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三雄-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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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医治脚伤的白崇禧见到陈雄，喜出望外。他们分析国内形势之后，认为“广西之前途不外有三：一为附和北洋军阀；一为支持赵恒惕等人所倡言之联省自治；一为归附广州之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府”。他们还认为北洋军阀已为国人所厌恶，联省自治也不是统一全国的良策，经再三研究，“终于决定参加以三民主义建国为号召的广州革命政府”。
在广州，陈雄通过粤军司令部秘书长廖百芳（容县人）的介绍，认识了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长廖仲恺和大本营参军长朱培德，开始和广东革命政府进行接触。
黄绍竑的向外发展策略，首先是占据有利根据地。梧州物产丰饶，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如果占有其地，则今后进可攻，退可守。但该地为沈鸿英所有，沈是实力派，强攻是不易得手的。只有先伪投沈鸿英，取得其信任，使其不防，然后智取梧州。沈鸿英出身绿林，善于投机钻营。辛亥革命时，他在柳州接受招安，后来成为旧桂系的主要将领之一。孙中山发动讨陆援桂战争，他通电敦促陆荣廷下野。等到陈炯明叛变，他又接受孙中山命令，打着###陈炯明的旗号，进军广东。但入粤后他即占据西、北江地区，野心毕露。与此同时，他又派人到广西各处活动，企图收编当地的自治军。黄绍竑装着投靠沈鸿英，正是沈此时最需要的。然而黄绍竑真要公开附沈，就需要得到李宗仁的谅解和支持。1923年2月间，黄绍竑来到玉林，向李宗仁陈述了伪投沈鸿英的目的。李宗仁当然不愿意黄绍竑分兵离去，但他想到，“黄氏是个不受羁縻的干才，挽留不易，不如成全他向外发展的志向，异日或能收到表里为用之功”。于是就同意黄绍竑向外发展，只是对黄绍竑说，沈鸿英目前在广州极为嚣张，四处树敌，孙中山对沈已严加制裁，不久定爆发战争，沈鸿英必然失败，因此，赞成黄乘虚袭取梧州，与孙中山所属粤军相呼应。还表示届时将出兵支援黄的军事行动。黄绍竑听后向李表示“日后倘能成功，还将拥戴李为首领，绝不独树一帜”。并提出两个请求：在取得梧州之前，一切费用仍由李照发；万一进兵梧州失败，请李予以收容。这两点，都得到李宗仁的允诺。
1923年4月中旬，沈鸿英在花县新街就任北洋政府委任的所谓“广东军务督办”职，发起了反孙叛乱。不过沈的叛乱刚开始，就遭到驻广东的滇、赣、粤军的反击。沈鸿英在广东作乱事败，给黄绍竑夺取梧州造成了机会。孙中山为了去除东征讨陈（炯明）的西顾之忧，解除沈部祸患，命令李济深等人率粤军第一师、第三师和广东江防舰队四江、四广等十余艘舰艇，溯江西上，###盘踞在西江上游梧州一带的沈鸿英部叛军。4月下旬，沈军遭到广东革命政府所属部队反击，全线崩溃，分水陆两路向广西撤退。5月，黄绍竑宣布就任沈鸿英委给的“广西陆军第八旅旅长”的职务，将部队由容县开赴戎圩，取得向梧州进兵的有利阵地。黄绍竑将此事秘密通知在广州的陈雄和白崇禧，要他们尽快晋见孙中山。陈雄、白崇禧由朱培德和廖仲恺介绍，在石龙火车站行营见到孙中山。白崇禧向孙中山报告了广西的形势，表示广西加入广东革命的决心。孙中山认为，要统一全国，必先统一两广。孙中山支持黄绍竑出兵梧州的行动，立即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孙中山诚恳地对广西代表说：“我无枪、无粮、无饷，只有三民主义。”白崇禧当即表示：“广西统一不需要孙公的物质支援，所需者仅是革命之主义信与仰而已。”白崇禧和陈雄随后潜回戎圩防地，与黄绍竑密商夺取梧州的具体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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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拓展（2）
