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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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先生，布雷遵命，但是不知怎样去做？”
“这样吧，具体可以由第四组组长陈方负责，其中一般性经济资料，可由第四组一二人负责整理，较为重要的经济情报，则可以由陈方、李惟果，加上军需署署长陈良会同进行分析、判断，最后交给你。”蒋介石布置得很具体，“你还可以在每一个高级军、政官员身旁找一些人，要可靠一些的，叫他提供经济情报，逢年过节也可以发一些津贴给他们。”蒋介石特别指出，譬如对张治中，也要派人监视他的经济开支情况。蒋介石问：“你看派谁好呢？”
这下可使陈布雷傻眼了！他与张治中私交不错，他也知道张治中是蒋介石颇为信任的人，但是张治中政治态度比较开明，思想比较进步，同中共领导人较为接近。这是不是使领袖心中对张治中不放心呢？
后来，陈良提出了一个监视张治中的人选。陈良与张治中关系也是不错的，张治中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时，曾委任陈良为军校的经理处处长。此后，经张支持，陈先后担任军政部会计长、军需署长。1941年，陈良有一个学生魏锡熙在署内任上校设计委员，这时张治中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面嘱陈良代为物色一个中央团部的财务组组长，陈良遂把魏介绍给张治中，张治中很相信陈良，因此对魏也深信不疑。陈良说：
“布雷先生，我看就叫魏锡熙来担任侍从室的经济情报员，可以吗？”
陈良把魏叫到侍从室，陈布雷对魏说：“这是领袖布置的特别任务，要绝对保密。你可以把张在三青团的政治性经费开支，以及各项专项和私人机密费等情报，及时报送经济情报组。每年年终侍从室将给你二两黄金津贴费。”
魏锡熙先后把发展三青团组织、建立三青团各级团部、建立各地青年馆、举办各地青年夏令营、召开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等经费预算、开支情况，还有张的特支经费等情报，密报陈布雷。这类经济情报，表面上看是一般统计数字和资料，实际上可以看出张治中的政治动向。蒋介石说：“钱用在什么地方，这很要紧，经济决定政治么！”
抗战胜利，蒋介石准备在东北设立东北行营，原来内定的行营主任是张治中。当时新疆发生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事变，新疆省主席吴忠信急电告急。张群、白崇禧、陈诚三个人都主张张治中去新疆。当然，张群是想排斥张治中，调虎离山；陈诚则是由于宿怨，因为张治中一向反对陈诚“几个月消灭共产党”的叫嚣，他想把张调离蒋之左右已非一日。于是熊式辉当了东北行营主任，以张治中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仍旧把魏锡熙带到新疆任省府会计长兼西北行营迪化办公厅第6组（财务）少将组长。陈布雷密嘱魏：“一如既往，继续监视张治中经济上的开支，要看出张的政治动向。”
魏锡熙先后将统一新疆币制，为解决邮电、公路交通而拨给三区的经费，三区民族军粮饷，召开新疆参议会经费，张治中视察伊犁和南疆开支，新疆军垦计划及经费预算，修筑迪（化）、哈（密）公路、飞机场经费，西北民生实业公司资金，张治中赠送各民族头目犒赏费、文化活动费，还有张治中机密费等，详详细细，原原本本不断密报给了陈布雷。
党内有党，派中有派（2）
1946年12月底，魏锡熙随张治中从迪化到南京，向行政院商洽新疆财政问题时，秘密去见了陈布雷和陈良。陈布雷说：“魏少将，委座对你工作甚表满意，以后继续和侍从室联系，有关张在新疆的政治活动也要报告。”
第二年3月中旬，魏锡熙从航空班机中寄了一封密件给陈布雷，陈布雷拆开一看，这次魏锡熙写的完全是政治情报。说：“今日，张在迪化新大楼西北行营召###议，到会的有新疆警备司令宋希濂，西北行营秘书长刘孟纯，新疆外交特派员刘泽荣，新疆省民政厅厅长王曾荣，迪化市市长屈武等，密商与三区决裂后新疆局势。张在会上说：‘我这次回南京，和健生（白崇禧）、礼卿（吴忠信）等长谈，他们都劝我不要再兼省主席。蒋主席也希望我能抽身参与商讨中央决策大计，省主席继任人选，中央同意以麦斯武德充任。’……”
