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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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迅速普及在房前屋后开荒，种植蔬菜杂粮。许多院落种了向日葵、玉米、南瓜、土豆……高高低低，重重叠叠。墙根下多是攀缘的作物，瓜、豆都搭上了架子；甬道边就是野菜、扫帚菜等。中南海里又多了一道风景线。
高干的特别供应券
灾荒时期，全国的食品供应异常紧张。1960年中央制定了对于高级干部（司局长以上）的特供（特殊供应）标准：
（1）国家领导人、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户每月供应肉30—31斤（每天1斤），蛋6斤（每天2只）、白糖2斤、甲级烟2条；
（2）正副部长或相当于部长级的高干、特级科学家（如钱学森等），每户每月供应肉4斤，蛋3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
（3）正副司局长、高知一级正教授、高级研究员，每户每月供应肉2斤，蛋2斤、白糖1斤、甲级烟2条；
从上述一些并不算多么高贵的供应作为“特供”看来，可以理解当时全国经济形势的紧张程度，比战争年代还要严重。
对于以上高干开设了内部特供商店，可以廉价买到许多食品、日用品如鱼虾蟹鸡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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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会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1）
1962年，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调整。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毅副总理在3月5日的讲话中为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礼，就是“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桂冠”。
广东省委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从1961年2月开始对广东知识分子进行摸底。9月间，他便在广州从化温泉召开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他还对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作出了如下指示：
1．确定一个两千人的名单，包括高校副教授及相当于副教授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疗卫生人员、作家、画家、音乐家、书法家、雕刻家、演员、国家级裁判、专业运动员及名匠巧手等，从1961年11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食油1斤、猪肉1斤，每户补助粮食10斤（后来省委指示再增加食油1斤）。
2．在上述名单基础上，再选出二百人的名单，对这些人实行保健制度，其诊病、用药、住院与厅局级干部同等待遇。对于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一流著名学者，他们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
3．在第2项名单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休假期间居住风景区招待所，按四分之一收费。
4．由明年开始，每年分给一定数量的外汇归文教领导小组掌握，以解决学术界必须进口的治病用药和研究资料等问题。
5．明年（1962年）1月恢复出版一个学术刊物，作为学术界开展争鸣的园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些学者的学术著作，以便更好地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陈寅恪受到无与伦比的特殊优待
广州中山大学陈寅恪老教授，在1958、1960和1963年三次“政治排队”时，都被列为“中右”，但在生活上他还是优于别人的。
1960年初年陈寅恪已感到了生活的窘迫。按学校统一规定，他的粮食定量（粮票）减为每月28斤，肉票每日5钱（半两）、每月1斤，食油票每月半斤。
到1961年，广州市民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降低到平均只有20斤左右，且30 ％ 要搭配其他杂粮；每月2两食油，每年布票2尺1寸，猪肉基本上没有供应。而这时候，陈寅恪教授作为被陶铸点名优待的大知识分子，受到了生活上的特殊照顾，真如久旱逢甘霖。
1961年7月，陈寅恪教授曾收到了从香港寄来的食品邮件包裹单，内有火腿、猪油、面饼等食物近20公斤。但邮寄者素不相识。陈寅恪将包裹单交给了历史系中古史教研组党支部书记，表示拒收。
1961年夏天吴宓教授从四川来中山大学看望老友陈寅恪的时候，他已经在陶铸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的目光注视中。吴宓在广州期间的日记有“鸡鱼等肴馔甚丰”、“肴馔丰美”等描述。可见陈寅恪一直受到照顾。
l961年10月11日，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特别批准给陈寅恪特殊供应。14日，中山大学的老校工梁彬，替陈寅恪买回了特批的副食品。10月16日，梁彬与总务处秘书将30斤面粉、10斤面条、4斤花生油、4斤水果和2斤白糖亲自送到陈宅。老校工对陈寅恪说，从昨天（15日）开始，政府每日专程从华南农学院为陈寅恪教授供应鲜奶3支，并询问“3支够不够”，陈寅恪高兴地回答够了。并说，他的身体“较适合吃牛奶、面包，面包因为发酵过，所以很松软。”
老校工回忆，他为陈宅送东西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才结束。
从1961年11月份开始，广州粮食局特别为陈寅恪提供面粉、面条及食油的配额；广州第一商业局为陈寅恪提供穿与用的物品配额；广州第二商业局为陈寅恪提供副食品的配额。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陈寅格享受到无人能比拟的特殊照顾。 （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343—345页） 。
1963年陈寅恪腿伤治疗出院回家，4月14日，广东省委办公厅通过中山大学转交一函给他：“陈寅恪同志：遵照陶铸同志和省委指示，送上牡丹牌收音电唱两用机壹部、及唱片32张，供您使用，请收纳。”当天，这台两用机被送到陈寅恪家中。
为了方便陈寅恪在门外散步，学校专门在他门前铺设了一条白色水泥路。为护理陈寅恪，派出了三个护士。
广东省档案馆中藏有1963年2月18日中山大学向广东省委递交的一份报告，报告开列了每个月护理和照顾陈寅恪生活所需开支的费用和物品，请求省委拨出专款。报告说：
l，考虑到附单所列药品和副食品不少是进口，请省委每月拨些专款作为购买食品和支付护士工资费用。 2，每月所需副食品亦请省委批转有关部门按月供应。
陈教授每月所需副食品和费用 （附单）鸡：四只，估价32元，约一星期送一只。鸡蛋：5斤，10元，每天二只。水果：15斤，12元，每10天送一次。鱼：10斤，20元。蘑菇：15斤，15元。黄油：1斤，20元。护士：3人，（每人月薪51元）共153元。合计：262元。
