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奥纪实-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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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时候我们懂外语的人就要身兼数职，出国比赛时经常既是领队又是翻译。这也逼着我们接触和学习了许多训练和竞赛组织等方面的知识，为后来我们参与举办亚运会和奥运会等大型赛事奠定了体育业务基础。
那些年，我先后率队参加或参与组织了在国内外举行的田径、游泳、篮球、排球、赛艇、皮划艇、帆船、帆板、射击、射箭、足球、蹼泳、无线电测向等十几个运动项目的上百次比赛。并以不同身份出席了许多国际会议，结交了不少国际朋友，为后来开展申办奥运会的工作做了一些铺垫。
由于国际大学生体联早于国际奥委会解决了我方代表权问题，所以我们较早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平台积极参与了国际大学生体联组织的多项赛事和会议。
1977年我国第一次派出66人的代表团参加了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行的第九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1979年在国际奥委会召开各高层会议之前，我们利用在墨西哥城举办的第十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国际大学生体联代表大会接触了许多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其他一些国际体育组织的官员。当时代表团的团长是蔚继统同志。分管国际会议的副团长是李甦光同志，我和王正夫、王露仙同志陪同他先后拜会了墨西哥的两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当时参观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国际奥委会匈牙利委员蔡纳迪、捷克斯洛伐克委员克鲁迪尔、罗马尼亚委员西贝尔克以及新西兰委员克劳斯等。他们为恢复我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代表权做了不少工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竞技体育的复苏（2）
1979年9月，在墨西哥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上，
作者（旗手右）率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入场
在竞赛方面我国优秀运动员也初露头角，女子跳水运动员陈肖霞独揽跳板和跳台两枚金牌。史美琴和陈欣各获一枚铜牌。男子跳水运动员李孔政和李宏平亦获铜牌。其他一些运动员也获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如余丽桥获女子网球单打第四名，梁伟芬获女子100米蛙泳第七名，我国水球队也先后以大比分战胜英国队和巴西队，等等。虽然许多国家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运动员是业余、半业余选手，但也有许多世界顶尖选手参与较量。对久违多年国际赛场的中国运动员来说，能在这个等级的运动会上检验自己的实力，获得好成绩也是一种激励。
1980年由于我国未能派团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所以对1981年的布加勒斯特第十一届大运会格外重视，派出了由荣高棠同志为团长、陈先等同志为副团长，由203人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原准备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我国优秀运动员大都参加了第十一届大运会。
在运动会开幕前两天，我先陪何振梁同志参加了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代表大会。我兼任我国体操队的翻译，因为当时体操项目赛时主要用法语。体操竞技场上运动员们争夺激烈，竞技场下裁判员、官员争吵更激烈。有时为了裁定一个动作，可以吵上半个小时。当时的国际体操裁判界主要还是前苏联、东欧集团把持。虽然我队当时派出的国手如李月久、李宁、李小平等技术水平相当高，高新动作多、难度大。但仍被场上欧洲裁判压分压得令人不能接受。我单枪匹马与众国际裁判争论；争得口干舌燥。好在有时何振梁同志不顾自己司长的身份，下场地来与我一起和对方理论；争回了正当的权益。最终我国男队获五枚金牌，创造了当时中国体操史上最辉煌的成绩，占整个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金牌总数的一半。
