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驻德记者见闻:柏林日记-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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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3月22日
昨天有人［我想是刚从伦敦回来的佩蒂纳克斯（Pertinax）］告诉我一件怪事，张伯伦在上周五伯明翰演讲中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两天前，他已经告诉下院不会指责希特勒不讲信用。在伯明翰，他却严厉地指责希特勒“撕毁条约”。佩蒂纳克斯说，霍勒斯·威尔逊爵士（这个戈德斯堡和慕尼黑会议上站在幕后的小个子），实际上按照首相议会讲话的绥靖路线，已经为他起草了伯明翰演讲的稿子。但是，当半数内阁成员和伦敦多数大报编辑表示反对后，张伯伦突然感到必须改变自己的整个政策。实际上，在前往伯明翰的路上，他亲自重写了大部分演说稿。
在过去十年巴黎变得多么蹩脚！一些法国人指出这些新的迹象，华丽俗气的电影院，汽车销售橱窗，一度非常漂亮的爱丽舍大街上到处都是廉价酒吧。他们还说：“这都是美国人给我们带来的。”可能的确如此，不过我想这是法国人自作自受。法国已经失去了我14年前来这里时所拥有的一些东西：她的品味，她的部分灵魂，她对历史使命的责任感。到处都是腐败，阶级上自私自利和政治上的彻底混乱。我的一些正派朋友也打算放弃了。他们说：“让它见鬼去吧。”这使他们也成为类似失败主义者的人，像塞琳一类的作家还将“让它见鬼主义”这个词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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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3月29日
马德里昨天投降了，西班牙共和国的其他部分今天也投降了。我今晚的感受无法用言词来表达。佛朗哥的屠杀将是恐怖的。
柏林，4月1日
今天下午，正当希特勒在威廉港开始广播讲话后，一个命令传到德国广播公司控制室——我已在那里做好了准备，要求停止向国外转播。控制室里顿时一片混乱。希特勒开始演说后，德国人准备切断我们的转播线路，我疯狂地向他们提出抗议。但是来自威廉港的命令非常清楚。是希特勒本人在开始演说时下达的命令。此次演说同样不在德国国内直播，只是随后再播放录音。从这个情况以及转播线路被切断来看，希特勒希望在将演说公之于众前，再仔细斟酌一下自己兴之所至时所讲的话。对录音总是可以进行剪辑的。我向短波部主任拉特克博士（DrRatke）建议，他应该在我们的美国广播网上宣布，由于一个误会导致希特勒的演说播音暂时中断，元首此时实际上仍在演讲。但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拒绝了我的提议。相反，他下令播放一些愚蠢的音乐唱片。我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不到一刻钟，保罗·怀特便紧急从纽约打来电话。为什么希特勒的演说被切断？纽约有消息说他遭到暗杀。他没有被暗杀吗？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此刻可以从联通威廉港的电话线路上听到他的声音。德国人正在给演讲录音。
直到德国人收到准许播放的希特勒演说录音，我才可以再次开始播音。实际上，准许播放的演说录音与演讲原文差异不大。今天，希特勒非常好战，显然是在对张伯伦发火。昨天，张伯伦在下院发表演说，终于对英国外交政策作了彻底修正，宣布如果波兰的独立受到威胁，英国将援助波兰。明天，我将去华沙，看看德国人可能会在何时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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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4月2日
这个周日下午，参观了一个十分可怜的航空展。看着那些笨重缓慢的轰炸机和双翼战斗机，我的波兰朋友们向我表示歉意。它们都太破旧了。他们也展示了几架看上去速度挺快的先进战斗机，但是仅此而已。波兰人怎能用这样一支空军与德国人作战。
华沙，4月6日
