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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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感想（代序）（1）
毛翼虎
王泰栋同志以其所撰之《陈布雷大传》给我看，他是一位有心人，为写此传，下了不少工夫，费了大量心血。几经修订，庶成此稿。我通读以后，不禁思绪万千，感触多端。
布雷先生是我的宁波大同乡。忝属晚辈，虽少交往，但早年对他的文章道德，是颇为心仪的。1948年，我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时，有机会得在南京识荆，曾多次偕同浙江同乡去看望他。他沉默寡言，谦恭有礼，使人有肃然起敬之感。有一次我问他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形势，他用缓慢低沉的口气对我说：“力量”和“形势”两个词要分开来讲，论“力量”，国民党陆、海、空军优于共产党，问题在于“形势”这个词。他是看到总的趋势的。我和他最后一次晤面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时，他一反常态，殷勤招呼，亲切握手。后来到他自杀的噩耗传来，我仿佛恍然感到他是在和人们告别。思想上的矛盾，精神上的痛苦，终于使他出此下策。
《陈布雷大传》资料丰富、真实。其实此书写的不仅是布雷先生个人，实际上反映了辛亥鼎革以迄新中国成立前四十年间的政局诸端，其间以布雷先生与蒋介石的关系为主轴加以叙述，兼及布雷先生与郭沫若、邵力子、张治中、沙文若（沙孟海）诸人，与同僚下属以及兄弟、妻子儿女间的种种关系。不仅可供了解布雷先生的为人处世，对当时的时代环境与历史背景的来龙去脉也不无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总的来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总感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难的，像布雷先生这样的人尤难。因为写到他，就必然牵连到蒋介石和当时政局的方方面面。像作者这样用笔，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绝不可能。这只有在三中全会后批判了“左”的错误倾向和实现了拨乱反正与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的政策之后，才能解放思想，来写这样的文章。综观布雷先生的一生，他的廉洁操守是众所周知的，可惜由于未能体认政治立场之错误，造成金陵自殒的莫大悲剧。盖棺论定，我觉得他的一颗爱国之心从未泯灭。当祖国处于风雨飘摇、外侮侵凌之时，他奋其如椽之笔，于《天铎报》、《商报》以至抗日时期代蒋介石所拟的有些重要文告中，可以看到。当然他为蒋所拟文稿，亦多违心之论，这正是他最感痛苦的地方。他的死，是死于“士为知己者死”的封建观念，这是不可取的。
时代在前进。当前，新中国已巍然屹立于世界，再也不是以前那样任人宰割的旧中国了。国家稳定团结，改革开放形势大好。香港已经回归，洗雪了我百余年来的耻辱，更令人鼓舞。台湾尚未团圆，国家没有完全统一。但读了《陈布雷大传》，我觉得我们正是应该借鉴历史，接受教训，从团结奋斗振兴中华着眼，共促统一之成。不仅国共两党应该携手合作，在台湾的其他政党和炎黄子孙都应该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现正是中华民族重新振作奋发腾飞的契机，愿借以寄语在台国民党诸同仁和台湾同胞，希望大家能从祖国的统一大业出发，解脱旧的思想束缚，跳出小圈子的局限，共同携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同创千秋功业！
1997年7月
（注：本文作者毛翼虎先生，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民革浙江省副主委、民革宁波市委名誉主委，宁波市政协副主席，已于2004年去世。）陈布雷日记解读（代序）陈布雷日记解读（代序）王泰栋
为了写《陈布雷大传》，我征得布雷先生二公子陈过老人和布雷先生孙女陈重华女士的同意，借来布雷先生1935年2月至1948年11月12日之日记29本（缺1941年上半年半年）。这29本日记原件已由布雷先生亲属捐赠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按照惯例，将复印件回赠给其亲属。所以我看到的是复印件，不过字迹还是很清晰，基本上保持原样。