除了体操外，我国田径队的跳跃项目、女排、跳水、女篮等也都有上乘的表现。最后我团以10金、6银和5铜的成绩位于苏、罗、美之后，排在该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金牌榜的第4位。我们心里明白，大运会是个业余与专业选手混合比赛的运动会，竞技水平是无法与奥运会相比的，但参加这种水平的比赛对提高我运动员的自信力有益处。
在1993年我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前，我们不但每年在国内举办越来越多的奥运项目的比赛，而且还承办了许多非奥运项目的比赛。在我分管的范围内，我们举办了跳伞、航空模型和船海模型等许多非奥运项目的世界锦标赛，并史无前例地于1987年举办了有17架小型飞机54名驾驶员参加的巴黎至北京飞机拉力赛。
1985年7—8月间，我们在北京、上海、天津、大连四个城市举办了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世界比赛——国际足联16岁以下柯达杯世界锦标赛。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先生等七人代表团在华停留17天，参加了柯达杯世锦赛的全过程。那也是我第三次接待阿维兰热主席访华。
1985年，作者（左）与国家体委路金栋副主任和国际航海模型
联合会主席参观世界金牌船模
1985年7月26日下午，我陪徐寅生副主任到机场迎接阿维兰热一行。他一下飞机就感慨地说：“足球起源于中国，今年又回到了中国！中国在重返国际足联仅仅五年后，就能举办这么大规模的世界比赛，反映了中国人民对足球的热爱和中国足球界的组织水平。”我陪阿维兰热主席一行先后到上海、天津、大连等赛区观看了比赛，并参观了古都西安。阿对各地体育的发展印象深刻。出于对足球的喜爱，不少领导人提出希望了解在中国办世界杯的可行性。国家体委一领导在一次宴请时问阿维兰热主席：“你认为2002年在中国举办足球世界杯如何？”阿答道：“中国还是首先把这次比赛办好，取得经验，创造一种将来举办世界杯的氛围。”他似乎觉得中国现在就考虑申办足球世界杯还早了点。
正是在这次比赛期间，邓小平同志在北戴河收看了几场柯达杯足球赛的实况转播，他在比赛的最后一天委托当时的###副总理向阿维兰热主席转达他的问候，并发表了他关于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著名谈话。
中国竞技体育的复苏（3）
1985年8月12日晚餐后，我陪同阿维兰热主席在柯达杯决赛开始前20分钟抵达了北京工人体育场主席台。他在主席台上看到八万人体育场内熙熙攘攘，十分高兴。我想当然地认为，###同志会在看比赛时转达小平同志讲话，就提前将身上揣的中、法文稿放到了主席台我的席位前桌内。###同志提前10分钟抵达了主席台小休息室，阿得知后也赶往小休息室，我就忘了带小平同志讲话的法文翻译稿件。当###同志与阿维兰热等一行问候过后，就开始正式转达小平同志的讲话。我心里一下凉了半截，满屋都是大领导，又来不及派人出去拿，好在给国际足联副主席卡万先生（英国人）当翻译的张吉龙同志带来了中、英文稿，我急忙借过来中文稿，尽力将法文译得准确些，但仍然后悔没把法文稿带在身上。因为小平同志这个谈话后来证明是对中国足球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一次讲话，对我国竞技体育的三线建设也是一次纲领性的谈话，应当字斟句酌。而我的现场口译自然不如事先准备的文字稿那么准确和考究。在场的何振梁同志下来就批评了我工作的粗心，我至今记忆犹新。外事无小事，后来，我经常用这个例子教育我身边的年轻人。
1985年7月，###副总理向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介绍
邓小平关于“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讲话，作者（中）时任翻译
当我们来到主席台后，我把法文稿给了阿维兰热主席并解释说，邓的谈话以这篇文字稿为准。
小平同志关于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谈话全文如下：
“我看了几场国际足联16岁以下柯达杯世界锦标赛的实况转播，看到各个队无论在技术方面、体育道德方面都表现很好，他们踢得很有朝气，是世界足球运动的希望。中国队也踢得不错。我们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要从娃娃和少年抓起。
“国际足联把这次世界锦标赛安排在中国举办，这是对我们的鼓励和帮助。要感谢你们。
“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先生及其他领导人的眼光看得远，从青少年抓起，举办这类的世界锦标赛，是个很好的创举。”
阿维兰热主席十分高兴地对我说：“邓对足球这么关心，中国足球有希望。可考虑派些青少年到巴西或阿根廷的足球学校去学习。”后来，中国足协落实了他老人家的这个建议。我国竞技体育界也从小平同志的讲话中悟出：各运动项目要想持续发展，有所作为，必须建立实力雄厚的青少年队伍，必须从娃娃抓起。从此，三线队伍建设受到了中国体育界越来越多的重视。
