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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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在报界十年，感寂寞与痛苦久矣。最近商报与本报之辩论，其主张且不论，然其攻击之猛，笔锋之锐，令为读之先自感一种愉快，甚喜我报界之有进步也。国事待讨论者正多，如吾两报，不宜为一个问题，辩难不已，宜自此结束论争，不必定孰为得失。”
其雅度深情，为新闻史上所仅见，此与先生二十年来热心奖进青年闻一善辄称道不置者如出一辙，盖天性然也。
翌年先生走北方，佐孙禹行将军于戎幕；余驰书敦劝，谓“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先生复书，有“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之语，未几而《国闻周报》出版，又越一年而《大公报》以新姿态与读者相见，先生卒以主持国论终其身，余乃转弃其所业而奉身于奔走，竟未践夙志，愧负死友多矣。
黄少谷先生最近所纪十六年郑州总部早餐之盛会，始重晤先生，最使余不能忘者，则先生郑重告语，谓“北伐统一后宜亟图复兴，振国防，集民力，以成中山先生之志，国民革命可成而不可收，此国运所系，应大家共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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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痛悼张季鸾（2）
先生之逝，海内外识与不识，皆深悼之，曾读先生文字者重先生之文，尤重先生爱国之热情，而凡与先生接触者，更钦服先生气度之渊深，用志之专一，气概之严整，态度之恳切和谦，与其爱国爱友尤爱青年之诚挚，然先生之性行，可以与先生相知最深二友之言代表之。二十四五年闻北方最危急，先生已多病，吴达诠先生来京，尝谓余曰“他人亦忧国，唯季鸾则真心爱国，从心底深处寝馈不忘以忧国，唯其如此，其病不可瘳，然亦唯如此，其扶病工作不可止”。而先生既逝之后，胡政之先生为余言：“各方如此称美季鸾，非逝者地下之志，季鸾为典型的中国文人，其自视至平凡，抑其工作精神，实亦一般记者所应耳，中国如须进步，虽产生季鸾百辈不为多也”。先生临死前夕犹殷殷询日美谈判事。平日每闻誉言，辄避开话题。能阅欧宇之书报与通讯，而人只知其通东人语言。故吴胡二氏之言，实龙状其生平”。
先生不只为文人，而其文字实别具一格，许君远君言先生尝劝人读吕东莱王船山论议，余意季鸾先生实得力于汉人之文，故砥节砺行亦似之，季鸾之文最廉劲峭拔，亦最畅达明快，二者难兼而彼兼之，盖意蓄于内，情溢乎词，料材丰富而洗练喷薄以出之，其最精之技巧，则在单刀直入，先提出明确简单之结论，而阐之以经过精思审择之论证，更贯注以热情，虽寥寥数语，亦常能透纸背，即长文亘数千言，亦耐人咀嚼不尽，所谓“有感情，有活力”，其论文如此，书翰亦如此，今王芸生君文得其十之###，先生有传人矣。
先生早岁入同盟会为会员，革命大义，不只习闻之且亦力行之，故其认识国民革命为最深，近年未著党籍，然未尝一日不以中国国民党之荣枯盛衰，引为自身之休戚，尝谓今日之吾辈责任，在保障中华民国，因之，即不可不尊重中国国民党，欲恢复中国独立尊严与求得中国自由平等，宜全国协力，国民不能对党冷淡，而党则必须自重。其论释三民主义，见之文字谈论者，谓民族主义之中心在春秋大义，在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之传统精神，在不受侵略亦不侵略兼并，其手段为国防。民权主义之中心在造成中国的彻底民治，其途径为尊重不违国家利益之言论自由，使人人对国事具有负责之自觉，在战时则应绝对尊重国家纪律，而其手段为教育。民生主义之中心在使民众普遍有生活，而在战时应使人人乐意过平均刻苦之生活，其手段则为经济建设。此皆能把握三民主义之最高义谛，同盟会时代之意气与血液，民元以后革命党人之艰危奋斗，贯注于先生之脑筋而凝集为真诚笃实之思想，又前瞻世局，一秉爱国公识而努力，以求国民革命之成功，洵非涂饰门面者可比。先生尝语余“民国元年我曾一度事中山先生为总统府秘书，引为毕生之殊荣，十载艰难，何幸乃有继承，中山先生志事之全国领袖，国民党员如何可以不尽力。”此言真足令人感彻心脾也。