陈布雷把情报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点点头说：“张文白（张治中）采取强硬态度对付三区，能贯彻中央意图。我看，叫姓魏的停止监视吧！”
陈布雷舒了一口气。因为对知友进行监视，他心里感到十分痛苦。到这时才如释重负。
陈布雷撰文电加强与西方各国联系（1）
从1940年下半年到1942年，这两年半中，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高潮，特别是1941年1月发生了亲痛仇快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积极###，抗战形势发生了逆流；日本侵略军自1941年珍珠港向美国发动了突然袭击，后向东南亚、印度###半岛进攻；美国终于被激怒，卷入了这场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也向苏联发动了闪电战，一直打到莫斯科城下，德军而且席卷东欧各国，意大利也逞凶巴尔干半岛，形成了德、意、日轴心国，而中、英、美、苏为首的则形成了反法西斯阵线。蒋介石和陈布雷把注意力投入到外交方面。
陈布雷《关于战时物资管理改善意见节略》蒋介石与宋美龄已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政策密切注意，陈布雷1940年8月29日日记有记：“……八时后为蒋夫人修改‘吾人对西方各国政策之观感’一文，全文长约五千言，根据英文原稿对照修改，以原文构句太长，译者又太拘滞，故修改异常费力，至正午尚未完稿，委员长约谈，遂暂置之……（晚）继续修改蒋夫人之论文，至十二时后始完毕，就睡时已一时余矣。”9月28日日记中又记：“七时起，阅报知德义日订定同盟已成立公约，而中国抗战与世界问题更成为密切相关矣……四时参加官邸会谈……讨论对德义日同盟之态度，委员长主静观二三日，嘱外交部先拟声明稿……”9月29日日记中记：“七时卅分起，一起草改邵大使电及致各战区将领，说明日德意协定与我抗战关系之通电，至十时校缮完毕，携呈亲核，又修改一次后，下午发出……”11月1日日记中又详记“约董显光同过江，十时五十五分到达即同谒委座，阅上月卅日美大使詹森口诵之美政府文稿及卅一日英大使面交之英政府覆电。美国覆文较详，除对我抗战表示钦佩外，并申述美国现时所致力者在与轴心国争取时间，美国正在努力增加生产，并统治生产，期使出产在量与力上足能应美国之要求，并应‘为生存而奋斗’诸国家之要求，美国传统政策，在未有行动前，不愿受任何约束，然为维护其向来尊重之原则计，愿采实际和平步骤，与各国作共同行动，且认中美两国利益多相符合云云。英国覆文较简短而概括约有五点，委员长阅后命余将此两件摘要告宋子文先生，托其转致郭、胡两大使，并嘱面告美当局，在年内务必接济我以飞机二三百架，须知中日战争以此半年内尤其本年之内为重要关键云，退就办公室起草稿至一时完毕，携至山舍亲呈核定……”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1940年10月17日下午4时，陈布雷偕《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同谒委员长，研究国际局势，委员长认为，日美战争意不可免，谓国际战争有事前竟无迹象而突发者，未有形迹已成而不爆发者也……”，12月31日陈布雷在日记中记有：“八时起阅报载罗斯福总统卅日炉边谈话广播词全文（合众社电），较路透、海通两社原稿为详，以委员长命，引用其词加入告全国军民演词，乃加了一段，亲携至黄山呈核……（晚）七时委员长将演词广播，约二十五钟毕，即交中央社发表……”日美发生冲突，世界大战形势，特别在远东发生改变，蒋介石与苏联，特别是与美国关系问题，更密切注意，据陈布雷1941年12月6日日记载，蒋介石“……口授要点，命拟覆斯大林函（系十二日来函），退归寓即起草，交缮。午餐后送至……”12月21日日记记：“……十时卅分到官邸谒委员长，交下致罗斯福电（即交李秘书译为英文），又命发邵大使，电告我方提议五国军事会议之纲要……”到了1942年，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元旦广播稿，更是集中的表现，现将陈布雷在日记中所抄原文摘录如下：
民国三十一年元旦对全国国民广播词第一次稿
全国同胞暨海外侨胞：