波兰外长贝克（Beck）（他在这些年里采取了亲德反法政策）已经去了伦敦，今晚，我们听到了英波公报宣布，两国将签署一份永久性条约，当一方遭到第三方进攻时，相互间将提供援助。我想这将暂时延缓希特勒的步伐，因为力量是他能够理解和尊重的东西，而我到波兰一周后对波兰人作战的决心已毫无疑虑。而如果英法也投入战斗，希特勒将陷入困境。我只对三件事不太放心：波兰的战略处境极端糟糕，因为德军进入了保护国和斯洛伐克（在波兰的帮助和鼓励下！），从南面对波兰形成了迂回，而在北面则从东普鲁士对波兰形成迂回；当明年冬天“西墙”防线竣工后，将阻止英法两国为帮助波兰而从西面进攻德国；最后，则是对俄国不放心。这周我曾与十几位波兰人吃饭、饮酒，其中包括外交部、军队以及负责波兰电台的那个皮苏斯基元帅军团中的老战士。他们无法使自己理解，波兰不能承担同时对俄德两国作战的奢侈做法。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而如果能够使俄英法三国联合起来，那他们就赢了。但是，他们往往是叉起一块这里盛产的美味烟熏维斯杜拉河鲑鱼肉，再从57种伏特加酒中倒一杯喝下去，随后向我指出俄国援助的危险性。肯定是有危险。红军一旦踏上波兰土地就可能赖着不走，并进行宣传以赤化波兰。这个国家被上校们统治得如此糟糕，无疑为布尔什维主义提供了肥沃土壤。没错。那么就与纳粹讲和吧。给他们但泽和走廊地区。绝不！他们答道。
尽管如此，在英国作出保证后的这个春日，我们所有人都感觉好多了。福多尔（今晚将乘船回英国过复活节，因为德国禁止他过境）感觉很乐观。美国驻波兰使馆人员，包括比德尔和武官，都感到很快活。只有兰德雷特·哈里森（Landreth Harrison）冷嘲热讽，不断夸大其词地指出波兰人的弱点。他有偏见，但很聪明。
今天，有谣言说德军正在调动，但是波兰人对此不予置理。波兰电台在安装新短波发射台的问题上仍然拖拖拉拉。真是糟糕。明早去巴黎作一个复活节播音节目，然后去日内瓦过复活节后的第一个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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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4月7日
今晚，当“东方快车”驶入车站时，我首先看到的便是站台上的哈斯，我知道一定有坏消息。他说，伦敦打电话叫把我弄下车，因为英报声称德军正向波兰边境调动。过境时我专门注意过这方面的迹象，但什么也没有发现。他还说，伦敦方面对于阿尔巴尼亚（Albania）问题非常关注。“那里出什么事了？”我问道。“意大利人今早向那里进军。”他说。“今天？真是个不错的周五。”当我确定德国并不打算在复活节对波兰采取行动后，我计划乘坐明早的飞机去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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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4月23日
与斯特拉布尔基勋爵（Lord Strabolgi）一同播音。我的主要观点是，现在德国人的整个生活都在为战争做准备，但是已经出现经济崩溃的迹象。铁是如此短缺，以至于他们将帝国境内的铁栅栏全拆了。德国人民的心理也受到很大影响，他们反对发动战争。斯特拉布尔基为此感到振奋，并邀请我去上院一个委员会发表讲话，但我还是婉拒了。计划飞回柏林，以报道4月28日的帝国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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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4月28日
今天，希特勒在帝国国会又撕毁了两项条约（在听到他演讲到此处时，我都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同时回答了罗斯福的要求，即让他保证将来不会进攻欧洲其他独立国家。我觉得，他对总统的回答相当精明，刻意争取美英法等国绥靖主义者以及美国国内反新政分子的同情。他声称，已经询问过罗斯福认为受到德国威胁的国家，问它们是否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但是，“所有回答都是否定的”。他无法询问像叙利亚那样的国家，因为“它们现在并不拥有自由，而是处于被民主国家军队占领的状态，因此也就被剥夺了权利”。而且，“罗斯福先生显然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巴勒斯坦现在是被英国而非被德国所占领。”于是，就以这样一种挖苦的语气，希特勒极其巧妙地大肆讥讽嘲弄，今天他就像一名超级演员。美国支持以召开会议的方式解决分歧？他问道。但难道它不是那个头一个不愿参加国联的国家吗？“只是在许多年之后，我才下决心仿效美国的榜样，也离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会议。”
