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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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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好叫了一部三轮车,谈妥车资4元人民币,送他到了西郊北京大学西校门。时间已经是25日凌晨1点多钟。
  刚进北大,新的学生宿舍还没有盖好。暂时先住教室。理科(数理化各系)学生多半住在小饭厅,都是上下铺双层木床。这时发生一个不幸的重大事故:一个学生从上铺摔下来,摔死了。校方立即在所有的上铺增加了长木条护栏。
  开学前夕,西方语言文学系(简称西语系)的系主任冯至教授来看望新生:英语、法语、德语三个专业共60多名新同学。
  入校不久,他只知道当时的北大校长是马寅初。又知道老北大(1898—1937年)的校址在城里的沙滩红楼。抗战八年北大和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北大才重返红楼。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合并了燕京大学,新北大迁移到西郊海淀的燕园。至于老北大的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和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他则一无所知。
  第一学期吃饭不用付钱(供给制)。大饭厅,每桌8人,每个学生发一个捷克生产的大洋瓷碗。伙食不错,为大锅饭、中灶、分菜制,经常有鱼肉吃。1956年以后实行饭票制。所有同学都享受助学金。最低每月14元5角,其中12元交伙食费,2元5角零用,包括买书和笔记本、理发、邮票等。同班有“调干生”6人,每月领取27元,生活很宽裕。
  同班有位女同学黄文华,她的父亲和大哥都是工程师,每人每月各给她寄25元。她每个星期都要去莫斯科餐厅,花费1—2元吃俄罗斯风味的西餐。此外,她还拥有一辆自行车——跑车,在学校里十分显眼。在大饭厅窗口排队,她总是站在“甲菜”(1角5分)的窗口,而赵鑫珊永远站在“乙菜”(1角)或“丙菜”(5分)的窗口。这种对比使人印象很深。
  1956年北大新建学生宿舍15幢,容纳1920人。其中可住192人的5幢,可住96人的10幢;每幢4大间,每大间间隔为3小间,每小间住进8人,就拥挤多了。
  清华大学建筑系高年级学生,设计了10幢简易小楼做北大学生宿舍。仓促完工,条件很简陋,一幢小楼中的3间屋子只隔一层薄墙,顶上相通,这边屋子有人咳嗽,隔壁屋子就能听见。住进去的同学都不满意。后来随着北大宿舍楼增多,这几幢小楼就改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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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北京文化人的生活
1955年,叶浅予跟王人美结婚办酒桌,请了十几位客人。有郭沫若、阳翰笙、吴祖光新凤霞、黄苗子郁风、丁聪等,办了两桌豪华的酒席,花了两百元钱。新婚之夜,叶浅予对王人美开玩笑说,我破产了。言外之意是说,叶浅予的积蓄全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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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天津居民生活
作为参照,可以举出天津市一般工人家庭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了“广就业、低工资、大锅饭大家吃”的政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城市纷纷开办工厂,由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青年工人大量增加。1955年全国职工总数增加到1571万人。
