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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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NB665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忆万人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欧阳修不愧是文章高手，是非被他彻底拧了个个儿，变成只有君子才有党，而只有有了朋党，才能达到天下大治。
或许就是因为读了欧阳修的《朋党论》，皇上又召见了包括章得象、范仲淹在内的亲近大臣，特别告诫他们：“近来朋党之说，闹得人人心烦。人分君子、小人，小人唯利是图，哪里有什么党？即便暂时因为利益拢在一起，一旦有了利害冲突，也就树倒猢狲散了。只有真君子，才有真朋党。有真朋党，才能天下大治。尧、舜、周武王，都是用了朋党，才天下大治的嘛！你们都是朕的亲近大臣，是不是害怕朋党的帽子，该说也不敢说了，该做也不敢做了？千万不要这样。该说的只管说，该做的只管做。连你们也避形迹，不敢来真格的，这国家还有治吗？”
章得象、范仲淹等，当然都磕头说“不会”。范仲淹恰好有事要说，更抓住机会不放了。
东京的畿县共有十六个，东南边的陈留也是其中之一。陈留县下边管着四乡七镇，有南镇、北镇、河口、萧馆等等，汴河从境内横穿而过。南镇有座土桥横跨汴河，桥上走人，桥下行船。桥原先靠西，后来改到目下这地方了。陈留等县的催纲官李舜举，瞅着这座桥于行舟不大方便，恳请开封府与朝廷，将桥还改回原处。催纲官是专管漕粮等运输事宜的，汴河又是江淮漕运的主要通道，他请求改桥，也是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开封府知府吴育，派开封县主簿杨文仲与另外一个人前去勘查，回来也赞成移桥。吴育申奏朝廷，朝廷批复同意，很快就下令动手了。桥已经毁了，权三司使王尧臣却让三司下帖子到陈留县：不准拆桥。跟着，又派属官陈荣古去勘查。他们认为，桥不必动，只要在现桥西边将河堤拓宽五十步，叫水流舒缓一点就成了。
吴育原来就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岂能受这个气！发狠道：“岂有此理！将我堂堂开封府当成什么了？不弄个水落石出，我们真都成脓包了！”
他当即上了一本，请派御史彻查此事。小小一座桥，陡然成了开封府与三司两大重要机构斗法的擂台，也就由小变大，重如泰山了。
王尧臣先就有些瓜葛不清，弯弯绕的后边，牵连了不少难得说清的关系。
原来桥下有房，是陈留大姓卫尉寺丞卢士伦的产业。桥一拆，那房子也就保不住了。陈留县原先的监税王溟，被替职后等着赴新任期间，曾租住过这幢房子。或许是因为原先有关照，或许只是一般官场人物的互相关心，卢士伦起先硬是不要房租，王溟一再坚持，房租好歹收了，但还是每月少收了一千铜钱。这王溟，恰恰又是王尧臣的同年进士。眼见拆桥房子保不住，卢士伦少不得拜托王溟去同年那儿说情。王溟沾光在先，士伦又专门相托，回不住，就去了王尧臣那里。
大宋遗事 第十五回（4）
东拉西扯说了一回闲话，尧臣想起拆桥这档子事，就问道：“你在陈留做监税，陈留的事该清楚？”
“你指什么？”
“南镇有座桥要拆，正举棋不定呢。”
“这你算问对人了。问第二个人，再没有我清楚的。”
“为什么？”
“我眼下就租住在桥下卢寺丞的房子里。”
“那真太凑巧了！你怎么看？有人说那座桥阻水，很多运东西的纲船都在那儿撞坏了，嚷着要拆。”
“没有的事。我从来没听说什么撞船的事，更没见过。这都是没事生事！”
王溟这话跟陈荣古调查回来所说的，大致不差：他说出事的船，大都是因为风浪互相撞损的，因桥撞坏的极少。尧臣这才下了决心，下帖子要陈留县不要拆桥。
朝廷派来勘查拆桥案的，是监察御史王砺。王砺的结论是：桥阻行舟，迁桥对；王溟、卢士伦因私害公；三司说桥下有民居，拆桥有碍，实际不过卢士伦一家而已。权三司使王尧臣受豪民请托，因情废公。王尧臣曾派人去王砺那儿打听调查情况，也变成了三司派刺客行刺调查官员，等等。
情况既这么严重，皇上还能不动怒？他直接下诏给开封府，派了一个工部郎中专门审问，已经不是勘查，而是兴大狱了。处理意见也特重：王尧臣除罚铜，还要责杖七十；其余有判公罪，也有判私罪的，追官、罚铜都相当严重。
别人或者还可以另当别论，这王尧臣是不能不援手说话的。
三司使掌握国家财赋命脉，是朝廷的重臣。尤其是自打尧臣权了三司使，一路兼按察地方官吏的新转运使们，如张皿囚之等，都是由他举荐、聘用的。推行范仲淹的十件事，尧臣实在是举足轻重的干臣。像他这样的高官，即便果真受人之托，徇情不准拆桥，顶多当殿训斥，再加多少罚一点钱，也就了了，怎么能责杖七十，羞辱他呢？问题似乎不在阻止拆桥，而在他推行十件事过于卖力，完全是冲着新政来的。人家叫阵叫到这个份上，范仲淹怎么能装聋作哑呢？
何况，在这之前范仲淹已经欠了尧臣的人情，也不容他不说话。
王尧臣当年是头名状元入仕的，做事的风格也峣峣独立，绝不苟且。郭皇后薨去，范仲淹上书请治阎文应加害皇后的罪责，第一个援手的就是王尧臣。后来，好水川败北，范仲淹与元昊私书往来，朝廷将范仲淹与韩琦一起贬官，又是尧臣为他们说话，终于让他们官复原职。尧臣自己也安抚泾原，差不多跟他们做了邻居。人家多次为自己援手，现在有事就装傻不管，那还是个人吗？
