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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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先生的身体比我高大，我怕他梦中转身，“牵动全局”，也许要把铁床翻倒，所以让他睡在下层，我睡在上层。我夜里在床上转身的时候，仍要很谨慎地慢慢地转，免得床身震得过响，以致惊动他的好梦。
我和章先生从来没有同住过，想不到一同住就住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囚室里；但是我们想到全狱的朋友们对于我们的同情和厚意，却给予我们一种说不出的愉快和安慰的情绪。
39地方法院
我们在上海特区第二监狱里关了两天。到廿六日那一天下午，我们在四点半后照例“归号”，铁格子门锁上了，我们两人照常在那小囚室里拥挤着。七点钟左右，忽有一个看守进来说“接见”。所谓“接见”，是监狱里允许囚犯接见家属亲友。我们两人虽觉得那样晚的时候，怎样还有“接见”，但是既经说有，我们便匆匆随他出去。到了外面，才知道是要到法院去开庭的。离开监狱的时候，还照例在簿子上打个大拇指的手印。
到了高三分院的法庭以后，才知道是上海地方法院（在租界以外的法院）来“移提”。我在前面曾经说过，廿三日和廿四日两次在高三分院开庭时，公安局都是要把我们“移提”的，捕房律师因为没有犯罪的证据，两次拒绝“移提”。据说根据上海法租界和中国政府的协定，除中国的司法机关可以无需证据即可向捕房或特区法院“移提”犯人外，像公安局一类的机关要做这件事，必须拿得出证据才行。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便设法转个弯儿，由上海地方法院出面来“移提”，结果当然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其实我们所要求的是无罪当庭开释，至于“移提”不“移提”，并不在意；现在一定要“移提”，“移提”就是了。“移提”的理由据说是“妨碍秩序嫌疑”！
我们在高三分院法庭的时候，地方法院已派了好几个法警等着，一出法庭，便被他们拥上汽车，往城里驶去。我和章先生各乘一辆汽车，左右各有两个法警押着。我们这几天好像被猫衔着的老鼠东奔西窜似的，原已不足为奇，我们所觉得不无抱憾的，是没有机会和同狱的那几个青年好友握别罢了。
到了地方法院之后，我和章先生被几个法警押进待审室。待审室有三四个大房间，用木板隔开的。我和章先生是隔离着的，各人关在一个大房间里面。房里四周用木板搭成长凳，门上有个四方形的洞穴，外面的人可从这个方洞向内望。里面很陈旧龌龊，我一踏进门口，就觉得尿气熏鼻，臭不可当。我于诧异间仔细向四周望望，原来房里摆着一个大马桶，其大无比，好像寻常人家用的大米桶。等一会儿，有个青年法警跑到方洞口张张望望。我看他很和善的样子，便和他谈了几句话，知道他们弟兄们都是很窘苦的，每月九块钱，一切在内，个人还不够用，养家更不得了。又等一会儿，又有一个人在方洞口张望，轻声问我是不是某先生，我说是，略谈之下，才知道他也是我的读者，在法院里任职员，正在吃晚饭，听说我来了，连饭都不吃，特跑来安慰我。他的办公时间原已完了，因为我来，一定要等我审完，好好招呼我进了看守所才肯回去。我说他一天辛苦，要回家休息，不必等我。他不肯，直等到一切布置妥当后才肯离开。
约等了半小时模样，传审了，审得很简单，照例由检察官问姓名、籍贯、年龄、住址等等之后，问起参加救国会的事，问起救国会的宗旨，问起有没有参加煽动日本纱厂工潮。审后再押回待审室坐了一些时候，便押往看守所羁押。