  家庭收入不算高,但是支出也相当少。以天津纺织厂为例,按件计酬的工人工资(计件工资)比较多。在私营企业里,纺织男工每月平均工资53元,女工每月30元至40元。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男工每月的工资最多曾高达180元,女工则每月为58元。(但到1957年随着计件工资改为固定工资,工人的工资水平下调。例如帆布工人每月工资减为元,辅助工元。)
  同时由工厂选调出去的国家干部,工资标准是:行政20 级为每月70元,21级为62元,22级为56元。
  天津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由每年148元(每月12元)增加到205元(每月17元)。天津郊区农民人均消费水平由每年62元(每月5元多)增加到79元(每月7元多)。
  天津家庭主要开销:日常食品如白面每斤1角8分5,大米每斤1角4分或1角5分,玉米面每斤8分,豆油每斤5角4分,猪肉每斤5角,羊肉每斤4角5分,鸡蛋每斤5角5分,鲫鱼每斤2角5分,蔬菜每斤4分,等等(物价比上海、北京都低一些)。平均伙食费每人每月10元—15元,可以吃得不错:
  粮食(大米白面)每月30斤:5元左右
  豆油每月2斤:1元零8分
  肉每月3斤:1元5角
  鸡蛋每月3斤:1元6角5分
  蔬菜每月30斤:1元2角
  以上共计大约11元。
  伙食费占家庭全部开支的一半以上。
  房租也很低,每家3—4口人分配一间公有住房,大约10平方米,租金是每间每月2元。而企业提供给职工的住房(称为工房)房租为每间每月1元。
  居民做饭、取暖普遍使用煤炉,厨房简陋狭小,厕所公用。开始普及电灯、自来水。当时一般认为比较高级的生活水平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知识分子的待遇要比一般居民强一些,但是强不了多少。
  (附注:1956年人民币1元,实际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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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上海居民生活(1)
还可以举出上海市一条里弄的调查材料,看当时一般市民的生活状况。
  上海新成区石门一路大中里,是一条中型里弄。据1956年12月20日的统计,居民共384户,1768人(平均每户人)。成分为:职工家庭88 % ,私方人员家庭,其他成分占(如摊贩、开业医师、无业、失业人员等)。
  这条里弄解放前房金昂贵。当时居民大部分是资产阶级和高级职员。解放以后,房租显著降低。陆续迁入的100多户新住户中,绝大多数是职工家庭。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劳动就业人数的增加和工资改革,大中里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获得提高。
  1952年登记失业者90人。1954年和1955年,大中里有20个无业人员就业,1956年又有64人就业(其中有未进行劳动就业登记的初中毕业生等青年37人)。至此,五年前进行就业登记90人中,只留下43人了。就业人数增加,困难户就相应减少。从1955年底的69家降至1956年底的40多家。原来的家庭妇女,有的也走上了工作岗位。因此 ,不少居民家中有二人以上的就业人员。
  工资改革后收入有所增加
  工资改革前,大中里职工居民的工资收入最低每月约35元,最高约350元,平均每户收入约80元。1956年10月份,即工资改革后,人民银行储蓄所对大中里的100个职工储户的储蓄金额积累数作了分析。根据这一分析,大中里职工居民在工资改革后,在物价稳定的基础上,每户的平均收入增加12—14 % ,大约每月为90元。
  居民生活的提高,也可以从里弄里的小商、小贩营业状况看出来。里弄里有个小杂货滩“鹏飞号”,过去十斤糖果可卖两、三个月,现在一个多月就卖光了。另一家小杂货店“详森泰”,1955年全年营业总额为8;768元,1956年已增为10;106元。
  但是,大中里的居民,并没有把全部收入投向消费市场;他们把多余的钱存入了银行。他们的爱国储蓄金额也是逐年上升。1955年底,全体住户的储蓄总余额为4万多元,1956年3月底为5万5千元,6月底为6万7千元,9月底为10万6千元,12月底为11万9千元,到1957年1月底,已达12万2千元了。以储户来说,1956年底比1955年增加三倍以上,总户数为779户,说明不少居民一家存好几种储蓄或一家有好几个人参加储蓄。其中职工的储蓄有了很大的增长。据人民银行当地储蓄所统计,1953年大中里的存款总余额中,资本家的存款占70 % 以上,而去年年底大中里的11万存款中,职工的存款已接近50 % 了。
