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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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国民党政权十年来都没有做到的，而共产党政权在一年内就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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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积点”计算工薪的临时办法
新中国成立前后，###门如何计算教员的工薪呢？我从清华大学历史档案中，发现了以份“现任讲师、教员、助教计点支薪临时办法”。这份资料鲜为人知，特地抄录于此——
关于本办法的几点说明：
（1）本办法只适合于这次临时薪给的调整。以后如何年功加俸，如何考勤考绩，当不受此办法的约束。
（2）本标准原是在旧有的不合理的薪金制度下，对于同人工薪给作一个调整。可是为顾全大多数同仁的公平起见，仍采交义累进制，偏重年资。至于工作成绩积点所占成份很少，因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论，此项工作成绩的标准，似难作一客观的规定；不过本会深感工作成绩之积点之重要，因为如此同人才可以发挥创造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建议：以后年功加俸应该加重工作积点占之成份。
（3）现任讲师、教员、助教之支薪总积点，为民国37年（1948）夏季以前之“历年”累积总积点。
（4）年资积点累积计算，工作积点并不累积，只计一次。
（5）每一点以小米2斤计算。
（6）讲师、教员、助教支薪积点的范围如下：
讲师：305—425（合小米610—850斤）
教员：265—400（合小米530—800斤）
助教：200—350（合小米400—700斤）
甲、年资积点
凡在本学科相当部门服务者，每年均累加积点如下：
（1）凡现任助教者，以200为基本支薪积点。每任助教一年，累加年资积点17点，最高以350点为限。
（2）凡现任教员者，以265为基本支薪积点。每任教员一年，累加年资积点18点，最高以400点为限。
（3）凡现任教员，在未升任教员之前之支薪积点加18，如已超过265点时，则现有之支薪积点为未升任教员前之支薪积点加18，再加由（2）项所得任教员后累积之年资积点之和，其最高以400点为限。
（4）凡现任讲师者，以305为基本支薪积点。每任讲师一年，累加年资积点20点，其最高点以425点为限。
（5）凡现任讲师，在未升任讲师之前之支薪积点加20，如已超过305点时则现有之支薪积点为未升任讲师前之支薪积点加20，再加由（4）项所得任讲师后累积之年资积点之和其最高以425点为限。
说明：
（1）年资积点系自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历）起计算，同等学历之标准由各系自行斟酌决定。
（2）凡在国内外大学任助教者，每历一年增加17点。
（3）凡在国内外工厂作普通实习者，每历一年增加17点；作独立工作者每历一年加18—20点。
（4）在国内外中学任教员者，每历一年加9—17点（其标准由各系自行斟酌决定）
（5）凡在研究室作普通研究者，每历一年加17点；作领导研究工作者加18—20点。
（6）非本科工作，均不计积点。
乙、工作成绩积点
（1）工作成绩积点包括：一、学术积点；二、技术积点；三、服务积点。三项积点共计，最高不得超过20点，最低为10点。
（2）特殊贡献积点，其最高不得超过30点。
说明：
（1）学术积点、技术积点、服务积点，三项中每项所占之百分比，由各系自行按该系每人实际情况给以积点。
（2）学术积点，系指普通研究论文成绩，凡有特殊贡献者不包括在内。
（3）技术积点，系指普通技术能力，凡有特殊贡献者不包括在内。
（4）服务积点，系指与教学、实习、讨论直接或间接有关之工作。
（5）因研究院而升级者，其毕业论文，不得再行计算学术积点。
（6）所谓特殊贡献，如文法学院之专著创作，理、工、农学院之专著创作或发明，由本人声请院长提出，交校务委员会评定，必要时请专家审查。
（7）工作积点，由各系同仁自报公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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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供给制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实际上是农民起义军的地方割据政权，红军日益壮大。1932年中###委发布了训令，统一规定红军部队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1角，或口粮1斤6两，菜金3分钱；相当于每月3银圆（合今日人民币约100元）。出差人员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2角 （合今人民币6…7元）。零用费数目，指挥员与战斗员同等，但不定期发放。什么时候发放呢？通常是在采用武装暴力“打土豪”以后，也就是采用农民起义传统的“水浒英雄”劫富济贫方式以后，基本上平均分配“战利品”。对于专业人员（医生、电报员、机修工等）每月津贴不超过大洋10银圆。中央地方干部待遇略低于部队。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种分配的内容主要是解决填饱肚子的生存问题，而并不保证“穿衣、住房”的条件。“民以食为天”的基本概念当发源于此。跟30年代的城市相比，这样的生活水准是较低的。但要是跟当地（特别是赤贫的地区）一般饥民相比，这样的生活就可以满意了。
1936年以后，延安时代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并非人人绝对平等（所谓平均主义），而是讲等级的，主要根据革命资历安排待遇。
1937－1938年，延安的普通战士每人每天伙食标准仅为5分钱，一般干部为7分钱；枣园“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即以后的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为1角5分，这是当时延安一般干部的伙食标准（每月法币4圆5角，约合今人民币135元）。军队团级干部和边区厅级干部的伙食为一菜一汤，师级和中央党机关部级干部为两菜一汤，政治局委员则为四菜一汤。普通干部是“高粱米饭（或小米粥）、大锅菜、粗布服”。
从现代的标准看来，当时供给制生活标准称得上非常“艰苦朴素”。
此外的日常津贴（现金）如何发放呢：“干部每月生活津贴费规定班长（同战士）1圆、排级2圆，连级3圆，营级4圆，团以上一律5圆，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发给5圆到10圆。”而当时1圆购买力，相当于20世纪末的30—35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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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正式开始规定“大中小灶”
