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弯处-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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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前往苏联访问，开始时很受斯大林的冷遇，据说进行建立同盟的谈判前，苏联提出的前提条件是要求新中国承认蒙古独立。尽管中苏后来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但谈判中的不快当事人记忆犹新，这也许是构成后来中苏交恶的最初起因。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和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当中国提出解决蒙古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断然拒绝。而此时的蒙古，早已投入了苏联的怀抱。
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交恶，导致了两国边境出现非常紧张的态势，苏联人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威胁着中国的西部和北部边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人甚至全面越过“条约线”，偷偷摸摸地把边界向我方一侧推进，导致中苏边境小规模的冲突不断。
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让中苏矛盾发展到顶峰。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侧，从1967年到1969年初，双方巡逻队在岛上冲突不断，1969年3月2日和3月15日，苏军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飞机和火箭炮，我军使用了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40火箭筒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双方展开猛烈的争夺，互有伤亡。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势力开始日渐减弱。1986年7月28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承认中苏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并表示愿意按照国际公法，合理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共同建设一条和平边界。对此，我国领导人邓小平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由此，中苏边界谈判开始走上正轨，并成立了联合勘界委员会，逐步展开勘界立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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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却恩怨，中俄领土止争端（4）
1989年5月，邓小平再次明确宣布：“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在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下，1989年10月举行的中苏第三轮边界谈判对中苏东段大部分边界的走向达成一致。1991年5月，两国签订《中苏东段国界协定》，中方收回两江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的岛屿，并取得了经黑瞎子岛两侧在两江水域的自由航行权和经图们江下游的出海权。
1991年，苏联解体，原和苏联接壤的边境分别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所有，边境谈判也继续在这四国间继续进行。1994年9月，《中俄西段国界协定》签署；1998年11月，中俄两国已勘定的边界首次在实地准确标示。至此，除黑瞎子岛和阿巴盖图洲渚两地的划界外，中俄边界问题全部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的边境划界谈判也在顺利进行。1994年4月26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签署了《中哈国界协定》，随后又在1997年和1998年签署了两个《中哈国界补充协定》，最终解决了两国间的边界问题。
1996年7月4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了《中吉国界协定》。1999年8月，中吉两国又签署了《中吉国界补充协定》，最终划定了一块争议地区的边界走向，两国的边界问题从而得到全面解决。
1999年8月13日，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签署《关于中塔国界的协定》。2002年5月27日，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签订《关于中塔国界的补充协定》，将最后有争议的边界划定。
2004年10月，中俄两国签署了《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根据补充协定，中俄最后一部分有争议的边界土地，包括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界处的黑瞎子岛和靠近内蒙古满洲里的阿巴该图洲渚在内的近375平方公里，双方将各得一半。由此，两国间领土的争执和纠葛，终于以边界线全线标定的结果而暂时告一段落。
法人侵越日甚一日，黑旗军志愿抗法（1）
19世纪70年代后期，大清帝国总体局势发展良好，人心思定，各地争办洋务，开矿建厂，中外相安，帝国一时间欣欣向荣，颇有“中兴”之象。但在这平静当中，却隐隐有着一种不安的气氛，首先是在帝国的周边，危机开始蔓延，譬如，帝国最南边的藩属国越南就突起波澜。
越南，古代也称交趾，或叫安南，自汉朝以后的一千多年间，一直属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管辖地。公元679年，唐朝在南越设安南都护府，“安南”名称由此而来。公元973年，宋太祖册封了安南郡王，此后越南又经历了前黎、李、陈、黎等朝代。1802年，阮福映建立了阮朝，取国号为“南越”，第二年清朝政府（嘉庆八年）将安南国改为越南国，封阮福映为国王，越南由此而得名。
话说那欧洲的法兰西国，也是个老牌的殖民帝国。在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该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到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时期，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国力也是蒸蒸日上。但不走运的是，法兰西国旁边的普鲁士王国（后来的德国）也正处于上升阶段，一山难容二虎，1870年两国色当一役恶战一场，结果法兰西国一败涂地，从大皇帝到元帅到做饭的伙夫，一股脑儿都做了普鲁士人的俘虏。随后建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虽也号称民主共和，但新败之下，仍旧侵略成性，当时其矛头所向，正是越南。