先生自民国二十四五年后，对余之交谊由文字气谊进而为道义之切磋，半年以来，过从谈论尤密切，其论世界局势，论敌情，论战局，论一般政治者，或不必殚述。而其在此次病作以前之两段谈话，宜追纪之以告于同志与青年。
其论国事前途者：谓“千言万语必须巩固国家基础，他事有可商，此义无疑问。中国前途决定有希望，但同时不是无危险。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与道义上负有保障民国之责任，亦有权要求人民以服从战时政令，以巩固国家基础，然负责所以求成功，此为最要义。一切政治经济与国防上之缺点，必须勇于改正，地方利病，人民痛苦，必须敏于发觉，勤于救济。负公务责任者，其身伤欺其责任本同于党员，应自知为公仆，不能再泄沓因循，不能忽略此大义。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原是要国民大家负责，所以实行民治是天经地义之事，但不断改善实际，尤应放在实行民治之口号之先，今日大家应负责不可自己有责不负而卸责于他人，党内之党员如此，党外之国民亦如此。譬如作战，部队位置有前后而任务无分别，同船一命，今日之事，此一语尽之矣，而尤要者为提倡风节善导青年。”
陈布雷痛悼张季鸾（3）
其论提倡风节善导青年者，谓“今日士流之风气最可注意，而青年训练宜使有定向。今日青年真有极可爱者，但青年界现象亦有极可忧者，青年只要有热情，有才气，有志趣，则幼稚急躁并不足为患，惟浮薄放荡，冷酷颓废，不知自重，流于自私，此而不予挽救，则无异国家百年生命之自残，因前者不过是浮面病象，而后者乃是难治之痼疾，凡标新立异，激越以鸣高，其实皆出于贪竞自私，无以自立，故无以自守而自重。国民教育应教做人，教立志，要使民族少年成为有建国医国共同意志之国民，必须期待每个人有刚健不屈的人格，如此则国家利益所在，即天职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之前途，乃有真实继起负荷者。中国本来有教导做人的极好标准，余以为即在《礼记》之《儒行》篇，有人或以此篇为汉儒伪托，要知即令汉儒所为，但其所提倡刚健特立之儒行，实为我民族二千年前固有精神，中国欲成为世界第一等国家，此必须特别提倡。”先生告余此语时，目炯炯而语音特沉着响朗，如有千万俊伟青年环立其前。越日而《大公报》有“论政治教育”之一文，特别标揭“儒行”，此当为先生最后呕心杰作之一。青年之景仰先生者，不可不重检四月二十六日之《大公报》社评与儒行本文而一读之也。
季鸾先生所给予我之印象太深，嘉言大多，凡他友所已道，兹均略之，谨述其有系于国家民族与教化之大者，泫然书之，而犹不能尽。呜呼！善人逝矣，其精神不死，其立言乘教之苦心。永远不死，奕奕光辉，如在左右，邦人诸友，吾党同志，必有以慰先生九泉之望也。
悼文中，陈布雷对张虽无国民党党籍，但服从蒋介石的评价大体是符合事实的，解放后也有人称张“亲蒋”、“媚蒋”，“《大公报》对蒋介石是小骂大帮忙”等等，但是无可否认，张季鸾是爱国的，对重大事件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例如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因为1919年，张在上海《中华新报》任总编辑时，与沈钧儒共事过（沈是主笔），两人私交甚笃。陈布雷在日记中对沈钧儒多有诟病，那是他的立场所至。据说庐山谈话会中，叶楚伧想让沈钧儒等俱悔过再由杜月笙保释，送到庐山开会，以掩饰当初逮捕七君子并未做错。当时陈布雷、张季鸾都在场，蒋介石说“不要这样麻烦了”，叶楚伧却说：“钧座放心，沈钧儒已同意这样安排，”蒋指示“一定要在开会前把他们送来，”谁知沈钧儒等不买账，写了一篇“答辩状”，当时报上不敢发表沈等“答辩状，”张季鸾当然经陈布雷默许，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沈等的“答辩状”，1937年7月31日沈等七君子无条件出狱，被接至南京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张季鸾特地在中央饭店门口迎接。陈布雷虽未直接与沈等接触，但他是默认张季鸾这样做的。