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口述自传-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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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独山直上，计划以两个钳形攻势由两面围攻重庆。我判断日军知道要拿下重庆并不容易，因为当时他们的空军已经损耗太大，而且日军要把空军主力放在太平洋的战区上，所以在大陆本土作战的日军航空队没有什么力量；而我国的空军力量大大增加，尤其是中美合作的混合连队也编练成功。基于此，日军就改从地面压迫我们空军基地，使空军基地逐步后退，如果能够把我们的空军基地压迫到第二线，对他们的地面作战就有利了。否则如此长距离的兵分两路，只会削弱实力。
当日军到达陕川、灵宝，快要到达潼关时，我这一个营就奉命调预备队连去守十二支河。那时候我们的军装是以粗布制成，经纬之间又不密，我们的子弹袋也是以布做成，像个网子，如果没有子弹夹，子弹就漏出来，我们就干脆把旧军装用三层叠起来，做成弹袋，弥补原有之弹袋。我们常常上身脱光，扛着步枪与大刀在十二支河布防，日军因此不敢靠近。
日军战车第三师驻防该地，想打下潼关，不过潼关的地形无法让战车作战，只有河边才适合，所以我就在河边设立反战车设施。我的部队里每一个士兵都受过战车肉搏战的训练，我们把步枪插在战车履带里面，让履带断掉，然后再用急速手榴弹（又名摩洛托夫鸡尾酒，也就是将酒瓶装满机油，并放进白磷或黄磷，当磷接触空气时会自动燃烧）丢进战车透气孔，等汽油流下去之后，白磷（黄磷）接触空气就会燃烧，战车自然也会燃烧起来，引擎一旦着火，战车也就毁了。
当时我这个营又要守潼关车站与河防，又要抽调一个连去守十二支河，还要抽调兵力去保护炮兵阵地与师部，真是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营指挥所在河防后面，靠近十二支河附近，两边都可以照顾，不过，我的位置在各连指挥部，换句话说，我是到处跑。
日军在风陵渡装置了一个二百八十厘米（二十八公分）的臼炮（几乎等于重迫击炮），它是两截引发，钻到地底下后经过碰撞就打开第一段引发，另一个延期信管则是在炮弹钻到地下后再引发，爆炸的威力可以把整个工事翻过来。其中有一发炮弹就打到我们的营指挥所下面，幸好那颗炮弹因为太旧了，也没有炸开。每当日军对我们展开炮击后，我们就收集那些破弹片去换钱买肉，这一颗未爆炮弹钻在地底六公尺深，我们好不容易把它拔出来，没想到这时师长派人来，说要拿炮弹回去师部鉴定，我们眼看着几十斤的肉飞掉了。不过这颗炮弹仍有引爆的危险，所以我就提醒他们搬运时要特别注意，他们也很小心地抬回去。他们把炮弹抬回师部后，技术人员就把炮弹解体。过了一个多礼拜，师长请我去师部吃饭，我虽然自己吃了一顿肉，但是心里很难过，因为原本要给弟兄们吃的肉被他拿走了。
十二支河有一个团擅自退却下来，预备坐火车往后方撤退。当时我的部队负责守车站，很快地，我接到一个阻止任何由第一战区撤退下来的军队的命令。当火车抵达车站后，我自己化妆成一个士兵，另外还带着一个兵，扛着步枪、上了刺刀，直接去找那位团长，向他报告：“我们这儿是第一师第三团部队，我们团长想请团长到车站休息一会儿、谈一谈。”起先他还不想下车，我跟他说反正距离火车启动还有一段时间，他就跟我们一起走了，另一个士兵在前面带路，我就在后面跟着。到了车站下面，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势力范围后，我就下令：“押起来！”士兵们就把这位团长抓起来。我把全营的机关枪集合起来，摆在车站，对着火车，那位团长被抓后，所有机关枪都出现了，我就对那位团长说：“报告团长，请部队不要乱动。”他就下令部队不要动。我跟他说：“我不会为难你，只希望部队赶快回去，是汤长官有通知来，我们这边不会做任何报告，请搭原车回去吧。”他听后就回去了。我在处理这类事情时，态度都是很客气，所以从来没有与人结怨。
陆军第一师（6）
