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关于中国梦的十个样本-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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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提交了一份《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村的阶级结构会发生令人不安的变化，“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并以明确的语气说：“如搞不好，会有两个结果：一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是使互助组变成富农的‘庄园’。”
　　对于此文，华北局不同意。于是，问题提交到了中央，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判断却很不相同。刘少奇认为，农村经济发展虽然会发生阶级分化，少数人变成富农，一部分农民重新变成贫雇农，但这并不可怕，是可以控制的。毛泽东则认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明确表态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并于1951年9月通过《###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2月，毛泽东批示道：“把农业互助合作当做一件大事去抓。”
　　消息传来，陈永贵很是高兴，向县委提出办合作社的请求。很快大寨便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任社长。
　　对于那个小女孩来说，国家的沧桑变化她还体会不到，但就在她眼前演绎的一幕幕“活剧”却不能不影响她的心灵，尤其是贾进才和陈永贵的责任感和品德。不过，郭凤莲最害怕的人就是陈永贵。
　　她关于陈永贵的第一个幼年记忆就是威严，甚至一见到他就吓得掉眼泪。一次，郭凤莲在一条小道上路遇陈永贵，吓得不知进退，哭个不休。陈永贵说：“黑眼妮，我没有打你，也没有骂你，你怎么见了我就哭？”
　　她还是哭个不休，陈永贵只好说：“你快走，我不走了，你先走。”
　　她一溜烟跑了个没影。幼小的她自然不会知道，多年之后，陈永贵会成为她工作上的领导，精神上的导师，婚姻上的介绍人，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她将一步一步追随陈永贵的脚步走上人生的顶峰。多年之后，世人不会知道一个叫做“黑眼妮”的小女孩，却都知道大寨有一位年轻而美丽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
　　

大地的褒奖（1）
有时候，历史的车轮是加速还是延缓，看起来是一些特殊的原因在起作用，其实这又是必然的。没人能跳出他所处的时代和自己的心灵，至多是因为思想的高度而提前看到一丝曙光，但这已经足以让一些看起来普通的人站到时代的高点上。
　　郭凤莲听过很多故事，“愚公移山”是其中印象很深的一个。这个故事让郭凤莲既对太行山充满感情，也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当然，这个故事在陈永贵、贾进才的心头则有更为清晰的意义。
　　1945年6月11日，###“七大”闭幕，时逢抗战胜利前夕，原本力量极弱的中国共产党在与日本的八年血战中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在这一天的闭幕致辞中，毛泽东讲起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认为：“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建国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无影无踪，终于让人们搬走了。这时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前进路途上的新的“大山”应当是贫穷。
　　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大课题，同样也是陈永贵、贾进才乃至后来的郭凤莲面前的大课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南海里久经战火的领袖和太行山深处那个小村庄的领导者居然形成了共识：重整山河。
　　大寨穷山恶水，土地贫瘠，全村的耕地散在七沟、八粱、一面坡。800亩耕地零零散散地分成4　700多块，还很贫瘠，产量很低。怎么办？陈永贵心里盘算着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叫做“十年造地计划”，他试图在深沟筑坝再填上土，山坡里切外垫造梯田，让小地连成大地，斜坡变成平地。他用“愚公移山”表达自己的决心：“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我们这一辈子不行，还有我们的子孙。”
　　陈永贵第一个小试身手的地方叫白驼沟，大寨七沟之一，750米长，10米宽，像一道槽。1953年冬，风如刀剑欲刮骨。大寨50多名壮劳力走上白驼沟，垒石筑坝造地，苦干不休。吃饭由妇女们送到白驼沟，但是再热的饭菜让太行山的风一卷，很快就冻成了冰，人们把这种饭叫做“冰碴饭”。大家嚼巴嚼巴咽下去，接着干活。这一干就干到腊月29日，正月初三接着干。一共干了18天，得田数亩，有的说是5亩，也有的说是9亩。不管多少，对于大寨人来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颇有点愚公的意思。为了纪念此事，他们将白驼沟更名合作社，以志合作社成立后的功绩。
　　此战也让大寨和陈永贵走出了昔阳县。陈永贵被昔阳县选派参加晋中地区劳模大会，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很引人注意，有具体的事例，有乡土气息的幽默，还有一定的逻辑。当时的地委书记在大会上说：“大寨的陈永贵就很有头脑，是个很好的人才。希望其他合作社也像大寨那样，不仅要搞好当年的生产，而且也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此后10年，每年的冬天，陈永贵就带着大寨人一条沟、一道坡地搞建设。到1962年，4　700多块地连成了2　900多块。400亩坡地变成梯田，200亩梁地围起了一尺多的地埂，从7条山沟里硬是淘出了80亩好地。同时，通过对土地的“三保”（即保水、保土、保肥）治理，改善土质，加深耕作层，大寨的土地就像披上了一层一尺多厚的海绵，足以蓄水纳肥，保证农业高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地的褒奖（2）
就在陈永贵带着大寨人苦战的时候，毛泽东也陷入了思考。中国农村薄弱的基础设施对农业发展的制约日益明显，但是要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往往超出一个村，甚至一个乡的规模，劳力不好调配，工程不好规划，建设不好进行。这需要将人们的力量集中到一起。
　　在此前不久，中国共产党提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一化三改”。当时估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来完成这一历史性进程，也就是说需要至少15年的时间。但是这对于“只争朝夕”的毛泽东来说，还是太久了，他希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能以更快的方式开展。1954年，全国的农业合作社从10万个发展到48万个。
