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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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班人怎样搞?唉!###在南昌暴动,南下潮汕;孙传芳、张作霖在北方,虎视眈眈。看他们怎么办?”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陈布雷回乡小住(2)
姚琮来到,蒋介石叫姚琮集合全师,跟他回浙江。姚说:“总司令,我的师已经分散,集合不起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湖蒋怒不可遏,大骂道:“你,混蛋!滚蛋!”骂走了姚琮,又对王世和说:“你赶快集合全团跟我走!”王外出集合队伍,但其中一个营不肯走。
8月13日下午2时,蒋介石在南京上了火车,陈布雷也上了车。车站上冷冷落落,也没有送行的人,同昔日“热烈欢迎”的情景相比,真是凄凉得很。“唉!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实在太使人心寒。”陈布雷坐在车中默默地望着渐渐远去的紫金山想着。
火车不是专车,而是挂在2点30分开的京沪特别快车上,到达真如车站,已是7点多了。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警察厅长吴忠信,还有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等,已在车站恭候。火车一停,马上上车与蒋相见。陈布雷对这些人也是熟悉的。约过了半小时,火车就改挂车头直开杭州,约11点,到了杭州城站。前来迎接的有浙江省府主席张静江,省军事厅长兼省防军司令蒋伯诚,保安处长竺鸣涛,他们陪蒋到了湖滨澄庐,陈布雷也被邀同住。蒋介石说:“难得有空,布雷先生,你也与我一起游西湖吧!”
这时,蒋介石的哥哥蒋锡侯在杭州任浙海关监督,也来陪同蒋介石游西湖,岳坟、玉泉、灵隐、天竺都去了。这些地方,陈布雷在浙高读书时都去过,但这次与蒋介石一起游玩,又是别一番滋味。从三潭印月到蒋庄时,陈布雷介绍说:“这原是廉南湖、吴芝瑛夫妇别墅,别名小万柳堂,后转售于南京人蒋氏,故号称蒋庄。”
蒋锡侯诙谐地说:“到了自己的别墅啦!”大家都笑了,便坐下吃茶。陈布雷总感到蒋介石这个大哥大粗俗。中午在“楼外楼”吃饭,蒋介石因为牙齿不好,喜欢吃软一点的东西,西湖醋鱼顶适合他的口味了。他们谈些风景古迹,看来颇为悠闲,但是陈布雷心中若有所失,也有如释重负之感。
陈布雷这一次只给蒋介石写了一个辞职宣言,述其###之经过,及宁汉合作、并力北伐、彻底清共之三点愿望,并谓虽自劾归去,仍以国民党员资格,努力党务。愿引退让贤,以促成团结,云云。这个宣言是过上海时交报社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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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乡忆旧惟正统(1)
蒋介石到溪口去了,而陈布雷则从慈溪下车到官桥老家小住。
官桥属慈溪二六市,是一个山口小镇。一片平原,8月间正是割稻时节。陈布雷自幼在此长大,对故乡的一草一木自然深有感情。但故乡留给他的最深的思念则是三个亲人的丧亡,都是在官桥老家,而且都由陈布雷亲手成殓。
第一次是他16岁的时候,与三弟同在慈溪县中读书。4月6日,家里的老佣人来慈湖学校叫陈布雷兄弟俩,说:“母病甚重,望速归。”陈布雷与其三弟徒步而归,过皇桥,天色昏暗,下起瓢泼大雨,把兄弟俩淋得落汤鸡似的,陈布雷心知不祥,冒雨急走,到了官桥村庄,碰到族人问:“母亲病情如何?”答:“不起矣!”陈布雷兄弟俩当即大哭起来。到家时,其母已移灵于堂前。他母亲生五男六女,气血太亏,刚生下五弟训恕不到两小时就死了,年仅39岁。陈布雷伏地大哭,想到三天前辞别母亲去慈城时,母亲还对他说过:“好好读书,冷热当心。”哪料到这竟是慈母的最后一次叮嘱啊!
