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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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零。他的过分敏感和探求精神成了疯癫的证据，并因此而受到迫害。正
因为这一点，他是孤立的，被周围“熟睡的”群众所排斥，成了他们的牺牲
品。
虽然鲁迅创造的这位知识分子英雄关于中国社会吃人的性质所提出的警
告，被当作疯子的呓语，他在日记的末尾却发出了清醒的呼吁：“救救孩子。”
但是在此后鲁迅的某些为现代知识分子所绘的肖像中，这样的训诲逐渐让位
于一种更加忧郁的倾向；愤怒的叛逆者被沉思的孤独者、痛苦的伤感主义者
和自杀的厌世者所取代。在三篇典型的带自传性的短篇小说中，鲁迅所描写
的“较为清醒的人”也逐步变得悲观，甚至几乎完全绝望了。
《故乡》里的那位说故事的知识分子，即鲁迅小说中的“我”，遇见了
他童年时代的朋友闰土，他已经从一个农村少年变成了饱经风霜、苦于多子
的中年人了。讲故事的人立即有一种深深的隔膜感，这不单是由于他和闰土


① 林毓生在深刻地分析这篇小说的时候指出，辛亥革命不但没有创造出任何正面的成果，反而使中国社会
里受到传统约束的邪恶势力泛滥起来。阿　Q　这个浑浑噩噩的“革命者”的死指出了一条不可避免的教训：
思想革命是中国改革的先决条件；见其《中国的意识危机》中关于鲁迅的一章。



之间社会地位的悬殊，也是由于时间的嘲弄将他以往的欢乐变成了今日的悲
伤。他清醒地看到自己已经不再能进入囚禁闰土的那个世界，也无力将过去
的朋友从中解放出来。因此他的孤寂是认同感被绝望所窒息的结果。仍然是
知识分子的洞察力，使得过去与现在的矛盾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在酒楼上》的那位故事的讲述者，也同样在一家酒楼里和过去的朋友
不期而遇。两位朋友过去都有激进的理想，而现在又同样地意志消沉。因此，
当故事的讲述者听到他的朋友说起此次给他的弟弟迁葬和拜访老邻居的情景
时，他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几乎完全一致：故事的讲述者和小说的主人公，实
际上可以看作鲁迅本人的两个艺术的再现。通过巧妙地安排两个人物之间的
交谈，鲁迅在小说里巧妙地进行了自己内心的对话。
鲁迅内心的矛盾在这个故事里并没有得到正面的解决。正如帕特里克？哈
南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酒楼上》和《故乡》的中心思想，都是“不能实
现鲁迅那一代人为之献身的为社会服务的理想和道德的理想”；这牵涉到“个
人的良心甚至罪责的问题”。①《孤独者》是鲁迅小说中最伤感的一篇，其中
罪恶感和幻灭感进一步蜕变成自我厌恶和自我失败主义。小说的主人公魏连
殳经过了一连串的挫折之后，又参加了他祖母的葬礼，失去了生活中最后一
点亲属之情，他面临使一切厌世者苦恼的中心问题：生活中还有什么东西值
得为之活着？魏连殳在他的最后告别信中所作的回答很有启发性：
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
败者了。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
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
……
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
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你以为我发了疯么？你以为我成了英雄或伟人了么？不，不的。这事情很简单；我
近来已经做了杜师长的顾问……”①
这最后的讽刺语调使鲁迅的觉醒了的孤独者形象面对痛苦的结局。他已
经失去了天才的狂态，失去了孤独的英雄主义的气派，甚至失去了怪癖和玩
世不恭的傲慢。他自暴自弃，与世疏远，不受赏识，这种生活将他引向绝望
的尽头：通过自杀性的妥协行为——“无可挽救的死”——他加入了庸俗的
大众。
《孤独者》作于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正是鲁迅的消沉达到最低点的时候。但
是他没有跟随他的主人公，而是在此后的几年里逐渐从中解脱了出来，从政
治上走上献身“左翼”文学的道路。他生活中的这一阶段被称为上海时期（１９２８
—１９３６　年）。他的这两部短篇小说集，代表了他在五四运动中最初的“呐喊”
和高潮过后随之而来的“彷徨”。为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鲁迅与他较年
青的同时代人根本不同的心态，提供了极其深刻的佐证。作为一个阅历丰富
的中年人，鲁迅具有更成熟的洞察力，能够透过五四反对传统的浪漫主义的
光辉找出隐藏在后面的问题和冲突。对这些问题他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实
际上他出于训诫的目的而暴露病态，并未导致任何明确的医治方案。什么地
方也没有看到“铁屋子”的破坏。但是鲁迅却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更成功地、