也是在这个时期，我们不少运动项目引进了一批国外强项的教练、专家来华讲学或执教，促进了国际技术的交流。有些在我国新开展的运动项目在短时间内有了较明显的进步。如我国的赛艇女运动员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首次获得银牌和铜牌，我国女子帆板运动员张小冬也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勇夺银牌。除了我国教练、运动员的努力外，这些成绩也受惠于国际交流的加强。
中国体育代表团后来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以16枚金牌合计50枚奖牌的优异成绩排名第4位，跃居第二集团的前列，显示出中国的竞技体育不但已经复苏，而且进步势头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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蹒跚走向奥运（1）
1979年名古屋会议推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奥运模式”后，台湾当局和台北奥委会内的部分领导不愿接受这个决议，并于当年12月向国际奥委会所在地瑞士洛桑地方法院提出申诉和指控。他们想“借法律力量推翻国际奥委会的通讯表决”，控告国际奥委会违反自己的章程。我们在得知此消息后，立即通过外交途径并直接与国际奥委会交涉。洛桑地方法院在1980年初两度驳回了台湾方面的起诉。
在台方死硬派无计可施之后，力主保住台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权利的台方现实派领导人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接近或基本符合名古屋决议的解决旗、歌、徽的方案。直到1981年初才向国际奥委会提出最终方案。
关于台方用“旗”的方案是我们内部讨论最激烈的方案。中国台北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提供的旗样是现在他们使用的白底、梅花加国民党党徽和奥林匹克五环会旗，但花内是大红底。经我们认真研究，最终大家还是达成了一致，并争得了大多数相关部门的赞同。最后方案除了花内颜色由红底变白底外，我们同意了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建议。当我们的请示报到邓小平同志处后，小平同志于1981年3月19日批示：“可以同意体委意见。”
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对台方使用旗、徽的事，还是歌的问题，国际奥委会新任主席萨马兰奇（1980年7月当选）都与我方保持“热线”联系。
当时负责我们国际组织工作的司领导是何振梁同志。宋中同志由于操劳过度，1980年患了脑血栓，在医院恢复了半年多。后来又多次住院治疗，再没有正常参加国际体育组织的实际领导工作，1985年离休。四年后1989年9月21日这位早年参加革命，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文革”中到国家体委参加军管，后来将全部精力注入到国际体育工作中的领导同志因病去世。
萨马兰奇主席很敬佩和借重何振梁同志的能力与经验。我在国际奥委会的朋友，特别是担任过执委的朋友，不少人对我说过，萨马兰奇在重大问题拍板前，往往都要咨询一下何振梁同志的意见。当萨马兰奇了解到我方原则同意台方关于“名称、旗、歌、徽”的态度后，十分高兴。他于1981年3月23日在国际奥委会总部洛桑与当时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沈家铭先生签订了有关协议。这份协议原件之一就陈列在台北市朱仑街20号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大会议室中。2006年我第三次访台北时，蔡辰威主席还专门请我去看了这个文件的原件，并就此谈了他的想法。他认为这个协议“主要是为台湾的运动员着想”。
1980年2月，中国在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后首次派团参加了在美国普拉西德湖举行的第十三届冬奥会。当时，我国的冰雪运动项目尚未完全起步，所以那届冬奥会是以参与和学习为主。
解决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海峡两岸问题，就是为了使两岸运动员都能参加重大国际比赛。但由于国际政治问题，我们不得不放慢脚步，把原计划于1980年参加夏季奥运会的想法推迟了整整四年才实现。
名古屋决议的通讯表决是1979年11月26日通过的，当时我们兴奋不已。但仅仅过了一个月，12月27日，苏联悍然出兵侵略阿富汗，受到全世界的谴责。我们正在积极筹备参加莫斯科第22届奥运会的工作团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