　　此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已经发现过快的农业互助运动存在的问题：一些地方的干部冒进思想抬头，希望快一点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有一些地方公有化程度过高，耕地、牲畜和大型农具无偿或低价归合作社集体所有，甚至有的地方连零散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也取消了。但手里刚刚有了土地的农民却并不十分愿意把土地再归到集体，“怕归公”的顾虑让一些地方的农民人心浮动，甚至滥杀牲口或者贱卖，滥砍林木。
　　还有的高级社规模太大，一下子就由二三十户扩充到成百上千户，比如安徽蚌埠郊区86个初级社两个月之内并成6个高级社，最大的社包括2　900余户。事实上，许多农村干部根本没有领导上千户进行集体劳动的经验，乱弹琴、瞎指挥盛行，大呼隆、一窝蜂普遍，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大受影响。同时，大锅饭已露头，勤者懒者一个样，贫者富者全拉平，人们的积极性大受影响。
　　1955年初，邓子恢汇报了这些情况，建议控制一下进度，刘少奇、周恩来表示同意。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刘少奇签署了一则通知，要求将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并提出了“停、缩、发”三字经。3月18日，刘少奇对邓子恢说，农业合作化“一五”发展三分之一，“二五”发展三分之一，“三五”发展三分之一。
　　但是，毛泽东在4月的一次视察让事情发生了变化，他看到了长势良好的庄稼，这么好的长势能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吗？他认为，这是“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放出的风声。他要求邓子恢重新研究一下，加快互助运动进度。但邓子恢一番研究的结果是维持原议，这让毛泽东感到十分不满。
　　7月3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语气严肃，态度严厉：“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法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最后，他以斩钉截铁的口吻下了断语：“理论家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8月26日，毛泽东明确要求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由中央直接管，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被尴尬地放到了一边。
　　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判，促使农业合作社掀起了高潮，各地不顾实际条件是否成熟，加快了并社的步伐。到1955年12月下旬，中国65％的农户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到1956年上半年，则达到了90％以上。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地的褒奖（3）
不过，大寨完全是另外一幅场景。自然条件的严酷让那里的人们必须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依靠集体力量。
　　当温州永嘉县干部戴洁天在燎原社实践包产到户的时候，大寨和几个村庄合办了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为社长。对于社员的积极性，陈永贵的办法是干部带头。他的名言是“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多干一步”。
　　随着公社越并越大，有些农村干部滋长了一些不良习惯，比如不愿意再深入田间地头，养的闲人也多了。有人说，“过去是一人坐轿四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好好劳动七八分，游游逛逛十来分，坐在家里瞎指挥，秋收时节地没耕，男女老少一肚气，埋怨干部不上地。”
　　陈永贵为大寨干部参加劳动制订了一个“三不准”：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一般不准占用劳动时间；不准干部占用劳动时间在办公室里办公；不准从地里叫走社员谈话。干部在晚上开碰头会，研究第二天的工作；结果在第二天一早边吃饭、边开会宣布，不占用劳动时间；如果临时有事，就在劳动间隙找社员谈事，又称“地头会”。
　　陈永贵本人一直带头劳动，甚至在上地回家的路上也顺手搬石头回村，好用来盖房子。到县里开会，他会把村里生产的粉条拿到县里去卖，回去的时候再捎带着给村里买些生产生活资料回去。即使日后成为国务院副总理，每次回到大寨，他还是参加劳动。对于他来说，劳动已经成为深植骨髓的生活方式。
　　此时，陈永贵并没意识到一种激情正在中国大地上酝酿，甚至这种激情可以在欧洲、亚洲的许多地方找到共鸣。无论这种激情是否理性而客观，它只是一部分人在某个时期关于梦想的实践，只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
　　1957年11月6日，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赫鲁晓夫宣布，15年后苏联将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上超过美国。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被这个巨大的构想而触动。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宣布：“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说，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1958年2月2日，一个陌生的字眼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1958年5月5日，###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要在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还通过了“苦干3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
　　“大跃进”开始了。当时，衡量是否实现超英赶美的标志是钢铁产量。
　　9月1日，一个数字——“1070”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这一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的社论，社论说：“全力保证钢产量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实现钢产量翻一番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目前我国正在形成的全民炼钢铁的热潮”。
　　1957年，中国钢产量不过535万吨，如今翻一番实在是一个过于艰难的数字。为此，不仅钢铁厂开足马力，遍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