黄绍竑带领所属支队由容县开向戎圩，虽有几营军队，黄绍竑仍感兵力不足，拟向李宗仁请兵。白崇禧把黄绍竑的亲笔信带去玉林，李宗仁认为黄部袭取梧州兵力已经足够，但仍派伍廷飏率所部兼程向梧州进发。他指出，黄部在取得梧州后，应尽力联络广东方面，励精图治；留在玉林的李部则采取内刚外柔策略，暂时维持与陆荣廷原有的关系，以便等待他日与黄部分进合击。白崇禧听了李宗仁的意见，表示非常赞成和感动。这是李、白首次聚会详谈，彼此坦诚相见，十分投机，这次会晤成为他们长期合作的很好开端。李宗仁曾无限感慨地回忆说：“以后我和白氏共事二十余年，推心置腹，患难与共。虽有人屡次企图分化离间，我二人只一笑置之。世人多有因此形容李、白实为一人，私衷亦觉当之无愧。”然而黄绍竑在开往戎圩时，不仅带走了自己的全班人马，还带走了前去两县驻地接防的李部两个营，第二路自治军统领俞作柏背着李宗仁，带一个营跟黄绍竑东出。这使李宗仁大为不快。在旧军中相互勾引对方的部下，拆台挖墙角的事是很平常的，而一旦出现这类情况，彼此今后即很难相处。李宗仁部下对黄绍竑的行为极为气愤，坚决主张派兵追击。李宗仁却说，拉都拉走了，不打还是我们的弟兄，将来还好见面；打起来只是好了沈鸿英，我们两家都倒霉。正是李宗仁胸怀大度，不计较一时得失，使他日后成为新桂系的首脑。对于此事，黄绍竑也十分感动，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李气量宽宏，能忍人所不能忍”。这也是后来李、黄两部仍能由分而合，黄甘居李之下的原因。
当追击沈军的粤军逼近梧州时，黄绍竑立即在戎圩打起了讨沈大旗，将刚退到戎圩的沈部黄炳勋旅五、六百人包围缴械。接着黄绍竑沿江东下，与粤军夹击梧州沈军。此时广东革命政府委任魏邦平为西江总指挥，李济深等率领三师粤军由梧州口外沿江西进，梧州上下水路被切断，驻梧州的沈军旅长冯葆初向粤军投诚，师长邓瑞征率领残部向贺县逃窜。这样，粤军与黄绍竑讨贼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梧州。两支军队聚会梧州，给这一水陆码头平添了生气，鞭炮声彻夜不熄。李济深所统的粤军中大部分将领如邓演达、陈铭枢、陈济棠、徐景唐、蒋光鼐、黄琪翔等与黄部的主要将领黄绍竑、白崇禧、夏威、俞作柏、吕焕炎等同为保定军校同学，感情融洽，意气相投。梧州的会师成了“两省学生集团的大会合”。随后，广州大元帅府任命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设督办府于梧州，加强和黄绍竑的合作，其余粤军都退回广东。
李济深本是广西苍梧人，字任潮，其祖父是秀才，父亲是禀生，都以教书为业，在当地有贤名。李济深幼年随父亲、叔父入私塾读书。18岁时考入黄埔陆军中学，两年后转入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在广东模范营（后改称为学兵营）当见习排长。不久，入讲武学堂继续学习一年多，被保送去保定的军咨府军官学校深造。该校不久后迁到北京，是为陆军大学。李于1914年在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曾留校任教官。1920年他应邓铿邀请，先后任广东粤军第一师副师长、参谋长和代师长，到孙中山###沈鸿英时，已升任师长兼粤军第四军参谋长。攻占梧州后，孙中山任命他任“梧州善后处处长”，随后任“西江善后督办”。李济深通过梧州之战认识了黄绍竑，觉得黄绍竑这支队伍颇有朝气，于是决意帮助黄绍竑，以增加革命的力量，并准备将来粤军撤回广东时将梧州交给黄绍竑。李济深认为以梧州为根据地，黄在广西今后的发展中是大有可为的，他还向广东方面建议：平定广西混乱局势应以扶植广西新起军人去发展革命势力，收拾桂局为上策。其他粤军将领也都愿意帮助黄绍竑。7月，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邓演达在给孙中山的信中介绍说：黄绍竑一部，虽原有基干仅千余人，而其干部均系学生为多，皆青年有志之士，自命为广西陆军正派，且目沈鸿英、林廷俊等，直为土匪、流氓，而不肯与之为伍。故此次挺身而出（按指梧州起义），为我军所压迫梧州诸逆后路，得成梧州克服之功。追击张希拭部，毙其团长一、营长一，又迫缴蒙仁潜部枪支四五百支，凡此种种，皆为决心附我，为国家干城之表征，人人皆知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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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拓展（3）