一查问，也还真有话说。
尧臣说：“三司发文不准陈留拆桥在先，王溟说话在后，这是有案可查的。况且，是我因为他常在陈留，知道情况，先问的他，并不是他主动来做说客。说接受请托，实在冤枉！”
一查记录，果然如此。那么，请托之罪也就没了。
再者，真宗实录白纸黑字，记着真宗因为原桥阻碍行舟，才下诏将桥迁到现在这个地方。李舜举等要改建，朝廷同意，都违犯了先皇帝的意旨，不尽妥当。陈荣古实地勘查，认为因桥致损的船少而又少，现桥不必改动，与先朝旨意正好暗中吻合。那么，三司发文不准拆桥，没有不当。而且为的是公事，定私罪显然不合适。
其他，也还有一些与事实很有出入。
仲淹碍着朋党的帽子，确实有些踌躇。既然皇上催着说话，岂能失去机会？他将知道的事情一一罗列，奏明了皇上。最后，又为尧臣辩解道：“陛下，《经》曰：‘贵贵，为其近于君者也；贵老，为其近于亲也。’又说：‘堂高则陛高。’无非一个意思：尊重公卿大臣，实际上就是尊重天子的神圣权威。三司使是皇上身边的亲贵大臣，替陛下掌管天下财赋。有罪，皇上自己不论怎么处罚他都行，也不能叫执法小吏当众打板子羞辱他。即使皇上不拿他当回事，也不必叫外人知道。亲贵大臣被轻视，天子脸上也不好看！请陛下三思，不要失了朝廷的神圣威严，也为王尧臣存些体面！”
不为大臣存体面，也要为朝廷存些体面，这个逻辑是有说服力的。范仲淹所说与勘问所得的事实，也多有吻合的地方。是不是真鼓励朋党，就难说了。皇上终于网开一面，不打王尧臣板子了，只罚铜了事。原判私罪的，也改了公罪，处罚轻多了。因为有违背先朝旨意一条，主张拆桥的官员也都被罚了铜，不能有功无罪了。
欧阳修跟着又上了一本，主要是攻王砺借陈留事件陷害大臣，攻击异己，请求皇上罢了他的御史职务。
一共列了四条罪状。
先朝，真宗明明有旨意改桥，王砺硬说改桥是权臣受贿所致，这不是谤渎先朝圣政吗？
为着移桥这样一件小事，诬陷大臣受情徇私，妄兴大狱，使能干重臣惮于为事，这是第二条。
三司派人询问查案情况，本是例行公事，却诬蔑为刺杀朝廷命官，陷人以死。事情都是亲自经历，显然不能以御史可以风闻自辩。这是第三条。
王砺攻击三司办事官员是王尧臣举荐的门人，实际根本不是，他倒恰恰是吴育举荐的门人。吴育与王尧臣本为公事，并无私怨。王砺迎合吴育，扩大事态，挑拨大臣关系，这是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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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五回（5）
这四条，哪一条都不轻。本章一上，王砺就被罢了御史，贬到邓州做通判去了。
那么，无论全局，还是个别事情，攻战双方都各有进退，暂时好歹还能算是打了个平手。
大宋遗事 第十六回（1）
宋仁宗重开天章阁
范希文宣抚回陕西
其实，要是较真，说打了平手，未免过于勉强。范仲淹推行新政，整顿吏治，应该大刀阔斧，势如破竹，是个只攻无守的态势。提到设防，都已经乾坤颠倒，何况还是一再挨打！细算下来，倒是范仲淹的人受检举、处罚的多，贪官污吏、渎职平庸者处罚的少。范仲淹顶多只是能说几句话，能还人家几招而已。这，哪里能算什么平手呢？
仲淹的十件事里，有一大半与整顿吏治有关。最主要、最关键的部分不过如此，其他事情的命运，不问，也可想而知了。
府兵制从一开始就遭到反对，连提都没人再提了。
减徭役的撤并县镇，拢共才在河南府改了寿安、河清等五个县为镇。就是减了徭役，也很有限。
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不是短期能见成效的。吏治不清，自然也很难有大的作为。
连唯一较有实效的科举改革，也大体有名无实。许多州县虽办了学校，很快就名存实亡，或干脆停办了。科举考试科目的改革，也一样转眼复了原。只有按胡瑗胡翼之的模式进行的太学改造，多少有些成果，还算差强人意。
这不是仲淹的初衷。
虽然他从一开始就不那么积极，或者说颇为被动，并没有什么宏阔的念头。他的学识、经历都还有限，不可能想得那么空阔、遥远。他想的都比较实际，都是他经历中所发现、所痛心疾首的。他既想到了，皇上又鼓励、允许他有所作为，他也真正走上了前台，他就不能不有所期望，有所指靠了。一有期望，一有指靠，就像戴上了有色眼镜，一切就很难看得真切了。即便是平常一眼就可以看清的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此时也为它的五彩斑斓所迷惑，不愿相信它只是梦幻，根本不可能变成现实。既抱着幻想，结果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怎么能不郁闷呢？所谓当局者迷，政治家一样不能幸免，也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情！
而最叫他苦恼的是，这一次，他碰到的竟是一只无影手！
先前，他的对手都是有形的，阎文应就是阎文应，吕夷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