陈布雷特地到离村不远的王家桥北之东山麓他父母的墓地去祭扫一番。他站在父母墓前,他父亲去世前后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眼前。陈布雷的父亲陈依仁是1914年6月19日患伤寒不治而死的,还只有49岁。陈布雷记得,1913年旧历除夕,陈依仁召集陈布雷兄弟姐妹说:“算命先生说余年40,汝母将谢世,又说余48岁不吉利,过了这一关则可活到60多岁。汝母去世为39,其言真灵。故余近年常恐一旦弃汝等而去。今已除夕,当无患矣。”陈布雷等听了也有些高兴,庆幸父亲熬过难关了。不想1914年6月5日起,其父略有寒热,那年天气酷热,不宜于调养,又一直没有请医生诊治,一直到初十以后,才请慈城保黎医院吴莲艇医生每天诊治,断为伤寒。至17日起病加重,这一天夜里,陈布雷梦中似乎有人以草绳缚他身子,大呼而醒,不敢复睡。及19日夜9时,陈依仁气促痰塞,陈布雷伏在床前,陈依仁握着陈布雷的手,瞠目直视,发音模糊,两只眼眶中,泪迹莹然,陈布雷不禁哭出声来。陈依仁握着陈布雷的手,再三屈曲陈布雷的拇指及食指。陈布雷不解其意,最后高声问道:“父亲,是否家事及宗族之事?儿必放下其他一切事业努力承当。”陈依仁微微颔首死去。
陈依仁殁时,陈布雷的妻子杨宏农正住慈城保黎医院做产,听到噩耗,即抱着弥月的孩子返家奔丧。
陈布雷父亲死后,弟妹众多,又均年幼,一个大家庭的担子全落在他的肩上。陈布雷少年时一直在外读书,居家日少,即使假日回家,其父亲也叫他独处书房读书,不问家务,因此柴米油盐,簿籍会计,他根本不知道。而现在要管这一大摊子家务,他只好辞去教职,花了两个月时间,学习珠算,整理各种账册,还请了一个助手帮忙。陈依仁死后,陈布雷的后母叫杨宏农当家,杨宏农年轻胆怯,不敢接受,后来陈布雷的外舅说:“长房长媳理该当家。”始涕泣受命。那一年,陈布雷夫妇俩骤承家务,繁忙异常,忧伤抑郁,笔墨书籍几乎一概摒绝。
陈布雷在家乡住了几天,忽然听到余姚那边有人来说:王世和带了两营侍卫队从杭州步行到达百官后,在百官乘上火车到宁波来保卫蒋总司令,谁知车过余姚,有两个连下了车,到余姚城内把银行劫掠一空,拖枪拉上四明山当“山大王”去了。
“唉!”陈布雷喟然长叹。他想,这样你争我夺,算什么国民革命!但是当他想到蒋介石知遇之恩时,又不禁心中热血沸腾。这时,他的妻子王允默温言劝他:“我看你这几天心情甚为不好。听说阳觉殿刚修过,风景十分秀丽,何不到彼处一游,酷暑苦热,山上风凉,权当避暑如何?”
陈布雷是知道这个地方的。它坐落在离二六市不远的大霖山上,北依三湖,即三北平原的杜湖、白洋湖、上林湖;面对姚江,自然环境险要,素有“江南小水泊”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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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乡忆旧惟正统(2)
大霖山脉由西北向东南,海拔四百多米,为慈西和三北平原的一条分水岭,隔姚江与四明山对峙。那里岭脉逶迤,山岚萦绕,万壑风雷,拍天松涛。陈布雷与王允默是坐着轿子去的,但到了山上则是步行的。他俩登上绝顶,鸟瞰景色,只见峰峦叠嶂,磊头涌起,千岩竞奇,龙腾虎跃。他向南远眺,姚江宛若一条银白绸带,自西向东飘然而去;朝北观望,惟见三北平原浩浩无垠,伸向杭州湾海天深处。
“这阳觉殿,亦称阳觉寺,也叫羊角殿。”陈布雷对王允默介绍说:“像你们镇海的阿育王寺和灵峰寺一样,它创建于元代至正年间,明万历时改建。据说昔有名士袁充曾隐居于此,故有‘清隐庵’之称。”
“那么为何称羊角殿呢?”王允默也是一个知书达礼的女子,她问。
“因庵前有田似羊角,俗称羊角殿庵。确实是一个隐居的好地方啊!自蒋先生下野,我回家小住,真如释重负,如能来这里读书,清静悠闲,摆脱俗务,那多好啊!”
王允默看到陈布雷兴致很好,也凑趣道:“那么你何不来此栖息读书?”