① 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4（1975　年），第　92—93　页。
① 鲁迅：《彷徨》，第　134　页。



尖刻地嘲讽了一些“铁屋子”中的“熟睡者”。他并且成功地以极大悲痛与
激情，揭示了剧烈转变时期中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即此两点，鲁
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就是肯定了的。
外国文学的影响
除了作为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作者，鲁迅还是最坚持不懈的外国文学翻译
者之一。和他的弟弟周作人一起，他开创了对俄国和东欧小说的翻译，收在
１９０９　年出版的两册《域外小说集》中。这两册书在商业上失败得很惨，每册
只卖出　２０　本左右。①
较周氏兄弟远为成功的翻译家是晚清学者林纾，他从来没出过国，不懂
外语。但是当周氏兄弟的译本出版时，林纾已经出版了　５４　种译书。在令人难
忘的　２０　多年翻译生涯中，林纾译了大约　１８０　种书，其中　１／３　以上是在清朝的
最后　１３　年中译出的，其余的则译成于民国最初的　２４　年。②这在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林纾之所以受欢迎，首先是由于他天赋的文艺鉴赏能力和高雅的古文笔
法：在口译者的帮助下，他能轻而易举地把握住外国小说的风格和情调。他
曾说他能够区分一部小说与另一部小说之间的细微差别，如像区别家人的脚
步声一样。③作为对唐宋散文有深刻修养的古文大师，林纾养成了对西方文学
的不可思议的判断力：他认为狄更斯远比哈葛德高明，并将这位英国大作家
的各种写作技术与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和唐代古文家韩愈相比。他的学术
性很强的序言（虽然也许只不过是对自己的译述工作的理论解释），肯定能
令有教养的和没有教养的读者同样感兴趣。但是林纾商业上的成功，很可能
更与他利用繁荣的文学报刊事业，并使自己的译述适应流行晚清小说类型的
才能和运气有关。因为他的绝大部分译著都属于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这两大
类；另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侦探小说和冒险小说（仅哈葛德的作品就占
２５　种）。
正是林纾，这位文言文的大师和文学革命的反对者，为年青一代的想象
力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几乎没有那一个五四作家不是通过他的翻译接触西方
文学的。他所译的狄更斯、斯各脱、华盛顿？欧文、哈葛德等人的作品，尤
其是小仲马的《茶花女》，都是经久不衰的读物。当林纾使现代中国作家和
读者能够接触到西方文学的时候，他的同时代人苏曼殊则将西方作家变成了
迷人的传奇人物。①由于他出版了《拜伦诗选》（１９０９　年）——特别是他翻
译了拜伦的诗《哀希腊》——苏曼殊将这位英国的浪漫诗人变成了超凡入圣
的英雄，可能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中最光彩夺目的西方作家。苏曼殊将拜伦偶
像化并将自己比拟为拜伦，为中国接受西方文学立下了一个有趣的先例：正
如拜伦被苏曼殊当作慷慨悲歌的英雄的光辉形象崇拜一样，自此以后一位外
国作家在中国的地位，就要由他的一生和品格来衡量了：而他的作品的文学