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三十一年的元旦，是国家社会气象更新的一天，也是我们每一国民奋发朝气立志自强的一天。我们在抗战中过新年，今天已是第五度，自从去年十二月九日（美）对暴日正式宣战，并对德意两国同时宣战以后，我们的抗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应该有新的觉悟和新的努力。当此新年令节，我十分怀念我们前线的将士，征人的家属和为国受难艰苦奋斗的海内外同胞，我要对我们全体同胞说几段重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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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撰文电加强与西方各国联系（2）
过去半年来尤其一个月以来抗战形势和从前大不相同，过去我们是单独奋斗，在国境以内抗御日寇，在宣战以后，我们已经和英美苏联和其他各友邦安危一致并肩作战来彻底消灭人类的公敌，我们所预期更重大的任务终于降临到我们军民的身上，然而我们的前途也更远大而光明。我们已经挑起了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正义所应负荷的重担，侵略者一天不打倒，人类文明安全和国家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一天没有保障，我们这一副重担就一天不得放下。我们必须尽全力来保卫我们的国土，保卫太平洋上的安宁，我们必须打倒十年来刻骨深仇的敌寇，打倒侵略轴心在东方战场上猖狂的暴力，才是我们上对民族祖先，下对后代子孙，中对全世界人类尽了我们这一代的贡献。各位同胞们！这任务不是寻常，需要我们十分谨慎和努力，这任务也不难达成，只要我们能够十倍奋发和努力！
在这个抗战全局广大开展的时机，我要我们全国军民切实认识的就是日寇必败，毫无疑义。抗战几年来，我每次对全国播讲，屡次提到敌人的失败，已成了定局，在去年的元旦，我曾经对全国军民播讲这个道理，现在又过一年，在检讨一年的内外情势中，我更确信这个理论。换句话说：自从日本无端对美英挑起战祸以后，日本的失败更是百分之百的定局。从十二月八日到今天，时间还不到一月，太平洋上的战争从夏威夷一直蔓延到马来亚，这二十二天的经过，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英美两国所受的损失是相当巨大，珍珠港的袭击与香港的失陷，英美两国人士提起来是切齿痛心，但是要晓得日本这次发动太平洋战争，正用得着我国一句古语所谓“饮鸩止渴”，这就是说：拿烈性的毒酒来暂时兴奋而实际自寻死路。一年来敌国日本千方百计，鬼鬼祟祟，用尽人间无比的卑鄙和诡诈，终于掀起太平洋的大战，对英美两国作这样大胆的攻袭，这实在是日本军阀“饮鸩”的开始。日寇为什么要“饮鸩”？因为要“止渴”。日本军阀这几年怎样会焦渴到如此？就是由于他国力本来薄弱，而抱着狂大无比的侵略野心，由于他遭遇我们中国坚强的抗战，而没有方法结束其所谓“中国事变”，日寇无论在人力物力各方，哪一样比得上反侵略友邦中的任何一国，经过四年半在中国战场上的死伤和消耗，他国内的兵员固然一天天的减少，而军需物资，本来自己生产不多，尽靠国外接济，因为不肯悔祸，受到禁运的影响，眼看得储藏量快要用完了，海上运输力一天天的减退了。又因国内原料燃料以至劳力机械样样短少，重要的产业多半停顿了。这种种危象反映到他社会的不安，民心的怨望，在政治方面今天一个内阁，明天一个内阁，变来变去变不通，在国外，恫吓欺骗、投机取巧，样样无所施其伎，无论精神物资，政略战略，都是焦闷彷徨，一无出路，这正如一个人焦渴欲死的时候，找着任何饮料也要拿来狂饮解渴于一时，也正像一个人到四顾茫茫到处荆棘的时候，明知没有路也要盲目乱撞而奔投绝路。日寇的对英美宣战诏书所谓“旷日持久，经济上军事上之威协日增”，以及“帝国生存将濒危殆”，这正是他全国上下焦渴欲死的心情之自白。在精神上既需要刺激和麻醉，在事实上也只有行险以侥幸。总之一句话，是因为熬不过焦渴，所以不得不“饮鸩”。至于“饮鸩”以后在短时期内自然会“止渴”，今天日本国内所夸耀的战争胜利，今天英美在香港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