“唉!”陈布雷轻轻叹了一口气,“身不由己啊!蒋先生一旦出山,他一定要找我……何况这地方也不是久留之地,山势险恶,历来乃盗贼出没之所。”陈布雷想到王世和两个连队拖枪上山之事了。
不错,这羊角殿——阳觉殿,历来为农民造反聚义之处。明代隆庆年间,三北阮来成等好汉,联合民众聚义于此;他们结寨练兵,反暴安良,抗拒官府。康熙四十六年,嵊县人张廿一、张廿二兄弟为首,湖州施文远为军师,聚众百余于羊角殿。曹雪芹的舅公李煦当时任宁波知府,他向康熙奏折中陈述:“闻浙江四明山有贼……聚宁波慈溪羊角殿地方……”
陈布雷和王允默游玩了羊角殿。因为这里刚经过较大维修,殿宇画檐飞栋,金碧生辉,正殿全部是橙黄色筒形琉璃瓦,那“大霖禅寺”的匾额更是金光闪闪。陈布雷夫妇走遍了一寺二殿三院六堂:大霖禅寺、天王殿、罗汉殿、葛仙院、韦驮院、观音院、佛堂、斋堂、灶堂、库房、客堂、禅房,都一色新修,整洁清静。
陈布雷不觉吟道:
万壑松涛万竹烟,摩崖直欲挹青天。
步穿险蹬云双履,笑破浓萝绿一肩。
僧住人踪不到寺,谷攀鸟道偶寻禅。
数声清磐冈峦回,澹却维扬鹤背钱。
“你很高兴,今天竟作起诗来了。”王允默说。
“不是我写的,这是明袁宏道所作,他在江苏吴县任县令时,欲写《徐文长传》,为考察徐渭生平,专访过浙东,曾登上阳觉寺,触景生情,写下了这一首诗。”陈布雷说。他们尽兴回到了官桥家里,这时张群派人来找陈布雷,问:“布雷先生能否跟蒋先生同行赴日本?”
陈布雷的雅兴顿时一扫而光,讷讷地说:“请回复岳军先生,我不谙日语,恐不能于蒋先生此行有补。”
只愿任先生的私人秘书
1927年10月,陈布雷又到了上海,任《时事新报》特约撰述。这时,蒋介石出国去了。蒋介石赴日本,除了政治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去追宋三小姐的倩影。他已经与宋美龄相识四五年了,彼此心心相印,惟宋老太太不同意,因为蒋介石有元配夫人毛氏。蒋蒋宋结婚照介石这次下野回家与毛氏名义上离了婚。这些事,陈布雷是知道的,但他认为一个伟人,这种生活琐事是免不了的。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后,与宋美龄办了婚事,1928年1月,回到南京,又上了台,准备继续北伐。蒋介石当然没有忘记把陈布雷也约到了南京。
陈布雷开始住在南京铁汤池蒋公馆,过了十来天,搬到总部西花厅,蒋介石特地向他介绍说:“此为昔日曾文正公所居之处也。”陈布雷肃然起敬,他对曾国藩也是崇拜的。蒋介石有意任陈布雷为总部秘书长,让陈立夫转询。陈布雷婉言辞谢。
陈立夫回报蒋介石:“蒋先生,陈布雷一介书生,公务繁剧,怕不能胜任,就不必勉强他担任这种要职吧!”
蒋介石后来索性自己问陈布雷:“愿担任何种职务,你自己选择吧!”
“我的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则愿任先生的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之助。机关重职,则非所胜。”
蒋介石笑笑说:“怎么可以屈你做我的私人秘书呢?”他想了一想说:“布雷先生,你是否愿意任《中央日报》主笔?”
“蒋先生,听说《中央日报》已有彭学沛主持编辑,成绩甚佳,我怎可取代。我还是回沪上,《时事新报》曾约过我。”
“嗯,布雷先生,这样也好。你有什么困难,以后尽管来找我。”蒋介石似乎有点恋恋不舍的样子。“我将出发到徐州去,有什么事可以电告我。”
陈布雷遂入《时事新报》任总主笔,主持社论。他又兼办“戊辰通讯社”,安插《商报》旧人。又与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陈果夫等创办《新生命月刊》。
陈布雷在《时事新报》主持笔政,但是连他自己也感到不复如在《商报》时敏锐。他说:“余所撰者,一以完成革命救国为立场,故措辞必力求平实,一般以为不及在《商报》时之勇敢,然中央诸公则以为如此宣传,在统一国民见解上较为有效也。”
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后。陈布雷撰写了《暴日膺惩》一文,揭露日本军阀阻挠我国民革命军,陈师鲁境,辱我官吏,残我民众。但是陈布雷又想:“北洋军阀未除,国内尚未统一,何能对外开战?”于是转移论锋,提出“统一第一”的口号,督促国民革命军一意北伐,要求“国民忍辱负重,彻底图强”。陈布雷的言论已逐渐和他的为人一样,带上了稳健温和的色彩。读者不复以辛亥革命时的“布雷”和“五卅”运动时的“畏垒”看他了,人们已经把他当成蒋介石的代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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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祭告孙总理(1)
1928年5月中旬,独立第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