然而，最后希特勒还是同意“按照罗斯福先生希望的方式”，给予总统罗列出的国家以安全保证。但是，这当然只是纳粹骗人的小把戏而已。在整个演讲过程中，那些坐在下面的脖子短粗的议员们不时爆发出粗野的笑声，而这正是希特勒所希望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表现了他利用插科打诨摆脱尴尬处境的技巧，实际上罗斯福的要求是非常合理的。
废除两项条约受到了“橡皮图章”议员们的热烈欢迎。希特勒废除英德海军协定的理由是，伦敦的“包围政策”已经使它失去效力。这个理由实在是不充分，实际上可能根本算不上理由。被废除的另一项条约是1934年的德波条约，这一举动性质更为严重，理由则恰好是一样的。希特勒在演说中，还揭晓了他向波兰提出的全部要求：将但泽（Danzig）归还给德国，同时给予帝国一条通过走廊地带联系东普鲁士的公路。为了吓唬波兰人，他还说这个要求“只提一次”。那就是说，以后提出的要求会比今天还要高。这里的消息灵通人士们仍在怀疑，希特勒是否真的要为了但泽而挑起一场世界大战。我猜，他是希望以慕尼黑方式得到但泽。
华盛顿，7月3日
希望我能在祖国多待一些时间。21岁以后几乎是一直待在国外，现在要适应还真需要些时间。这里和纽约对欧洲危机几乎完全不清楚。苔斯说，我的悲观态度已使自己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人物。问题是，这里的人似乎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他们知道不会发生战争。我也希望不会有战争。但我认为除非德国放弃其要求，否则必有一战。我无法肯定德国会那样做，虽然说可能性肯定始终存在。这里的国会处于不可救药的混乱中。哈姆·菲什（Ham Fish）、博拉赫（Borah）、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之流主宰了国会，他们对任何外交政策都不感兴趣，只是坚持武器禁运。似乎确保西方民主国家赢得对轴心国战争的胜利，对于共和国而言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罗斯福的双手完全被国会束缚住了，其处境与首届任期伊始的林肯颇为相似，只不过林肯采取了一些措施，而罗斯福（据这里的人说）已经气馁而不会采取行动。他对欧洲局势的看法是准确的。但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他看到了危险，所以博拉赫和菲什之流称其为战争贩子。
啊，在这里与家人待在一起，无所事事、悠闲自在地过些日子真是美妙。
纽约，7月4日
在展览会与比尔·刘易斯一家（Bill Lewises）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明天我们必须返回欧洲。从但泽传来了令人担心的消息，分社害怕我不能及时返回。汉斯·卡尔滕博恩（Hans Kaltenborn）是如此肯定战争不会爆发，以至于他今晚告诉我，已经送儿子去地中海度蜜月。
在“玛丽女王号”轮船上，7月9日
在船上遇到许多不错的旅伴。其中有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自从10年前他在伦敦一举成名后，我们便一直未再见面。晚上，我们坐在一起进行争论，有罗伯逊、苏联驻美大使康斯坦丁·乌曼斯基（Constanine Oumansky）、苔斯和我。乌曼斯基告诉我，他将要就“苏联民主”问题给一些美国学生讲课。他宽厚豁达地接受了我的玩笑。苏联民主？我不嫉妒他的工作。他的前任（即上一任苏联驻美大使）现在被关在小黑屋里。我认识许多苏联外交官，但是他们或迟或早都被清洗了。乌曼斯基认为，苏联将会和英法站在一起，组成民主国家阵线以对抗法西斯侵略者。但是巴黎和伦敦要表现出诚意，而非只想让俄国独自（或与波兰一道）对抗德国。他说，迄今为止，英法两国没做任何事情，在与克里姆林宫的谈判中趑趄不前。
在这次航程中，与苔斯狂打了许多场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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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7月14日
来自纽约的保罗·怀特和我们的“欧洲班子”开会讨论了对战争的报道问题，包括莫罗、驻巴黎的汤姆·格兰丁和驻伦敦的我。我们就传输线路和短波发射台等技术性问题制订了方案，另外还安排建立一个由美国记者组成的常设报道小组（例如，《纽约时报》国外部便雇用了几名英国人），以防开战后美国新闻机构不再允许其雇员作播音。我听说，与我们竞争的广播公司计划采访一些大名鼎鼎的外国人，包括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弗兰丁（Flandin）、意大利的盖达（Gayda），等等。但是，我们认为自己的计划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