当时梧州势力较大的，仍是沈鸿英的旧部冯葆初。冯葆初是梧州的“地头蛇”，迫于粤军压境的形势而投诚，自以为手中兵多，身后人众，故有恃无恐，心怀二意。当粤军逐步撤回广东时，李济深为了稳定梧州政局，决定消灭不得已投诚又伺机反叛的冯葆初旅。李济深与黄绍竑密商，决定智取冯部，制订了“擒贼先擒王”的计策。他们扬言，邓演达第三团要调回广东###陈炯明，命令驻在三角嘴的黄绍竑部调进梧州市区，担负军警督察处的工作。然后由黄绍竑出面在桂江江面的花舫上大排宴席，邀请驻梧州的粤桂各路将领为邓演达饯行。这冯葆初本是一赌徒，以为既已附粤，都是自己人，毫不怀疑，欣然应邀。宴会一直进行到深夜，李、邓、黄的部队趁夜调动布置，包围了冯部的驻地。冯部参谋长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向冯葆初报告。冯葆初闻讯后，想要退席察看，黄绍竑不等他离开，拔出手枪指着冯葆初，喝令不许动，并下令将冯的卫兵缴械。事起仓促，冯葆初仗着酒劲，犹作困兽之斗，扑过来与黄绍竑殴斗。黄绍竑本来可以把冯一枪打死，但此时参加宴会的各将领有几十名卫兵站在周围，如果一开枪，那些卫兵乱射起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黄绍竑没有开枪，同冯葆初单挑独斗，把他踢倒在地上。这时，邓演达大呼：这是奉李督办命令，捉拿冯葆初。并帮黄绍竑把冯葆初捆了起来。冯葆初面如死灰，酒被全然吓醒了，只好俯首就擒。不久，梧州市区响起了枪声，冯部群龙无首，黄绍竑和李济深、邓演达的部队没费多大的劲就把冯部全部俘虏。解决了冯葆初，就清除了梧州一大隐患。于是，梧州成了黄绍竑的地盘。
梧州地处桂东，桂江与浔江在此交汇，流入西江，故称水都，为西江上游重镇，广西对外的门户，两广交通的咽喉。此地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地理条件优越。在经济上，梧州是当时广西的经济重心，工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比较发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货物集散地，被誉为“士商萃集之所、百货出入之枢”，仅外贸额就占广西对外贸易总额的80％左右。在战略位置上，梧州的地位异常重要，上游有李宗仁坐镇玉林，下游有李济深驻节肇庆，这使黄绍竑、白崇禧在军事上有所凭依。梧州为李、黄、白尔后统一广西提供了物质条件，成了玉林以外新桂系的第二个策源地。
此时，黄绍竑在梧州正式挂出了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招牌，自任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胡宗铎为总参议，吕竞存为副官长，黄玉培为秘书长，黄维为军需处长，白志鹃为军法处长。他的部队也扩充为三个团，第一团团长俞作柏，第二团团长伍廷飏，第三团团长夏威。为了加强与广东革命政府的联系，他征得大元帅府的同意，派陈雄为讨贼军总指挥部驻粤办事处主任。
定桂、讨贼两大军（1）
在梧州站稳脚跟之后，黄绍竑、白崇禧立意向周边扩展，也想与李宗仁的势力逐渐接近。当时梧州上游藤县的卢得洋、黄超武等部扼守浔江水路，对黄绍竑的发展造成很大影响。1923年9月，黄绍竑决心拔除这颗钉子，于是率部向藤县进攻。卢部以逸待劳，讨贼军一开始并不顺利。这时，李济深派来了两艘小兵舰作掩护，黄绍竑、白崇禧指挥军队登上汽船、拖轮，溯江直上，越过藤县正面，从背后向县城发起猛攻。守军腹背受敌，顿时大乱。讨贼军趁势而上，一举歼灭卢得洋部，卢得洋也被当场击毙。另一守城将领黄超武与黄绍竑有旧，率兵一团投诚，黄绍竑将之编为讨贼军第四团，仍以黄超武为团长。
攻占藤县后，黄绍竑军威大振，各方刮目相看。这时驻粤代表陈雄从广州回到梧州，建议黄绍竑到广州面见孙中山先生，取得孙先生的支持，为下一步军事行动作准备。黄绍竑到达广州后，首先见到了负责财政的廖仲恺，汇报了广西的情况。然后在廖仲恺的陪同下，到河南士敏土厂大元帅行营谒见孙中山先生，向孙中山报告讨贼经过，请示工作方针和请求补充接济。孙中山先生听完黄绍竑的报告，颇为欣慰。他说：“革命党是不要一切凭借的，一切都要自家去创造，自家去发展。革命主义、革命精神、革命党员就是本党一切力量的源泉。你们决心参加革命，首先要明白这道理，其余的问题，可与廖先生去商量。”孙中山勉励黄绍竑学习“革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