法国对越南的觊觎之心由来已久。早在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法国的波旁王朝时期），法国传教士百多禄曾跑去帮助越南南方的割据势力阮福映训练军队，并自告奋勇地作为阮福映的代表前往巴黎并在凡尔赛宫签订了《法越攻守同盟条约》，内容主要是法国派兵帮助阮福映夺取政权，到时越南割让土仑、昆仑两岛给法国，并让法国享受贸易特权。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条约刚签订，法国大革命爆发，国王路易十六也被送上了断头台。阮福映则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了阮氏王朝的统治，这个条约也就被人淡忘。
19世纪初，法国人刚安定下来，突然又想起了革命前的那个条约，于是再次来到越南找阮氏王朝兑现上个世纪所做的承诺，但阮氏王朝认为法国人没有履行义务，加以拒绝。
法国人由此怀恨在心。第二次鸦片战争刚一结束，法国便将侵略中国的军队抽调出来，去找越南算账。越南抵挡不住法国人的长枪大炮，被迫签下了第一次《西贡条约》，条约规定越南割让南边三省给法国，并开港通商。由此，越南开始逐步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一年后，法国又搞定了柬埔寨，使得整个湄公河下游都落入其手。
1867年，法国人再割占越南三省，并将整个越南南部改名为交趾###，设立总督进行治理。但法国人还不满足，侵略的爪子又伸向了越南北部，并试图打开中国西南地区的门户。
1866年到1868年间，法国人组织了一支庞大的探险队，试图找出通往中国西南地区的航路，但他们后来发现湄公河的上游（即中国的澜沧江）滩多流急，在当时的航运条件下并不适合航行。
这时，一个名叫堵布益的法国军火商告诉他们说，越南北部红河的航行条件很好，顺着这条河可以进入中国西南地区。堵布益后来跑到法国海军殖民部游说，说让他带领一艘炮艇前往越南北部，保证打通红河航道。法国海军殖民部信以为真，便指示交趾###总督给予协助。1873年，堵布益一行不怀好意地来到河内，并在那里胡作非为，引起越南地方政府的抗议，并派人向交趾###总督控告了堵布益。
法国总督接到控告后，派出上尉军官安邺带领小分队前去调查。安邺到达河内后，也违反权限与越南官员发生了冲突，安邺欺负越南官军武器低劣，便下令进攻河内城，尽管河内巡抚阮知方组织人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越南人的竹枪土炮根本干不过法国人，结果河内城反被安邺小分队轻易拿下。
安邺由此骄横异常，还时而骚扰越南北部海阳等省，一时间得意忘形。阮氏王朝无可奈何之下，便向当时在保胜活动的黑旗军求援。黑旗军是中国人组成的非官方军队，其领袖刘永福原本是广西天地会的领导人之一，他的队伍以七星黑旗为战旗，故称黑旗军。在太平天国时期，黑旗军经常活跃于粤桂边界，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在清军的进攻下，刘永福便率黑旗军转移到中越边界地区活动。
法人侵越日甚一日，黑旗军志愿抗法（2）
刘永福
刘永福祖籍广西博白，1837年生于防城司属古森峒小峰乡。黑旗军退入越南后，正值越南北圻（北部地区）盗匪猖獗，残害人民，刘永福便协助越南官军共同打击当地盗匪，并逐渐控制了安礼、六安、保胜（老街）等地。黑旗军后来在这些地区“开辟山林，聚众耕牧”，自耕自养，倒也安抚一方百姓，该地还出现了“烽烟不警，鸡犬无惊”的安定局面。
但是，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毕竟是一支客军，阮氏王朝虽然在剿灭越南盗匪和乱党的时候会有所依仗，但对黑旗军终究心存顾忌，不敢重用；而黑旗军因为曾经是反清义军，也不敢回到祖国，怕回去后被镇压。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黑旗军可谓是左右两难。但法国人的侵略，却改变了刘永福和黑旗军的轨迹和命运，使这支客居越南的反清农民起义军，转变为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前锋部队。
越南驸马黄佐炎当时正奉命统督北圻军务，刘永福曾经与之密切合作，参与平定边匪。这时，黄佐炎再度邀请刘永福，希望黑旗军能共同剿灭安邺侵略军。刘永福得令后，便率黑旗军从驻地保胜日夜兼程，疾驰千里，翻过宣光大岭，突然出现在河内城外。
安邺闻讯，急忙率队出城迎战。但这个安邺太自以为是，以为黑旗军和越南官军一样，自己只要带上几十个法国兵，一门小钢炮，就可以横扫对方数百上千人，殊不知，黑旗军都是些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老战士，他们先把法国人引诱到早有埋伏的纸桥（位于河内城西2里处），等到敌人上钩后，突然间发动猛攻，一时间，黑旗军将士“奋勇向前，悉力攻敌，势极猛烈”，法国人一看大势不妙，抵挡不住，便一窝蜂奔着城内逃去。
安邺小队长一时慌乱，不小心掉进一个坑内，情急之下怎么也爬不上去，他的手下们却只顾自己逃命，对他弃之不顾，结果黑旗军先锋吴凤典飞马赶上，“喀嚓”一声，砍下了安邺的脑袋，随后黑旗军乘胜追击，夺回了河内城。
这一仗，学界称之为第一次纸桥大战，此役黑旗军大获全胜，法军死伤惨重，越南阮氏王朝为表彰刘永福，封他做了“三宣副提督”，并破例铸了一颗“山西、兴化、宣光副提督英勇将军印”给他，以示褒奖。但是，阮氏王朝害怕法国人大举报复，结果还是向法国人外交妥协并订立了第二次《西贡条约》。
1874年第二次《西贡条约》签订后，法国于次年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的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试图排除中国在越南的影响。清政府收到后，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时任驻英、法大臣的曾纪泽对法国在越南的行动还提出了多次严正抗议。但是，因为越南阮氏王朝没有要求清廷保护，清廷也就乐得装聋作哑，按兵不动。
19世纪80年代后期，法国国内情况好转，便又好了伤疤忘了疼，其野心再度膨胀，特别是新任内阁总理茹费理上台后，就毫不掩饰地说：“难道法国只是个大陆国家吗？殖民地领土的寸土寸地，对于法国来说都是宝贵的，放眼看看世界地图，看看许多大国，他们是怎样急切地、怎样火热地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市场的！”（周志初：《不败而败：中法战争》）
于是，刚恢复了元气的法国再次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其目标就是十年前暂时放弃的越南北圻。1882年初，法国派遣海军上校李威利率军北上，并于4月间再次占领河内。据说，李威利占领河内后，为了报当年安邺被杀之仇，还曾悬赏一万元取刘永福的首级。
这时，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那就是时任吏部主事的唐景崧。唐景崧本是广西灌阳人，进士出身，但仕途并不顺利，在京15年方得一吏部候补主事的职位。侯门一入深似海，朝中无人别做官，唐景崧浮沉宦海十余载，空有一身才华，却始终得不到机会施展。
在得知法国加强侵略越南并威胁广西边境时，唐景崧一方面挂念桑梓，另一方面也想寻找施展才干的机会，于是毛遂自荐，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