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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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妇女和青年小资产阶级群众组织中的力量基础。但是党不得不保持其集
中制；否则它迟早会发现自己面对反动分子而无能为力。尽管关于陈领导之
下的党的生活的历史记载很少，仅有的少数资料还是展现了创始人管理一个
组织松散的政党的情况，自上而下的联络渠道比自下而上的更加顺畅地起着
作用。在顶层和中层，中国共产党更多地依靠与陈和李大钊的私人关系（在
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导师与其追随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依靠不带个人色
彩的纪律。事实上，一旦这些联系纽带由于其他原因而被削弱，有关的成员
便会显示出一种脱离组织的倾向。②李大钊和党的北方支部与上海的中央几乎
没有任何有记载的接触，多多少少处于独立状态。即便是 １９２７ 年初占领汉口
英国租界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重要行动，也既未经中央的筹划又未经其指
导。①此事仅仅四个月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还对大大扩展了
的党在组织上的缺陷表示了严重的关切。领导层表现出一种官僚主义的倾
向，而有些同志甚至犯有侵吞和贪污的罪行。②
党希望在基层的小组当中见到一种新的人生哲学的发展，在作风上应当
是集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成员的观点应当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而且
对党绝对信任而不怀疑。事实上，小组主要处理实际工作而放弃了理论训练。
③那个层次的生活，在许多情况下仍是没有组织而且随便的。陈关于严密的党
组织的看法，似乎更接近于罗莎？卢森堡而不是接近列宁。例如，根据现有
的文件，在陈任书记职务期间，没有什么地方提到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法。
④主要的决策由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作出，陈与其书
记处中的同志们则完成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陈辞职以后，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７ 日召
开的会议批评他的领导作风是“家长式的”和“独断专行的”，他的组织路
线是“不民主的”。这反映了新一代经莫斯科训练的领导人的观点，他们在
党的生活中的经验，尤其是从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来说，很不相同。
② 陈公博：《寒风集》，第 226 页；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新观察》，13（1957
年 7 月 1 日）；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 年）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 255 页。
① 迈斯纳：《李大钊》，第 119 页；《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 108 页。
② 1926 年 7 月 12—18 日全会的决议全文，载郭华伦：《史论》，1，第 224—230 页，译文载韦慕庭和夏
连荫：《文件》，第 271—281、288—317 页，见第 276 页。
③ 韦慕庭和夏连荫：《文件》，第 95、106、137 页。小组中的党的生活，同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当中实行
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莫斯科训练的中共党员的返回，也许是导致 1926 年以及
后来对陈的组织路线尖锐批评的原因。
④ 哈里森：《长征》，第 126 页。
第一次统一战线内的紧张状态
对于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唯一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是其与孙
逸仙领导的国民党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致中国共产党起初
并不愿意陷进去。在“一大”上它对中国其他党派的态度，不是如陈公博记
载的那样是敌对的，就是像陈潭秋追述的那样，支持国民党的进步的政策，
但采用非党派的合作方式。①必须记住，陈独秀当时正与广东的军阀陈炯明共
事，李大钊则打算与北方的军阀吴佩孚进行一次会谈——两者都是孙逸仙的
敌人。②但是，到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陈炯明事件已经结束，吴佩
孚也遭到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当前事态的声明的严厉谴责。这个声明邀请
国民党以及其他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团体联合组成一个民主统一战线，将中
国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③
统一战线的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无可质疑的；使中国共产党其后遇到
宗旨上和组织上难题的，是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采用的“党内合作集团”的政策——
据此，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党组
织的独立性。④首先，这种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策略，同中共在意识形态上
铲除资产阶级的承诺是矛盾的；另一方面，党员一致行动正是列宁主义的共
产党概念的本质的组成部分。①夺取政权之前很有必要结成统一战线，这一前
提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数上的劣势，似乎是有充分根据的，但它也为统一战线
在国民革命看上去正在取胜，联盟中较弱的一方可能被较强的一方抛弃时的
最终分裂，播下了种子。因而，这个联盟必然是暂时的，因为从革命的一个
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不大可能是平平静静的。继列宁的《两种策略》
之后，瞿秋白的重要文章《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②似乎已准确地点明了
这个问题。但共产国际更为乐观，谋求从内部控制和改造国民党。③
国民党由于接受了如其 １９２４ 年的宣言所阐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双重目
标，也由于其改组披上了列宁主义的外衣，的确发生了变化。④统一战线成立
以后，中国共产党谋求通过把其成员安插进国民党中央的群众运动部门和黄
埔军校，从而影响国民党。国民党员们对传统上被认为显赫而有实力的部门，
例如财政和外交部门，而不是组织、宣传、劳工或农民部门，表现出更大的
① 诺斯：《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 59 页。参见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共
产国际》，美国版，14。10（1936 年 10 月），第 1361—1366 页；英国版，13。9（1936 年 9、10 月），第
593—596 页。
② 《华字日报》登载了许多陈独秀 1921 年 3 月以后，尤其是 1921 年 9 月 10 日在广东活动的报道；郭华伦：
《史论》，1，第 31 页。