总算优待，原来八个人住的一间囚室，经他们撤清打扫之后，由我和章先生两人同住。房里有一张大木桌可以放些零物。电灯一盏高高地装在两个房间的隔墙上面的方洞里，夜里在房里是看不出什么的，我们到九点钟就安排睡觉，怕有臭虫来光顾，特把木榻搬得离墙远远的。最使我注意的是在那样一个小房间里，也排有待审室里同样大的一个大马桶！第二早起身后，照例打手印，我们这时已打得更熟练了，打出的印子似乎已有了相当的进步！打完了手印，还要一同到天井里去照一张相片。这张相片照得怪有趣！我和章先生各人坐在一只骨牌凳上，列在一排照的；每人坐着，腹前还放着一块石板（好像小学生做算学用的，黑色，上面可用粉笔写字），我的那块石板上面写着雪白的几个大字是“第三千几十号某某（区区的名字）妨碍秩序嫌疑”，章先生的那块石板上面写的相同，不过号码和姓名改一改就是了。我们昂然同坐着照了一张这样的相片。事后我对章先生说，最好能讨得一张取来放大，将来可以高高地悬在客厅里面，让许多朋友“瞻仰瞻仰”，倒是一种很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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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押在公安局
在上海地方法院的看守所里只关了一天一夜，廿七日下午六点钟左右，又像老鼠被猫衔在嘴里奔窜着，由地方法院转解到公安局里去。我们先由看守所里被提出来，重新光顾待审室一次，不过这时我和章先生两个人同被押进一间待审室里去等候着。这时的法警对我们比初来的那天客气得多，大概他们都知道了我们是为着参加救国运动才到这里来的。等一会儿，我们先后被传审，检察官虽换了一个，但是问答内容还是上次那同样的一套。不过这次那位审问我们的检察官却充满着同情和歉意，拿出公安局的公文给我们看，里面说要移提我们去和沈先生等四位“对质”。检察官宣布之后，我们也没有什么话说，走出法庭后，就有公安局派来的人员迎上来押着出去。法院里有几个职员赶出来和我们握手送别，我们又觉到爱国的同胞们随处给予我们的同情和厚意的可感。我无意中和章先生说出了这一句话，在旁边同走的那位公安局的科员插着说：“这是各位先生人格的感动。”我说：“这倒不是我们几个个人的人格问题，却是有许多同胞不愿做亡国奴的心理的流露！”
我们随着一群公安局的侦探、警察和科员，拥出了法院的门口，分乘汽车直驶公安局而去。
这时沈先生等四位已押在公安局三四天了，我们一进公安局，就被引到他们的房间里去。我们在患难中相见畅谈，当然是格外快慰的，彼此诉说了一番经过的情形，又说了不少互相安慰的话语。我看看他们所住的房间还算清洁，是在二层楼上，前面有个露台，露台的前面是大天井，立在露台上可以看着公安局的大门；房的后面靠壁处并列排着四个小铁床，便是他们四位的床铺；这一列铁床的前面有个屏风遮着，屏风的外面放着一张圆桌、几张椅子，便是我们吃饭和相聚谈话的地方。我踏进房里一会儿之后，觉得奇特的是总有一个不相识的人立着或坐在一个角落里，我已直觉地知道这一定是用来监视我们的；后来知道他确是侦察队的侦探，奉命来监视的。房前的露台上还有四五个“武装同志”（警察）在那里监视着。房的右边有个客厅，来访问的人可以在那里坐坐，由客厅通到外面的那个门是常常锁好的。我们要大小便的时候，便有一个“武装同志”跟着我们经过这个门，在厕所门前守着，直等到陪着我们回到原处。
我和章先生两人的卧室是在这个大房间的左边一个小房间里。他们已在几天前就替我们备好了两架小铁床。自从我们两人来了之后，又加派了一个侦探来监视。纵然是做侦探，也还是中国人。我们所干的是救国运动，我们所谈的也只是关于抗日救国的事情；我们不但用不着避他们，而且当着他们大谈我们对于救国的主张，大讨论我们对于救国的意见；侦探们听了不但不觉得我们是什么大逆不道，而且深切地表着同情！他们和我们相聚了几天，竟变成我们的同情者，甚至觉得每日来监视我们是一种不得已的痛苦和职务。不但侦探们如此，就是那些“武装同志”也成了我们的朋友！
但是他们对于职务还是不得不奉行故事的。他们不但整日里要陪着我们，而且整夜都要陪着我们，虽然他们是三四小时轮班一次的。在白天，只有侦探在我们的房里，到了夜里，大概因为露台上寒冷，所以连“武装同志”都跑到房里来坐到天亮。这倒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经验：躺在床上睡的时候，也有一个“文装同志”（侦探）和几个“武装同志”整夜睁着眼睛，一直“侍卫”到天亮！