我守潼关时，负责调查来往客商。他们赶了一天的路，非常辛苦，晚上住在旅店里面，检查的人如果态度不好，这些客商当然会在背地里抱怨。我的原则是凡是客商住在旅店里，叫了姑娘的，我就不去查。其实那些姑娘就是我训练过的，她们趁客人熟睡后，起来搜查客人的行李，或是在与客人交谈时，套他们的话。那些姑娘也不敢不检查，有一次她们有人没有查，我马上就找老鸨，告诉他有一位姑娘没有尽到检查的责任，老鸨觉得很怀疑，我告诉老鸨，那个客人就是我派去的。经过一两次之后，她们再也不敢不查了。当时查出很多红丸、白面、化学品、燃烧品、子弹枪械、西药及其他违禁品。抗战期间物资缺乏，如果查到西药或其他走私货，能够网开一面的我就网开一面，不过要立刻通知税务机关加以课税。我的眼线分布不很广，我们要抓违禁品或走私时，绝对不会影响别人甚至错抓。我和洪帮弟兄相处得非常好，虽然我不在帮，但是他们都叫我二哥，对我很尊敬。经过我连上，就会和我们一起用餐。那段时期很有意思。
（五）日常生活与思想教育
抗战时，军队里面只有杠子头馍馍可吃，我们用包谷面做成一长条，切成四段，然后每人拿一段吃，味道还不错，但是因为没有油脂，到后来每个人都便秘。所以我就规定士兵每天要喝一定分量的水。那时候又缺乏盐，我发现黄河边上有一块地，含有硝化钠，我们就用这种土来取代，制造硝盐，这种盐吃了会泄肚子，刚好以此来平衡我们因缺乏油脂所造成的便秘。黄河边上还有一种榆（ 钱）树，它结的果子就像樱桃一样，但是果实本身是扁的，吃起来的味道像扁豆。因为伙食很不好，我在报到时体重是一百五十二磅，等到抗战胜利后，我瘦到一百一十二磅。
那时候我们每隔十天就到山上打柴，可是上面有一个禁令，距离山脚四十里外处不可以打柴，要在四十里以内打柴，所以我就规定每个人至少要挑三十五斤木柴。我通常都挑七十五斤，有时候可以挑到一百斤，有一个班长可以挑一百二十斤，所以我们每打一次柴，收获都非常丰富。上面发下来的包谷米要磨成粉，我们就去借磨，在那时候，我事前必备好一套政治教育，所以每一次去推磨，就是对老百姓政治教育的时候。我先用这套教材训练士兵，让每一个士兵都能够演讲，当我们去民间借磨时，士兵还在演讲中穿插小曲表演，讲的讲、唱的唱，与附近百姓打成一片，所以老百姓都很乐意借推磨给我们用。
我当连长时养了一条母狗，它的名字叫“汉奸”。（这点和外国人的做法不同，外国人习惯以自己所喜欢的人的名字作为宠物的名字，有一次，一位美国老太太写信来问我，是否可以“美龄”作为她所饲养的爱犬的名字，以示尊敬。后来我回复她一封信，告诉她我并没有替她问母亲，因为中国人认为此举非但不是尊敬，而且还是一种侮辱，她也回了一封信谢谢我，她没想到东方的习惯完全不一样。后来我也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继母，她听了之后笑了一笑，说：“外国人不懂，她也是好意，我不会责怪她，不过你回复她一封信很对。”）这只“汉奸”很会招蜂引蝶，每一只公狗到了我们连上，我们就将它留下，经过一个星期的观察，确定没有生病后，我们烹而食之，这是我们肉食的来源。
后来我就想到牛，因为北方种麦，刚长出麦苗时，牛群会去吃麦苗，麦苗被牛咬过后，反而会从一根变成两根，所以乡下人喜欢牛群到田里吃麦苗，牛也因此长得肥。接着我们就计划养牛。起初我编了一首歌，士兵们在吃饭时拿筷子敲着桌子念：“肚子饿，馍馍香，吃太饱，肚子胀。……每人每天省一口，一月省下买头牛。”结果我们真的做到了，把剩下的包谷面拿去换钱，买了一只小牛，把小牛养大后卖给屠夫，由屠夫宰杀。我们从一头牛开始，最后养了二十几头牛，后来我当营长时，全营都有肉吃，甚至于卖给肉贩后，还可以跟他交换不同的肉品。别的部队只想到养猪、种菜，我们的做法则不同，牛肉卖掉后，想买什么菜都可以，而且牛肉也可以换猪肉。部队开拔时，牛羊可以跟着部队走，但是别的部队开拔时，要先把他们种的菜吃掉，而猪仔也跟不上部队行进的速度。后来大家都放弃养猪了。本来上面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养猪、种菜，但是我没有照着做。到后来，我们的伙食都改善了，而且也成立了福利社，我们所贩卖的香烟特别便宜。此外，我也派人游泳渡过黄河对岸，偷日本人的东西，一种是医药，那时候我们的医药真是非常缺乏，连阿司匹灵、奎宁、纱布都没有；一种是保险套，每个士兵分得两个，得以解决生理问题。我们在敌后进进出出，如入无人之境。