西安事变，陈布雷通过张季鸾的《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论，指张学良“叛国”，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回京，被软禁起来，张季鸾认为张学良悔过“是真诚的，”这一点陈布雷也有相同看法，但他不敢明说，1937年6月初，张季鸾去庐山参加谈话会，张季鸾还向蒋力谏放张，蒋介石不表态，张季鸾激动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1937年7月19日，蒋介石召集在庐山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达成改组工农红军为国军共同抗日意见，召见了张季鸾，陈布雷也在场，蒋只告知张一个字“打”，张就逢人便说：“《大公报》方针已定，我刚才见了委员长，他表示抗战决心已定，一个字——打！”《大公报》就全力宣传抗战，陈布雷其力乎！
其后，王芸生接了张季鸾的班，在陈布雷日记中，代替张与陈打交道，陈布雷代表国民党控制《大公报》，主要通过张季鸾、王芸生等之私交，并不强制下令，而是潜移默化，让新闻界为国民党做“小骂大帮忙”的事，当然，在爱国这一点上，张季鸾应该说是不亏的，当然，陈布雷在经济上也帮了《大公报》不少忙，战时外汇很紧，陈布雷在日记中常记有给《大公报》搞了几十万美金以购买设备和新闻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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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对子女、家乡情钟万千
从1940年到1942年，陈布雷对大哥与四弟和子女仍寄以极大关心，特别是对他的爱女陈琏，因1941年“皖南事变”，一度失踪，陈布雷更是日夜焦虑，他托他的外甥翁泽永给郭沫若当秘书之便，向周恩来打听过下落，1942年初得悉陈琏行踪后，在日记中几乎有20几次记到怜儿怎样怎样，一片爱女之心跃于纸上。
1941年9月14日日记中记到对子女教育，那一天是星期日，陈记：“七时起，为迈、远、遂三儿各书一自省课目，召集讲解之，盖性行各有偏至与缺点也，讲毕付之保存，细儿亦与于听讲焉，致泉儿皓儿各一书……”，这时陈琏已失踪几月了，陈布雷觉得非要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和管束了。1942年元旦，正逢其妻子王允默50岁生辰（1月26日），陈布雷在元旦日记中记：“……十一时到官邸谒委员长。行礼毕并报告数事，旋奉命至交通银行访友未遇，留剌而归，即偕九妹、细儿等回老鹰岩，今日为阴历十一月十五日，并预祝允默五十生辰（一月廿六日），特在山寓备酒肴汤团，集家人作一日之欢，肴馔系四弟望弟所备，到四弟、七弟、二儿、三儿及实之、积祚等十六人，欢叙至四时始散……余饮白兰地二杯余，酣睡至七时始起，精神愉快，八时略进稀饭，集家人欢叙一室，并听广播，以终年劳碌，今日完全休息，十时即就寝。”这可以说在战时陪都一次家人的难得的团聚，就是缺了一个他心爱的怜儿。但是过了一个多月，陈琏突然有消息了，实际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琏根据组织上布置，离开西南联大，转移到云南农村隐蔽，后来党组织见一个女孩子，在农村长此以往不很安全，就指示她可以回到重庆，所以她先与在云南昆明的八叔联系，1942年2月7日，陈布雷日记中记：“……七弟、细儿来，闻怜儿有消息，且悲且喜……”2月8日日记中又记：“……今日续有二喜讯，一为六弟安抵肇庆，一则怜女已有来函告行踪也……”陈布雷在日记中还坦露心境：“……七时，惟果伉俪携儿女来，留共晚餐，此心乃怡悦，余近年最爱与十岁以下小孩接近，殆老年心境欤。”但陈布雷心境还是烦忧的，2月12日日记中记：“今日天气严寒，为四川所罕有，余心中忽感繁乱与凄苦，竟日不欢……自七日以来此心即感极端之沉闷，强自镇抑，不使发作，允默知余心境，遂亦留此相慰，余细思烦闷之由来，当有数因：（一）时局日益紧张，今后一切应付，弥感艰难，孱躯今冬较去年更为疲滞，精神委顿，深恐不称联任；（二）诸儿服务地点未定；（三）积叠工作太多，又无力即予处理；而（四）最大之原因为祖望、省吾、子猷以至学素等工作之不如我意……自憾无用人能力，至于此，今后时事日艰，恐振作更不易矣，此意难为人言之，言之徒增愧耳……”可是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