我们到了三四天之后，有一个夜里，局里的第三科科长请我们在客厅里个别谈了一次话，留下了笔录。他很客气地问了我们一番话。问和答的内容都和在法院里那一套差不多，不过特别问起我们和“火花读书会”有没有关系。这个名称我事前根本就没有听见过，关系更说不上了。公安局局长几于每天都来很客气地招呼一下。头几天准许接见，访问者非常的多，那个客厅常告客满，天天好像举行什么盛会似的。后来当局有些怕了，除家属外，禁止接见其他的亲友。看报也不自由，每天由他们送来一种他们认为无关重要的报，有的时候一种也没有。我们每天的时间却过得很快。上午七点半起身后，同在客厅里早操。有的打太极拳，有的柔软体操，各干各的。早餐后最重要的事是催报看，有时看得到，有时看不到。可以接见的时候，差不多一天到晚忙着见客。后来只许接见家属，除开六人“讨论会”或“谈话会”外，有的下围棋，有的下象棋，有的看书，便很快地过了一天。我们每天所最关心的消息是绥远抗战的情形怎么样了，其次便是关于我们自己何时释放出来的消息；有时听说他们要把我们送往莫干山去，有时听说他们要把我们送往杭州去，最后几天听到的消息是要把我们送往苏州高等法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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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高等法院
十二月四日的下午一点半的时候，我们刚才吃完午饭，公安局第三科科长跑进来，说立刻要送我们到苏州高等法院去。我们突然得到这个“立刻”动身的消息，想打个电话给家属通知一下，免得家人挂念，而且我们里面还有人要叫家属送铺盖来，但是这位科长说不可以，“立刻”就要动身，不能等候了。我们对于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都有些气愤，虽则我们都很镇定。沈先生说：“好！走就走！”先去动手整理零物，包卷他的铺盖。这样匆促的把戏，我从来也没有过经验，不免又引起我的奇特的感触，但看见年高德劭的沈先生已在着手卷铺盖，我也就抑制着我的愤懑的情绪，动手归拢零用的东西，包卷我自己的铺盖。在匆匆几分钟的时间里，大家都把行李包卷好了，便打算滚我们的蛋。临行时公安局局长自己也跑到房里来打招呼，说他也是临时才奉到命令，对不起得很，并说他心里也觉得不好过。我们没有什么话说，只谢谢他对于我们的优待。
我们从上海被押解到苏州，不是由火车，用一辆大汽车（好像公共汽车），有十几个“武装同志”和几个侦探一同坐在里面，所以把全车坐得满满的。公安局第三科科长和其他两个职员另坐一辆寻常的汽车在后面跟着。我们的“专车”沿着从上海往苏州的公路走。上车的时候，公安局局长亲自送上车，叫“武装同志”坐到后面去，留出前面的位置让给我们坐。最后他又向我们一一握手，连说“对不起得很”。
我们和上海暂时告别了！车子向前急驶着，由玻璃窗向四野张望，感到如此大好河山，竟一天天受着侵略国的积极掠夺，而受着残酷压迫的国家还未能一致对外，这是多么可以痛心的事情！车子行到半路，李公朴先生立起来对同车的“武装同志”演讲国难的严重和我们的全国团结御侮的主张。他讲到激昂时，声泪俱下，“武装同志”们听了都很感动，有些眼眶里还涌上了热泪。随后他们还跟着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
下午四点钟到苏州了。汽车不能进城，我们各乘着黄包车，两旁由那些 “武装同志”随伴着走。街上和店铺的人们望着莫名其妙，都现着诧异的神情；大概他们看到形势的严重，车子上坐的又不像强盗，所以使他们摸不着头脑。有几个“武装同志”在车旁对我们说：“先生！我不是来押你的，是来保护你的。”走到半路，因为时间不早了，“武装同志”也纷纷乘黄包车成了一条很长的蛇阵，蜿蜒着向前进。到高等法院的时候，已上了灯火。由上海伴送我们来苏的一群人都纷纷来和我们握手告别，尤其是那些“武装同志”们对于我们表示着非常恳挚的同情。
我们六个人同坐在待审室里面等开审。在这里所见的法警的装束，和在上海的有些不同。上海法院的法警装束，和我们寻常所见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