这29本日记，全部是蝇头小楷，用毛笔书写，写在专用的文渊阁稿纸上，16开，每面平均500字左右，每篇注明月、日、星期、天气、晴雨，还有温度（华氏）。4404天，每日不间断，一个月之回溯、并记、杂感等，也有剪报、图片等。布雷先生真可谓有心人，留下了这么宝贵的史料，而且基本上没有错字，没有别字，也没有漏字，估计最起码在150万字，一口气写下来，坚持4404天，真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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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感想（代序）（2）
这12年8个月时间正好是布雷先生跟上蒋介石，在侍从室作幕僚长，其中又有八年抗战，因此日记所记应该是与这段重大历史有关的真实纪录，是第一手史料，弥足珍贵。不仅具有参考价值，也有研究价值，更兼有欣赏价值，仅就这150余万字的小楷而言，笔力苍劲，文字简洁又传神，常常一句话，三四个字，就把事物写活了。我仿佛看到一位老人在深夜奋笔疾书的情景，在笔下喷吐出他的内心世界，为后代留下了多少宝贵的史料啊。
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文胆”，其首要任务当然是为蒋起草重要文告，自1927年春在南昌第一次见蒋介石，为蒋起草《告黄埔同学书》以来，以后，凡蒋的重要文告，差不多都经陈布雷之手，诸如1928年6月随蒋去北平，为蒋起草《祭告孙总理》文，1934年9月，秉承蒋的旨意，起草《敌乎？友乎？》长文，这篇长文因为非常敏感，在国难当头之时，“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鲁迅先生语），蒋介石和陈布雷商议后是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在1934年10月号的《外交评论》上。1935年以后日记记录的是抗战8年中的重要文告，如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的50岁生日，蒋介石自己提出要写一篇《报国与思亲》。以往重要文告一般由陈布雷两三天内写成后，经反复修改就以蒋介石名义发表在报纸或广播，惟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回来，陈布雷除了为蒋起草对张学良、杨虎城训词以外，就是为蒋介石编写《西安半月记》，全文也仅一万几千字，初稿写就也不过两三天工夫，但反复修改，从1937年1月改到4月，陈布雷心情烦躁。日记中有详细的记录。陈布雷为蒋起草文告最最顺利，影响最大，使蒋介石在国内外赢得较好名声的是抗战爆发的一些文告，如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后，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的《最后关头》一文，蒋介石慷慨激昂宣布：“……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些名句，对于动员全国人民抗战起了鼓舞作用。最最著名的，是1938年陈布雷在武汉，在日机轰炸下，为蒋介石起草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这篇6000字的文告陈布雷确是倾注了全身心写就的，当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评论该文谓：“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告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陈布雷对自己这篇为蒋起草的文告也甚满意。这篇文告用五种语言，向国内外广播，海内外各报，一律在头版头条刊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赢得了国内外读者的赞扬，日本方面由此一方面加紧对汪精卫的诱降，一方面再也不以蒋为对手诱降，而是加紧轰炸，必欲置蒋于死地，甚至连蒋的老家溪口也轰炸得一塌糊涂，将蒋的元配夫人毛氏也炸死了。