另：进口老人牌麦片1罐，进口可可粉1罐，进口陈教授需用药物（略）
当时很多干部无法理解陈寅恪凭什么要享受诸如“住房、吃饭、穿衣”的照顾。当时在中山大学最典型的说法是：“我们都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 1963年7月24日，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马肖云借向陶铸汇报学校工作的机会，反映了这种“群情”。没想到陶铸听后勃然大怒。根据当年的“谈话纪要”，陶铸的原话如下：
。。
广州会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2）
你们学校有人讲，省三级干部会上有人讲，远在“新会会议”亦有人不满。陈先生，74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自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像个不能独立活动的婴儿一样，难道不需要人照顾吗？ 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但是他爱国，蒋介石用飞机接他他不去。（陶铸指马副书记） 你若像陈寅恪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390、391、394、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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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不断上涨
由于商品货源严重缺乏，不得不降低粮食、棉布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数量，其他许多消费品也实行凭证、凭票和限量供应的办法。由于农业大幅度减产，使农民的收入骤减，消费水平下降。据官方公布1959年和1960年农民的消费水平，分别比1957年下降和14 ％，特别是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浮肿和饿死人等现象。
1960年同1957年比较，重要商品的全国人均消费量，粮食下降20 ％、食油下降23 ％、猪肉下降70 ％；由于“大跃进”的波折，工商企业效益低落，亏损增加，财政出现巨量赤字，不得不以大量增印广发钞票（通货膨胀）来弥补。
1960年末，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后，全国的农村集市贸易迅速恢复。由于农业连年减产，1961年上市的商品匮乏，集市价格在前两年上涨之后，又像脱弦之箭一样迅猛飞升。
同1960年比较，1961年集市价格上涨的幅度为倍。一些减产更严重的地区，上涨幅度高达三四倍以上。它同计划价格的差距比1960年又更加扩大，一般农副产品比计划价格高四五倍，粮油和肉禽蛋类产品高七八倍，有的高达十多倍。
例如一斤猪肉国家牌价为6角左右，集市价格大体在5—8元；一斤粮食，国家牌价为1角1分左右，集市价格大多在1元以上，有的地方高达2元以上。这样高的价格，虽对农民生产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对经济恢复和发展非常不利。特别是对整个市场的稳定，对人心的安定影响极大。
1958年农贸市场上一只鸡卖1元多钱。到1960年，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汪振华的妻子生了孩子，想补一下身子，花48元买了一只鸡。过去3分、5分钱一斤胡萝卜，要1元2角一斤。每月工资68元，只能买50多斤胡萝卜。能维持活命，全靠国家保证平价供应每月26斤口粮、三两平价油（北京半斤），还有半斤平价肉。
三年“大跃进”引发了严重通货膨胀，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1960年增印人民币亿元，比上年多倍；到12月底人民币流通量达亿元，比1959年多出；1961年初通货膨胀达120亿元。而当时商品货源异常不足，预计1961年的社会购买力大于商品可供量的差额，高达85亿元人民币。
政府对部分必需品实行凭票、凭证限量供应，以保证居民低标准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时对少数商品实行高价政策。
1960…1965年的高价商品出台（1）
对少数商品实行高价政策，是从高级糕点、糖果开始的，扩大到饭馆、商店等许多方面。它的出台，是为了回笼货币，安抚人心。
当时采取高价措施，虽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做法，但多数是结合我国现实的独创。“高级饭馆”出台之前，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专门组织人到北京王府井著名的老字号“萃华楼”饭庄，调查炒肉片的成本和价格；还把这个问题提交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研究。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李先念亲自出面，负责具体安排。
1961年1月19日国务院副总经理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的讲话：“现在什么东西都凭证供应，每个人买一份，有钱也不能多买，闲话就来了。江苏有个资本家讲：‘现在人民币不挂帅了。’上海有一个医生对党委书记说：‘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四百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送还给公家。’按人口凭证分配，这是一个办法。……现在供应紧张，应该‘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实行凭证分配的办法，有些商品应该是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我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看，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点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外国也是这样的。我问了一些同志，伦敦在战时实行粮食配给的，但饭馆还是开的，一个人只能吃一份，不要粮票。总之，网开一面好办事，不能搞平均主义。这样，既可以使人们能吃到一些东西，增加一点热量，又可以多收回一点钞票，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实在是打了一个大主意。”可见，当时中共中央是借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艰苦的岁月中，英国的战时非常政策。
1960年8月以前，饮食业（中西餐厅、饭馆、点心铺、小吃店）是不收粮票的。粮食供应紧张后，一些地方报经中共中央同意，对饮食业实行收粮票供应，同时又保留少数高级饭馆不收粮票，实行高价销售。后来在一些大城市，对高级糕点、糖果实行高价销售；1961年1月，在全国40多个大中城市销售高价糕点和糖果，仅30多天，累计销售高价糕点、高价糖果1800万斤，回笼货币8300万元。
中共中央决定在1961年3月底以前，把高价糕点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一切大中小城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