  再从里弄里不同阶层的家庭,看一下居民生活的变化。
  工人家庭
  主人吴根福、鲍秀英原来都是本市庆丰棉纺织印染厂(解放前名保丰纱厂)工人。1947年结婚后,厂方以夫妇不能在同厂工作为借口,辞退了女方。生活的担子就由吴根福单独承担。当时家中除夫妇二人和一个母亲,还有前妻所生一子在读小学。吴根福因工资收入入不敷出,离厂出来单干,但每况愈下,踏了三天三轮车,没赚到钱,却累得病了半个月。母亲只好暂居女儿家。孩子读书的学费也全靠借贷缴付。当时物价飞涨,所借全以实物计算,一箱肥皂读半年书。家中每日淡粥菜饭,甚至有个时期每天只买二、三分钱咸菜过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吴根福重进庆丰纱厂做木工,工资每月81元。但接连添了三个孩子,支出增加,经济情况又趋紧张。后来,大儿子考入了机器制造学校,学费、膳费全由国家负责;大女儿读小学,二女、三女读幼儿园,学费全由工厂负担。吴根福并享受了劳动保险待遇,情况有所改善。但碰到孩子生病等突发事件时,还感到欠缺。因此,庆丰纱厂历年来给了他们困难补助费近100元。
  1956年工资改革时,吴根福被评为七级技工,工资增加为94元6角。鲍秀英也于6月24日重新进入纱厂,目前工资每月65元。家庭的工资收入共有159元6角。享受各种福利的收入,每月相当于23元多;实际月收入183元,人均26元。生活也就有了显著的改善。自去年下半年起,增用了一个保姆。全家衣服作了一次更新。鲍秀英在前三年一件衣裳也未添过,去年开始添置新衣,并添了两条新被;孩子们去年添置的衬衫、裤有十三、四件;于是两年来每年有余的购布券不够用了。
  在饮食方面,目前小菜连油、盐调味每天约1元2角,与过去最困难时期每天3分钱咸菜相比,已有天壤之别。现在,光孩子们的鸡蛋、豆浆和白糖,每月就要12元。
  他们不但要储蓄数字增加,还准备多买公债,前年只买5元,今年打算买50元。
  小职员家庭
  丈夫是纱厂小职员,妻子吴爱珍是新成区第二中心小学教师。现在他们住在大中里,连灶披间(厨房或兼饭厅)有大小3间房子。家中计有夫妇俩,4个子女和1个妹妹、1个甥女,共8口人。丈夫去年外调工作,每月寄回家用100元;工资改革后,妻子每月收入70元(月增6元),此外得到补发工资54元8角。人均每月生活费25元。
  妻子原来也是职业妇女,抗战时期失业。当时丈夫也无固定工作,辗转于浙江、江西、福建各省。抗战胜利后进了上海荣丰纱厂。但因当时上海生活费用高,夫妇反而分居,妻子退居乡下。经过两年,丈夫才逐步添置了简单的家具,租了棚户区的一间薄板房子,在1947年把妻子接到上海。当时物价飞涨,一月数变,生活艰难。男主人发了工薪,马上买进柴米油盐以至草纸、肥皂;留下的小菜钱,却因为货币贬值而只能吃咸菜、黄豆芽。
  

1956年上海居民生活(2)
新中国初期,生活也仍然并未好转。大女儿生伤寒病时,特效药一瓶买不起而只能买半瓶。到1950年,他们才在纱厂同志的帮助下搬进了大中里。
  1952年,妻子当了教师,家庭生活才有提高。生第五个孩子时,妻子病在医院,光输血就是600cc,但因为国家实施了公费医疗制度,200多元的医药费、住院费全由国家负担。
  这几年来,他们除了存定期储蓄外,有奖储蓄已从两份增加到四份。1956年,妻子领到补发工资后,只买了一枝钢笔;凑满50元,又存进了银行。而当每年发行公债时,他们又早已作了准备。主人们很会节省。几年来主人们身上逐步出现了呢衣;1956年还第一次添置了丝绸衣衫。每个人身上都有了绒线衫。女教师参加晚会时,还另有漂亮衣裳。鞋袜齐全,寒假做单鞋、暑假做棉鞋,还买了一架缝纫机。
  妻子说:“生活好了,在吃的方面也要动脑筋了。”他们一家七口吃饭,总是一荤两素一只汤;单是一只汤,就可以有豆腐羹、水炖蛋、罗宋汤,换各种花样;星期天有时还为孩子们调煮红枣、赤豆汤。现在,书报杂志,也比过去订得多了。
  私方人员家庭
  户主王万荣是公私合营荣昌祥广告公司中的副经理。家里经常有14口人吃饭,包括两个劳动大姐(女佣)和8个在大学和幼儿园读书的子女,另外还要照顾两个亲戚。
  这一家庭在解放前生活十分富裕,男主人经常通过吃喝玩乐拉拢生意。解放初,这位经理的月薪是2400折实单位,合新人民币1250元。在“五反”期中,经理主动减自己的月薪为600折实单位(每个折实单位约合5角多钱)。此后,又因营业清淡,从600折实单位减到220元。当时营业虽仍未好转,但花天酒地的经营方式有了改变,因此生活仍然富裕。1953年合家集体游杭州,一次就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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