912年3月28日创刊，是同盟会会员中部分激进分子创办起来的，对外自称是自由党的机关报。周浩担任发行人，戴季陶、何海呜等任主编。该报创办于清帝溥仪退位、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之后。当时袁世凯并没有显露出不尊重《临时约法》的迹象。可是，该报创刊后很快便以反袁世凯为宗旨，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袁世凯。特别是主笔戴季陶，发表了一系列以“天仇”为笔名的反袁“时评”和论说，针对袁世凯践踏民主、破坏约法、推行专制的行径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抨击。特别是1912年5月20日，该报刊出了戴季陶以“天仇”为笔名，以《杀》为题的短评，公然喊出“熊希龄卖国，杀！章炳麟阿权，杀！”的大胆言辞。
戴季陶的文章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也激起了袁世凯对他的极端仇视，决定拿他开刀，下令将他逮捕入狱。
戴季陶看到拘捕他的传票上写着：“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指国务总理唐绍仪）、熊（指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熊希龄）、章（即统一党领袖章炳麟）应即提究。”戴不服，当即振振有词地申辩说：“拘票上说的什么鼓吹阅报者杀袁，这算什么罪状？你们是租界的巡捕，袁世凯远在北京，并不住在你们的租界里，你们凭什么抓我？”
巡捕哪管戴季陶的抗议，粗暴地将他带回捕房。他是学法律的，很懂得使用法律武器进行斗争，遂向领班提出了三个问题：我这个案子，原告是哪一位？和租界捕房是什么关系？租界捕房能否代表中国政府在租界里滥捕无辜？问得领班瞠目结舌。
戴季陶第一次尝到了铁窗滋味。同室的囚犯见他西装革履，气宇轩昂，问道：“先生，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怎么也会到监牢里来呢？”
戴季陶说：“仓颉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阶级制度苦我，强弱关系害我。我不住租界，我不做官，我是中国人，我就到这监牢里来了。”又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戴季陶能言善辩，巡捕房又没有什么把柄，不久以无罪释放。
戴季陶自幼好学，从4岁起就跟其祖父识字，6岁入塾读书，以后逐渐接触一些西洋史方面的书籍。1902年进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学日文，受到业师徐炯反清思想的影响。次年考入客籍学堂。因抨击学堂监督品评课艺不公、偏袒富家子弟，而于翌年被开除学籍。该校理化教员日人小西喜欢他聪明好学，收容他在私人书斋继续读书。1905年秋他赴日本留学，先进师范学校，两年后升入东京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