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文告，真可谓呕心沥血之作，而且连日抱病写作，他在1939年“一月份之回溯”中记载：“本月共卅一日，适当汪变发生之后，舆论复杂，人心激动，中枢处理此事，甚费苦心，二十日以后举行五中全会，先后十日，故本月中起草文字及奔走接洽之事较繁，全月共见客六十人，访友九次，出席招待中央委员会会餐五次，阅定普通讲话稿四篇，起草重要文电九件，核阅对外谈话稿一件，为蒋夫人改定论文五篇，修改全会中关于国际问题讲演一篇（惟果起草），修改告教育界及士绅书一件，撰拟全会开会词一篇，又闭幕词初稿一件，参加起草全会宣言（先后修改四次），又修改精神总动员纲领二次，核阅提案及计划方案等文件……”—月之中就接待了60位客人，开会、会见50多次，起草改稿达30余次，工作量确实是超负荷了，而这种政治文告使陈布雷觉得“最感支绌之苦”，于是陈布雷也会在日记中发点小牢骚，如1939年10月6日日记记：“……三时醒动笔，题目太大（注：起草告国民书）而委座所欲容纳之词又似太细小而具体，安排斟酌甚苦……”但是蒋氏夫妇对陈布雷是厚待的，所以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得电话准许并嘱静养，其曲加体谅处，令余感动于心……”戴季陶告诉陈布雷说：蒋先生对其说过，最苦劳的是布雷了。于是陈布雷又感激涕零，特别是陈布雷50岁生日，1939年的12月24日，蒋介石亲笔给陈布雷写了祝寿词，陈布雷在12月24日日记中记：“……奉委员长手示，以余明日生辰，手书‘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字相赠，瞻对感激，作一长函报谢，午刻，蒋夫人制作饼饵相贻，亦函致谢……”
一点感想（代序）（3）
陈布雷日记中还有一大特点是，这13年来，凡国内外大事，都有所记载，红军是1934年10月开始长征的，蒋介石曾在这一段时期入川、滇、黔，一方面是“追剿”红军，一方面是控制地方军阀，陈布雷随侍左右，所以都有记载。其他如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抗战开始，庐山谈话会，撤出南京，武汉抗战，汪精卫投日与苏、美、英等国外交，抗战胜利，旧政协，国民大会，李闻被刺，学生游行，所谓币制改革，华北东北战局等都有记载。当然，由于其政治立场关系，认识问题角度不同，但国内外重大事件之发生日期、人物、因果还是可供后人参考的。如蒋介石与史迪威、罗斯福关系之始终、前因后果都是第一手的资料。
凡国内党、军、政、教、文、商各种著名人物，陈布雷奉蒋介石之命多有接待，而陈布雷却坚持不加入任何派系，私人不作任何拉关系之事。这大概也是蒋介石非常信任他的原因之一吧！所谓党国###吴稚晖、林森、冯玉祥、CC的二陈、朱家骅、张道藩、孔祥熙、宋子文自不用说了，教育界的胡适之、吴贻芳，还有文化界郭沫若、谢冰心、吴文藻、张澜、罗隆基，甚至王晓籁、虞洽卿、黄金荣、杜月笙等日记中都有记。接触最多的还是新闻界的张季鸾、王芸生，对张季鸾关系较深，张之去世，陈布雷还专门为张撰了一篇悼念文章，这也是少有的。此外，对新闻界后起之秀如徐铸成、浦熙修（接受采访）也有接触。共产党方面人物，周恩来、吴玉章、董必武等，陈布雷则是陪同接见，令人奇怪的是张国焘也几次找到陈布雷。与陈布雷关系比较密切的是邵力子和张治中，日记中多有提到，而且情如兄弟，但并非搞派系，军、警、宪、特方面头面人物如陈诚关系较好，戴笠、康泽等也有接触。最令人不可思议者，在重庆时，陈布雷还接待过章士钊老先生，章士钊曾托陈赠蒋介石两件文物，一是左宗棠的藏墨，二是曾国藩的一颗图章，“训练强兵动鬼神”，陈布雷在日记中记章士钊说：“此语非蒋公无可当者，故以章贻之，”陈布雷记“敬收而谢之，将转呈焉……”。陈布雷大概认为这颗图章还有点意思，在1943年3月10日日记左下角盖了下来，作为纪念。陈布雷对蒋经国印象颇好，日记中多有褒扬之词，侍从室人员中，与陈方、李惟果关系较深，对其同乡同学沙孟海也有记载，综观其对所接触人物之评述大体也符合历史事实，如对吴贻芳女士，他日记中记其是：“教育家清苦之风格”、“令人钦佩”。如对冯玉祥认为“……其语言深入浅出，明白晓畅而动人，实通俗宣传第一流好手耳……”。认为沙孟海为人比较方正，因为1944年沙母在鄞县故乡病故，陈布雷私人赠以葬礼（一笔钱），沙孟海退还，陈布雷8月28日日记中有记“……孟海来谈，不肯受余个人致赠太夫人丧事之赙仪……”
陈布雷日记中还摘抄了许多国内外重要资料，很有参考价值。如1935年8月日记中有记鄂、湘、赣、皖四省水灾资料：“今年水灾之重，以湖北而论，较之民国二十年时过之，据许世英视察后所发表之鄂、湘、赣、皖四省灾民约逾千万，田地被淹达十万平方公里，公私损失不下五万万元，而冀鲁豫尚不计焉。鄂主席呈中央之电谓受灾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