1939年后，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中央政府停发八路军的“军饷”供应。延安跟外界的联系基本中断，处于被封锁的不利状况，延安的生活领域和社会气氛出现了变化。1940年以后，在物质匮乏的困境下，确保高级干部供应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党推行。
1940年5月，任弼时被政治局任命为中共七大筹委会秘书长，1941年9月，创建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设秘书、警卫、总务（行政）三个处，由任弼时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担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办公厅除了负责机要文件草拟、联络各地等业务以外，它的另一功能就是为中共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提供特殊服务。任弼时亲自制定了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将党内事实上已存在的等级差序，体现为具体分配的明确标准。
制定不同级别人员分享不同的生活待遇，问题非常复杂。任弼时具体筹划，亲自决定享受“小灶”的人选，明确规定只有中央委员或相等级别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才具有享受小灶的资格。其中有所区别，例如王若飞因做过陈独秀时代的中央秘书长，40年代初他在党内的地位下降，只是党务研究室的负责人，从而被列入“中灶”的档次。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为了保障高干的小灶和其他生活供应的需要，还开辟了从各根据地和国统区调配物资进入延安的专门运输渠道。例如，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家庭保证“每家每日一只鸡”，又如：专门为毛夫人江青从山东置办阿胶等。诸如此类，引发了理想主义者王实味等知识分子的牢骚、不满和怨言。
文化人的回忆
卞之琳回忆说：“抗战初期延安文化人当中一度流传过一句玩笑话，叫做‘客请’，因为照例外来客人宴请延安本地主人。” 而立之年的卞之琳于1938年8月31日来到延安城，进了南城门，受优待住在西北旅社。当晚在院子里和刚从前方回来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田间畅谈。其间还随军去过前方太行山。吃小米饭加胡萝卜大锅菜，过供给制生活，吃饭穿衣和取暖的木炭全包干，此外一个月津贴（零用钱）只有2圆，叫做安贫乐道。别人如艾思奇、徐懋庸、欧阳山尊、吴伯箫资格老一些，各自每月零用津贴3、4、5圆不等（军政首长最高的零用津贴也不过5圆），有时花几分钱从街上买一大包花生共享，或者到城中心十字街头的小吃摊上花5分钱来一碗醪糟鸡蛋。至于到饭馆请客是请不起的，往往逢到外面到延安的客人（例如戴爱莲）来请，叫做“客请”。
1939年初卞之琳开始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一学期，后来进步到中级待遇；跟冼星海、蔡若虹等同事，在西山坡窑洞住过一阵子。冼星海是特殊的高级专家待遇，每月津贴零用5圆；他的爱人钱韵玲却是中级待遇，每顿饭夫妻俩分开来吃。鲁迅艺术学院学生每月津贴零用1圆2角。1939年8月中卞之琳离开延安，总共一年有余。（以上据卞之琳先生与笔者的谈话）
黎辛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部的负责人与编辑》一文中提到，1941年丁玲是副刊部的第一任主编，“待遇跟编委一样，为中灶伙食。丁玲任主编时，编辑有刘雪苇（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借调来三个月，中灶待遇。……1945年担任编辑兼秘书的温济泽，一度负责召集例会，也仍然是大灶待遇”。特别研究员艾思奇“任副总编后，改为小灶待遇，即党的高级干部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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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花》提到的生活待遇问题
1942年3月王实味在著名的《野百合花》一文中，形容当时延安的供给制生活待遇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艾青作了说明：王实味说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样的呢？ 所谓“衣分三色”，就是高干的深蓝色斜纹布、中级干部的灰青色平布、基层干部的黑色土布之间的分别；并非什么哔叽、华达呢和灰布之间的分别（艾青指出：我们也不只一次看见毛泽东两志，穿了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块的、褪色的灰布衣服）。所谓“食分五等”，最高级的也不过四个菜一碗汤；大、中、小灶，而最差、也最普通的是小米饭加清水大锅菜。
艾青为高干辩护说：当时在延安，中共中央最高首长们的伙食，还不如大后方（重庆国民党统治区）机关里当官的来得讲究呢！
延安学生吃的是一天一餐稀粥，两餐小米饭（每周吃一两次馍）菜是大锅菜，伙食管理得好的学校（有时）还可以吃肉。王实味所说的“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是发生在某学校刚开办的时候，由于天下雨不能驮米的缘故，曾一连吃了几天稀粥。这是一种特殊情形下的偶然现象。
那么，王实味对于什么情况发牢骚呢？他“连毛泽东同志抽纸烟（太多）都在背后反对”、“指责领导人的门前挂着一串串腊肠”、“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级对上级感觉他们是异类”。艾青曾替王实味解释：他的话也许偏激不妥，但他并不主张“平均主义”，更没有反党。只是要求“公平合理”罢了。
艾青又指出：延安的津贴是有微小的差别的，那等级就“1圆、2圆、3圆、4圆、5圆”五种。所有的工作人员，从最高的首长，到每个党员的差别；就只有这五种。另外也有特殊优待的，那就是“文化人”和“技术人员”。这也不属于不合理呀！
真正使王实味以及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产生疏离和异己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为特征的、与高干地位相联系的“特殊化”。王实味十分怀恋1937…1938年那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岁月，但他毕竟信奉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于是王实味申明自己也属于“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放言直谏决非为争个人利益。他甚至对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表现出最善意的理解，认为“对那些健康上需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照顾”。只是处在当前“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许多人都失去最可宝贵的健康时期”，为了“产生真正铁一般的团结，负责任更大的，倒一样表现与下层同甘共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