陆军第一师（7）
我所带领的部队很活跃、很生动，士兵们生活很愉快，而且很受尊敬。我从来不打骂他们，所以大家向心力很强。那时候部队逃兵的情况非常严重，按编制是一百五十一人，结果连上不但没有逃兵，还多了两个人，共有一百五十三人，有两个逃兵逃到我们这里后就不肯走了。我的士兵如果家里有急事要回去，我们都会列队欢送；如果家里有喜事，我们还会挑有月光的晚上举办月光晚会。这些士兵都是乡下人，都会演地方戏、唱小曲，例如秦腔、河南梆子，大家轮流表演，所以我们连里面真是生气蓬勃。民国三十三年，青年军运动发起，我被调到青年军。我接到命令离开第三团第二营时，从营部到火车站的路上，老百姓沿路欢送，每隔几步就摆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了三杯高粱酒，我就一路喝到火车站。
（六）胡宗南将军
胡宗南将军是老一派军人的脑筋，总是要别人吃苦，他不知道运用他人的智慧。父亲把许多留学回来的军官派到胡将军处，可是他大部分都没有好好运用。他不接受留学生，所以当他看到我能够如此吃苦与实干时，非常惊讶，尤其是在我做了一次加强排对坚固工事（碉堡）的攻击演习之后。那次的参观位置是在炮目线（炮的位置到目标）边上的高地，我们打了一发迫击炮，这一发迫击炮一直升空，也许是炮弹放置时间久了，推进药力不够，结果在空中直接掉下来，刚好风向朝我们吹，这发迫击炮就偏到高地上来，我一见状就立刻喊：“卧倒！”所有参观者都卧倒了，只有胡长官站在那儿动也不动，我就转身站在他的前面一起卧倒，刚好炮弹落下爆炸，有一位号兵的耳朵被削掉了。从那次之后，胡将军就对我另眼相看，后来他逢人便提到此事，并说：“纬国这孩子不错，很沉着。”他也很器重我，时常找我去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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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印度受训（1）
（一）行前诤言
我原来担任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营长，后来调到团部当副团长（升中校）。民国三十四年初又调到青年军二○六师六一六团第二营任营长，地点在汉中。我离开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时，胡长官为我饯行，那次有好几位师长参加，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席间我讲了一句话：“半个鬼子一根毛。”因为当时日军的战力可以说已经到了尾声，日本早晚会投降，如果国军要转移攻势，很可能是从我们这个正面（黄河以南）向东截断敌人的补给线，然后包围日军。同时我们在陕西还有三个游击师，一个游击师即使没有一个师的力量，至少也有一个团或一个旅的力量，这些也够日军瞧的了。只要把平汉路、津浦路挖断，日军就进不去，所以游击师捣乱日军的力量足足有余。而中共借抗战的机会一直扩张实力，所以是“一根毛”，当时我一再强调，虽然毛泽东尚未形成气候，可是日本一旦投降，我们一定要快刀斩乱麻，一次就把延安的###彻底消灭，绝不能容忍。
（二）任职青年军
民国三十三年二月，我调任陆军第一师第三团少校营长。三十四年那年，上级原本要调我为第三团副团长，后来父亲指示下来，把我调到青年军，担任青年远征军二○六师六一六团第二营少校营长。当时青年军动员，父亲就把我先动员起来了。
我到青年军之前，除了先接受干部训练外，还曾经到印度去。当时西安有一个访问团到印度，我便随着访问团到印度去，我被派职为新一军参谋，暗中的使命则是去调整英美两方面的感情，因为英美的部队首长非常不和谐。当时英军的远东区负责人是蒙巴顿，美军则是史迪威，两人都非常骄傲，不过蒙巴顿的风度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