③ 《红色文献》，第 28 和 34 页。学者们大都同意统一战线的主意来自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被诱骗而接受
了这个主意。关于一种相反的意见，参见 H。R。艾萨克斯对 H。斯内夫利特（马林）的访问记，载《关于共产
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中国季刊》，45（1971 年 1 — 3 月）。
④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 68 页。
① 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第 52 页。
② 《新青年》，2（1923 年 12 月 20 日），第 79—102 页，署名屈维它。
③ 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 52 页；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 148—150 页。
④ 国民党组织部：《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出版地不详，1927 年 8 月。还可参见韦慕庭：《孙逸仙：受
挫的爱国者》，第 172—174 页。
兴趣，这一事实表明，国民党对党的组织和革命的观点没有改变。保守分子
们争夺有钱有势的政府职位或大元帅府的职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机
关刊物《向导周报》、《新青年》和《前锋》，从未停止批评国民党组织上
的缺陷和妥协的倾向。这些努力，连同俄国的援助和俄国顾问的到来，有助
于国民党中左翼的产生，因而在其创始人孙逸仙于 １９２５ 年春逝世以后（见第
１１ 章），逐渐分裂了该党。①国民党的党组织落入左派之手，而政府则仍在
右派的掌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斯大林的特使鲍罗
廷，希望形成一个中间派来团结和统治该党。②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导致中国共产党重新调整其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被
陈独秀认定为“反革命的”③国民党右翼已背离了统一战线，而中间派则保持
其暖昧态度，国民党左翼具有革命倾向但是容易妥协。陈因而从其早些时候
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转变到只有无产阶级
才能执掌这种领导权的立场上来。大约同时，斯大林在莫斯科提出了国民党
实际上是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大（民族）资产阶级
——组成的集团的观点；④因而就中国共产党来说，留在其中以便保持“党内
合作集团”联盟，尽力使国民党发生转变，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从更实际的方面说，中国共产党向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群众，得益于国
民党的合法旗号，⑤在 １９２５ 年的五卅运动和随后的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的省港大罢
工以及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的行动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
利。这些胜利要归功于中共在城市劳工当中的工作。⑥第一次统一战线将近完
结之时，中共大概能够影响约 ３００ 万工厂、矿山和铁路的工人。与 １９２０ 年仅
仅 ３８５０００ 人的数字相比，①这种显著的增长要归因于中共在其 １９２５ 年 １ 月于
广东召开的“四大”上所采取的展开工会工作的措施，以及五卅运动本身。
工业方面纠纷的次数增加了——由 １９２５ 年的 ３４８ 起增至 １９２６ 年的 ４３５ 起，
尽管大都出于经济原因。②北伐期间（见本书第 １１ 章），湖南的工人帮助北
伐军运送军用物资，同时破坏了北方军队控制之下的铁路系统，③他们在汉阳
兵工厂的同志们则举行罢工，阻止为吴佩孚部队生产军火。④迅速扩展也许导
致了工会组织的脆弱。在广东，工会的领导和纪律都令人失望，因为工会本
身在共产党和反共产党的路线上存在严重的分歧。⑤在武汉，当时工会运动的
① 陈志让：《国民党左翼——一种定义》，《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5。3（1962 年）。
② 哈里森：《长征》，第 58 页。
③ 《向导周报》，101（1925 年 11 月 7 日），第 844—845 页。
④ 德昂科斯和施拉姆：《马克思主义》，第 228 页。
⑤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 119 页；哈里森：《长征》，第 50 页。
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此后作《工人》），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编（北京，1954 年），
第 546—549 页。
① 陈达：《中国的劳工骚乱》，《每月劳工评论》，6（1920 年 12 月），第 23 页。
② 哈罗德？R。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第 2 版，第 123 页；《向导周报》，159（1926 年 6
月 23 日）；167（1926 年 8 月 15 日）；和 168（1926 年 8 月 22 日）。
③ 《工人》，第 319—328 页。
④ 《民国日报》，广州，1926 年 9 月 21—25 日，载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海，1947 年。
⑤ 《劳动周报》，5 — 8（1923 年 5 月和 6 月），引用于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172 页
脚注 12；《泰晤士报》，1926 年 12 月 1 日；邹鲁：《回顾录》，上海，1943 年，1，第 166 页。
一个杰出领导者刘少奇，承认工会群众基础薄弱、组织不团结、政治觉悟模
糊。⑥
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的正统立场，
把亚洲革命者的注意力引向他们本国的土地问题。在其 １９２２ 年的第四次代表
大会上，共产国际着重告诫说：
东方各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
东方各国的革命党必须明确制定自己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应该提出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及
其以大土地所有和土地租种形式出现的残余的要求。①
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１９２６ 年 ２—３ 月），还有第七次全会（１９２６ 年 １１
—１２ 月），都发出了同样的呼吁。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陈独秀和张国
焘尤为突出，往往低估农民对于政治问题的兴趣及其有组织的行动的能力。③
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５ 年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土地革命只表现出有限的兴趣。然
而，这并不能否认某些党员个人为后来相当重要的农村工作倾注了精力：沈
玄庐在浙江萧山的农民协会为减租而斗争；而彭湃在海丰和陆丰的农民协会
创始于 １９２１ 年，在 １９２３ 年拥有 １０００００ 以上的成员。后来，在国民党的赞助
下，不过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场运动波及广东全省，涉及大约 ７０００００
人。青年团领袖恽代英以一种不那么系统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