① 关于鲁迅在日本时期的早期文学活动，可参阅李欧梵：《一个作家的诞生：关于鲁迅求学经历的笔记，
1881—1909　年》，载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文学》，第　179—186　页。
② 林纾的弟子朱羲胄说林共译书　206　种，见他所编：《林琴南先生学行谱记四种》，《春觉斋著述记》，1，
第　17　页。180　种的数字是根据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第　65　页。关于林纾的一生和作品的论述，可参看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　3　章。
③ 见林纾为他所译的的狄更斯的小说《老古玩店》所作的序，收入《春觉斋著述记》，3，第　5　页。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　4　章。



价值则几乎不关紧要。
到了五四运动时期苏曼殊的遗产为徐志摩和郁达夫以及创造社的其他成
员所继承，发展成一种新的传统：外国文学被用来支持新的中国作家的形象
和生活方式。由于他们自己膨胀了的自我和崇拜英雄的狂热，这些杰出的文
人建立了一种个人认同的偶像：郁达夫自比欧内斯特？道生，郭沫若自比雪
莱和歌德，蒋光慈自比拜伦，徐志摩自比哈代与泰戈尔（两位他曾与之谋面
并成了朋友的诗人）；田汉则是初露头角的易卜生，王独清是雨果第二。要
在文艺界出风头，不仅要拿出新创作的诗歌或小说，还要提供他所膜拜的外
国大师：拜伦、雪莱、济慈、歌德、罗曼？罗兰、托尔斯泰、易卜生、雨果、
卢梭几乎都列名于每一个人最倾心的作家的名单。这些“英雄”中的大多数
很自然地都是欧洲浪漫主义作家中的佼佼者；即使那些不能简单地归入浪漫
主义行列的人——例如托尔斯泰、尼采、哈代、莫泊桑、屠格涅夫——也被
他们的崇奉者从浪漫主义的观点，奉为以超人的精力为理想而战斗的伟人。
像这样从感情上将西方作家偶像化，导致了将外国文学当作意识形态的
源泉的倾向。像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义这样的术语，
也和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与民主等词语一
样，被热情地到处传播。对这些了不起的“主义”的一知半解，就像和外国
作家的“大名”发生关系一样，马上可以提高一个人的地位。令研究现代中
国文学史的人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要澄清、比较和评估这些各式各样
来自外国的文学方面的“主义”，并确定这种“外国影响”的真正性质。
首先，翻译作品的庞大数量就令试图对它们进行分类和研究的人，感到
束手无策。《中国新文学大系》卷　１０　中关于翻译一节列出的　１９１７　年至　１９２７
年出版的个人著作和选集，达　４５１　种之多。《中国现代出版史料》所列到　１９２９
年为止的数目，达　５７７　种。①在这些翻译作品中最多的是法国文学，计　１２８
种，其后依次是俄国文学（１２０　种），英国文学（１０２　种），德国文学（４５
种），和日本文学（３８　种）。多作家和多国的文集（３１　种）未计算在内。至
于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的翻译的诗歌、小说、戏剧和文章，更是多得不可胜计。
在文学革命之后的　１０　年中，由于出版业的兴盛繁荣，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
品数量极其庞大。
一个外国作家受欢迎的程度，是很难判断的，这要由他被译出的作品和
他的性格吸引力两个方面决定。那些比较富有魅力的作家——拜伦、雪莱、
济慈、小仲马和其他浪漫派作家——虽然翻译过来的作品并不算多，却是家
喻户晓。另一些作家——哈葛德、安德烈夫、高尔斯华绥、霍普曼——尽管
作品译出不少，却未能享盛名。像狄更斯和莫泊桑这样译出作品很多名气也
很大的例子并不多见。
翻译出的作品包括　２０　多个国家的作者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但一般说
来绝大多数介绍进来的作品属于　１９　世纪的欧洲文学，其中的两大流派在中国
占统治地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可以说，中国对西方事物的狂热追求表明了力图
将整个　１９　世纪压缩到　１０　年之内的努力。几乎所有的五四作家都鄙视西方的
古典主义，因为他们出于反对传统的热情，把古典主义和传统等同起来。只
有周作人对古希腊遗产表现出兴趣。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评论家——其中多


①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　355—379　页；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　272